半岛战争确实有一部分新兵参战，因为1950年10月开国之前，我军陆续复原和转业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兵干，半岛开战之后，才紧急扩招了大批新兵入伍来填补缺口。
不过新兵入伍之后，各地武装部会组织一个半月的基础军事训练，抵达东北之后，又是一个半月的适应性训练，也就是说，每个新兵都要经过3个月训练才会加入半岛战场。
我看剧本里的设定，领受任务之前，主角还在天马山地区驻扎过，照此推算，他起码经历过小半年的军旅生活。
按照我军传统，主角一定经受过相当程度的军事与政治教育，他的精神面貌，理应更加积极、乐观、主动。”
到底是战史专家，第一个问题就打在了陈一鸣的七寸上。
他昨天忽悠于大主持的那套词，继续用在这里肯定不合适。
文艺作品，讲究抓取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
如果是普通剧情片，主角怎么定人设都可以，但《1951》是主旋律电影，主角的人设需要凝聚我军新兵的典型特征。
一个木讷的乡村少年，经过3个月的军营锤炼，居然还是一副听天由命麻木不仁的样子，这说得过去吗？
你这个导演，对人民军队到底保有多少信任？
陈一鸣其实可以用“强化反差凸显人物弧光”的说辞应付过去，这也是前世他拍神剧时用惯了的套路。
正所谓压得越狠弹得越高嘛，为了破除伟光正的既定形象，《亮剑》还塑造了一个活阎王团长呢，也没妨碍那部电视剧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啊！
不过陈一鸣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再坦诚一些，以二次创作为由剪裁历史的做法，无异于指责余教授“你又不懂拍电影”，简直是无赖行为。
前世的名导们有底气把战史专家当摆设，肆意放飞自己的艺术创造力，陈一鸣可不想这么干。
他深吸了一口气，最后调整了一下措辞，这才开口答道。
“各位老师，我是个新人导演，思想浮泛认知肤浅，自认为只够格拍一个年轻主角。
剧本里主角的成长，其实就是以我自己的经历为模板的。
我承认余老师的意见更符合历史原貌，那个时代的新兵，经过人民军队的洗练锻打，一定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肯定会有反例，但放大到一个群体，必然是昂扬向上的大趋势，因为人是会被环境带动的，不如此不能解释我们在半岛取得的伟大胜利。
不过从导演的本职出发，我也必须实话实说，《1951》所要服务的受众，首先不是在座的各位老师，而是普通的华国观众，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观众。
他们，才是当前阶段国产电影的主流受众。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自己代入到电影里的刘东君身上时，是没办法理解余老师所指的那种‘脱胎换骨’的。
我是没当过兵打过仗，但我经历过集体生活，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跟我一样，代入主角时都是通过集体生活来移情。
举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相对贴合我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
我上学时在东北，每年冬天都会组织中小学环城接力跑活动，要求每个班级出10个人。
零下十几度在外面跑步，还要比积分排名次，策划活动的人可能很得意，但是具体执行活动的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全都怨声载道。
然后这10个参赛选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我所在的班级，1个是体育委员，1个是校体育队的，他俩属于无从推托那一类。
2-3个是主动报名的，至于动机各不相同，我了解过的有追女孩子、出风头、报给老师看、想当班干部，反正与集体荣誉无关。
剩下的名额，分组抓阄，谁倒霉谁上。
我个人的感受，所谓的集体荣誉，只有在开校运会时能令我有所触动。
不过也仅限于当啦啦队加油的时候，像我这种四体不勤的，真让我为了班级荣誉去跑3000米，也还是不肯的。
一个人的三观源于他的认知，我去构思刘东君这个人物时，不可能不融入自己的三观。
他在我最初的想象中，是个什么形象呢？
大概就是剧本开头持中略正的样子。
因为我接触过的集体，成员的品性就是这么分布的，特别无私与特别自私的属于极个别，漠不关心的小部分，随大流的一部分，一般热爱的大部分。
如果提炼一下当代部队新兵的典型形象，积极性主动性肯定要比学生强一些，但一定强得有限。
毕竟再封闭的集体，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战士们抗洪救灾不畏艰险不眠不休，不等于他们在干活儿间歇不叫苦不抱怨，也不等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发牢骚。
这是一个导演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创要让故事的逻辑，符合观众的心理认知。
而不是反过来，指着电影跟观众说，真实历史就是这样的，不理解是你内心阴暗无知浅薄！”
第81章 舌战群儒 提纲挈领
陈一鸣结束了发言，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显然众人都没想到，小陈导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连跟他比较熟悉的马二爷和孙副主任，都没有掩饰脸上的惊讶表情。
二大爷心说，你小子咋这么实诚呐！
我是让你在明天的研讨会上随便应付一下，没让你在今天的内审会上掏心掏肺啊！
还是说觉得老孙是孙猴子，啥事都能帮你兜瓷实喽？
最后还是提问的余教授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他笑着对陈一鸣说道。
“你这位小同志还给我留了面子，当我听不出来吗？你明明就是借今讽古嘛！
思想觉悟总是有高有低的，所以我们才要弘扬高的，批评低的，这样个人、集体乃至社会才能持续向前。
而这正是主旋律电影的价值所在，不是吗？”
陈一鸣咧嘴一笑，还颇为做作地摸了摸头。
“余教授您说的对，所以随着故事线的推进，主角也在战友的影响下经历着蜕变与成长，毕竟电影的时间跨度只有2个多小时，剧本里的进步速度已经是飞速了。”
老余啼笑皆非地虚空点了他一下，“你个小滑头，行啦，算你过关。
时代在变，人在变，主旋律没理由不变，你只是把起点压低了一点，表现空间拓宽了一些，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错误，试一试也好。”
余与飞的肯定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马、孙两位大佬稍稍松了口气。
李箭觉得对589阵地的指挥官着墨少了些，态度过于公事公办，台词里没有表现出对牺牲战友的痛惜，以及对传令二人组的担忧。
配角的话，陈一鸣就可以把创作规律掏出来了，反差论万用万灵。
陈一鸣表示，后续的渡河危机是589阵地的机关炮解决的，为此他们担下了暴露重火力的巨大风险。
通过实际行动体现战友情，应该比直接说台词更能打动人。
而引导观众自己推理和思考，想必也比演员直接演出来，更能让观众收获体验感。
王树斌是拍老了红色题材的，他问得要比李箭尖锐得多。
他对剧本的评价是“过于克制”，甚至是“克制到显得刻意”。
他问陈一鸣究竟是怎么看待我军战士的，么得感情的职业士兵，还是挣扎于战火的流离者？
主角遇到的战友为了掩护他，牺牲得毫不犹豫，但剧本里并没有给出任何动机，做出任何铺垫。
归根结底，剧本没有回答我军为什么会胜利这个关键问题，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陈一鸣彻底放开了，他不仅没有变脸，反而给老王鼓起了掌。
“王老师，您的反应与质疑，正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观影反馈，说明我的路子没走错。
在您看来，剧本里对每一名战士的刻画，他们的行为与言辞，有任何歪曲或是抹黑的地方吗？”
王树斌想了一下，迟疑地开口答道，“没有。”
“然后我想问，一秒生一秒死的战场，是解释原因动机的场合吗？”
王树斌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人物的关键选择当然要有动机有铺垫，但不一定通过台词直接说。
我想最终的成片应该可以回答王老师的疑问，毕竟镜头里的演员，可以通过肢体和表情反映内心情绪，这不是我用片面的文字可以讲清楚的。
最后我想说，访问过天马山战役的李玉成老英雄之后，我开始真正理解我军战士的选择。
他们首先是恪尽职守的士兵，然后是被坚果拉入战火的百姓，最后才是以身许国的英雄。
这是一个渐进的认知过程，当年参战的数十万战士，有的意识到了，有的没完全意识到，有的还没意识到已经牺牲，有的回国之后才意识到。
王老师问我知不知道我军胜利的原因，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军大部分战士认识到了第三层，而对面的联合军大部分士兵只停留在第一层，甚至第一层都达不到。
不同的认知，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想要清晰反映这种认知变化，不是《1951》区区2小时电影能够承担的任务，我背不动。
我只会如实还原当年战场的片段，把背后的认知过程交给观众。
不同认知水平的观众，自然会有不同的观感。
一定有像王老师一样的观众，试图去深入探究人物内在的动机。
次一级的观众，会感慨于我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至于信仰动摇的观众，会质疑电影在刻意美化。
不管哪一种观感，都能引发对那段历史的讨论，《1951》也就达到了目的。
其实故事里的主角，到影片结束的时候，思想认识也不过走到第二阶段。
但即便如此，对比刚刚领受任务的时候，他的成长已经足够明显。
主角才17岁，他完成了任务、活了下来并收获了成长，虽然电影没有接着往下拍，但我相信观众能够在想象中延续主角的未来。”
……
内审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陈一鸣拿出浑身解数舌战群儒，努力保住几个主要人物的人设没有被大删大改，不过部分台词、细节的修改终究在所难免。
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侯永老师，他的镜头本来就不多，结果起码三分之一的台词被挪给了团政委。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则是电影的结尾。
争论到最后，依旧是以陈一鸣的妥协而告终，他答应在原结尾的基础上再拍一段，稍许提振一下影片整体的“蓝色”基调。
约好了下周三之前提交修改版剧本，陈马二人推辞了孙副主任的晚餐，直接回酒店。
《魔都假日》的顺风顺水，让陈一鸣一度忽略了华国电影人的最大痛点，审查。
如今这部《1951》，该找上来的终究还是逃不掉。
看着坐在身边发呆的陈一鸣，二大爷轻笑着摇了摇头，还是太年轻太嫩啊！
“收收你那矫情劲儿，剧本的内核与骨架都没有动，这些改动绝对算不上大。
如果不是总政文艺中心出面，而是走电影局审查委员会的正规路径，就凭你这剧本的题材，拖到建国61周年都不一定上得了。
两个月审核，两个月打回，次次反馈都卡在60天的最后一天，你慢慢等吧。”
陈一鸣回过神来，讶然地扭头看向二大爷。
“怎么可能，铂爵的电影这待遇我信，可《1951》是魔影的片子啊。”
二大爷一声嗤笑，“明天那个还是帝影的片子呢。
到时候让你开开眼界，体会一下什么是‘武人动刀血溅五步，文人运笔血流千尺’。”
隔天，陈一鸣两辈子第一次走进帝都电影学院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