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感情这东西会坏事。
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
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
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地呆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拟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有一段时期，蒋介石因受宋美龄、宋蔼龄的影响，对戴笠的某些作为不甚满意，其中也包括他利用乡党挤走郑介民的事。于是，戴笠便想保送毛人凤到中央军事学校高级班去受训，弄个资格，并且避一避眼前的矛盾。
可是谁来取代他呢？戴笠犯了愁，横竖过了一遍亲信的名单，决定把原任上海二区区长的姜绍谟调来，“用龙换凤”。姜绍谟应召来到重庆，戴笠马上会见，表明了要姜接替毛人凤的意思。姜未置可否，当夜便宿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内。第二天一早，姜绍谟5点多钟起了床，在大院里散步。山城雾浓，这会儿还是一片昏暗，只见大礼堂对面毛人凤呆的那问小楼里，透出一线灯光，便走了进去，印入眼帘的是——毛人凤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批阅公文。
姜绍谟脱口道：“哟，你起得比我还早呀！”毛人凤一惊，抬头看是姜绍谟，一边起身让座，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还没睡呢。”这下轮到姜绍谟暗暗吃惊了。事后，他再去见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是别让人凤走吧，我接不了他这份工作。”戴笠忙问为什么？姜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声称自己做不到。戴笠没有办法，只得让姜绍谟去了别的部门。其实，有其一，未必有其二；有其二，未必有其三，诺大一个军统局，戴笠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近似于毛人凤的人来。无计之余，只得拿出“人言不足恤”的勇气，继续让毛人凤干下去。
这样一来，毛人凤严然成了戴笠须臾难离、且又是最重要的佐助，私人关系随之也亲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在排他性极强的领域里，两人也能相互兼容。比如说对待女人，戴笠渔色成性，军统上下无人不知。早年落魄江湖，混迹下层，在此道中耗去不少时光。后来，有了地位，“寡人之疾”
（《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语）愈患愈重。平时，见了太太小姐，稍稍有点风骚，骨头酥下去，淫念升上来，单在军统局内部，情妇就有余淑衡、赵蔼兰、叶霞翟、邹志英等一串。此外，还特别喜欢单独接见干部家属，密室谈心，几个小时不知疲倦。所以，知道“老板”这一爱好的人，凡是遇到尴尬的事，大多怂恿“家属”（指小妾相好）出面求情，常常能收到免灾去祸之效，为此，“黄马褂”们戏称这类勾当为“如夫人战线”。
毛人凤不像戴笠，于女人一道玩得那么猖狂，而是脑子里想着，心眼里惦着，看准了出击一下。这一点，戴笠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知根知底。因此，谈论女人，戴毛之间无所遮拦；把玩起来，也不忌讳谁的先手，甚至来个接力传递也非罕事。军统局的“黄马褂”们有个说法：“大毛”与“老板”总角相交，从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连玩的女人亦不分彼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跟胡逸民的小老婆向友新的关系。
起初，戴笠见色起意，对向友新萌生淫念，及至鸳梦成真，毛人凤帮了不少忙。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单线联系，毛人凤坠入了情网，苦于碍着戴笠的面子，眼巴巴地熬着，一晃就是三年。其间各自历练了一番，向友新改名向影心，先是“嫁”于汉奸殷汝耕，密谋暗杀未遂；继而又因“美人计”被陈果夫戳穿，暴露了身份，灰溜溜地回到军统局本部。
此前，戴笠已看出毛人凤的“苦情”，眼下，趁着重逢的惊喜犹在，决定裁减自家“班底”（指情妇群），割舍转赠，特准毛人凤与向影心组成家庭。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奇特的规定：即“抗战时间，凡属本局职员，禁止结婚”。
道理是先国后家，公而忘私。为此，戴笠还作过一个通俗的比喻叫：“针不能两头尖”，意思是说，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顾了这头，又顾那头。规矩制定出来后，曾有几个偷偷违法的，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甚至连戴笠的卫士也无从赦免。
偏偏毛人凤属于例外。结婚前，戴笠亲自替他在重庆中二路的杨森公馆——“渝舍”里借了幢小屋当行辕。洞房花烛的那天，又亲自上门送礼贺喜。
为此，有人背后嘀咕说，毛人凤有妻子在江山老家，如今停妻另娶，公然重婚，是犯国法；向影心原是军人眷属，又没正式离婚，现在毛人凤乘国家离乱、夫妻分手之际，鸠占雀巢，是犯军法；“老板”既已宣布军统职员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还搞“内阁改组”（指重组家庭），是犯家法。罹此三法，罪孽深重，换了别人，早就遭了大殃。唯独毛人凤，屁事没有，足见他跟“老板”之关系的特殊。后来，向影心怀了身孕，生下一个胖小子，毛人凤为之取名叫：毛戴水。体会涵义，又是一个精当的注脚。原来，戴笠命为火旺之相，欲水相济，为此取了个叫江汉津的化名，意为补水。毛人凤恰恰有水多泛滥之忧，命中缺火，因此起了个“以炎”的化名，算作添火求旺。
大处上看，戴毛组合，正应了五行上的水火相济；退一步看，毛人凤不顾泛滥之灾，让儿子再汪出一堆水来。可见，相济戴笠的心志是多么地坚诚！
有人曾对“江山帮”中的高级干部作过一个统计，大多有离开局本部外派的经历。比如姜绍谟，干过沪特区和渝特区的区长；王莆臣先后驻赣、驻陕、驻平；刘方雄当过香港站长；周养浩于1941年接任了贵州息烽的监狱长；甚至连张冠夫和毛宗亮也一度去过香港和仰光公干，只有毛人凤从1936年调回鸡鹅巷特务处本部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戴记特工系统中枢一步，对这种如影随形般的胶漆之状，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戴笠身上一根毛。
谦谦君子
重庆时期，毛人凤除了权柄上大有收益以外，口碑也渐渐好了起来，有一种溢美之词，甚至连戴笠也挂在嘴上，称他有“菩萨心肠”。其中，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就获誉非浅。其实，这也是毛人凤一以贯之的习性。早先，囿于身贱位卑，被人误以为低三下四；如今形势变了，再坚守不渝，尤其是面对根基深、有来头的重要人物，自然被当成了居位不骄、居功不傲的“美德”。
郑介民与戴笠互有芥蒂，殃及池鱼常常不给毛人凤好脸色看。但这并不影响毛人凤对郑长官恭恭敬敬的态度，时间一长，硬是把郑长官脸上的皱眉纹熨平了。后来，军统局迁到重庆，市面上物资匮乏，价格昂贵，生活不如从前了。毛人凤便利用“内当家”的权力，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紧俏的东西送往郑氏官邸。
汽油不够了给汽油，开销拮据了给“补助”，甚至连家里使唤的副官、厨子、佣人都由军统局支薪。有时，军统局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检处在外弄到了“好处”，毛人凤总不忘给郑长官送去一份。郑太太禀性贪小，郑长官十分“惧内”，面对毛人凤精神、物质两个方面的“恭敬”攻势，说什么也得在“感激”和“满意”的圈子里找结论了。
当然，对毛人凤的谦恭态度留下深刻影响的还有其他重要人物。据沈醉回忆，当时像张炎元、周伟龙、王兆槐、张业这些“特工元老”为公事去毛人凤办公室找他时，毛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并照例要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正经事。此外，不少外勤区、站的头头脑脑们来重庆局本部述职时，也都对毛大秘书的热情接待留有良好的印象。有一个时期，戴笠的母亲、妻子都住在机关本部，常常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毛人凤每次走进饭厅，总要先去老太太跟前请安，再向阿姐（戴妻毛丛秀）问好。
然后也不居大去与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儿们坐在一起，而是挤入中下级干部堆里，分别与书记、文书、副官乃至司机们点头示意后，才委身坐下，自管自地吃饭。有时，老太太或“阿姐”看不过去，主动地招呼他，“善徐，就坐在这里吃吧”。毛人凤脸上立即堆起笑容，一个劲地推却，除非戴笠到场吃饭，否则是不敢唐突造次的。
其实，在毛人凤心目中，重要人物的外延是比较宽泛的，他不像常人只留意地位官阶，注重的是一种关系。明里看，工作中的上下级是一种关系；相互之间的需要与配合是一种关系。暗里看，影响或决定毛之命运沉浮的一切因素，也都是关系，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关系。因此，他对接近戴笠，或者与戴笠有特殊“亲情”的人物，无论职位高低，都保持着十分恭敬的态度。
比如叶霞翟、赵蔼兰这样的女秘书，地位、军阶比毛人凤低，是毛人凤的部属。但态度上，毛人凤却把她们当“上司”一样对待，一口一个“叶小姐”、“赵秘书”，喊得彬彬有礼。原来，这里有个暗机，即赵、叶两人除了公开的职务外，实际上还是戴笠的情妇，向有“枕头秘书”的戏称。意思是说，戴笠平时坐车外出，叶、赵分坐左右，戴夹在中间，疲倦了，便靠在“两个枕头”上打盹、“充电”，然后便恢复了精神。
对这样的“准家属”，毛人凤从不轻慢。又如周念行，论学历资格，过去就在毛人凤之上。现在，戴笠因身份变化，需要装点墨香门面，常叫周念行给他“讲书”，诸如《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孙子兵法》等等。毛人凤见状尾随，也摆出了虚心向周大哥请教的样子，而且逢人便说：“我和启祥兄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之间”，这话传到周念行耳朵里，好生受用，回敬的言语便是“善徐谦虚了”。
一旦“谦虚”成为共识，梗阻的力量便大大弱化。在重庆的那段时日里，毛人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军统上层中最“摆得平”的人物之一，甚至像胡靖安这种连蒋介石都觉得扎手的人物，对毛人凤也少有微词。胡靖安此人，文化不高，资格很老（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脾性暴戾，动不动开口骂人，出手打人，老蒋厌恶他，又拿他没有办法，硬塞进军统局挂了个名。
这下可给戴笠出了难题。因为胡靖安在戴笠就读的黄埔六期学生队里当过政治部主任，算是戴笠的老师。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戴笠敬请胡去息烽特工训练班任了一个副主任的职，并破例地以“代主任”相称。
谁知，胡自大惯了，依然不满意，常常借向学生训话的当儿，发牢骚、骂大街、耍威风。有一次，息烽县执行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方针，搞清洁卫生，县长因事迟到，胡靖安自恃资历，硬将县长拦在街头，迫他当众下跪，弄得人家无地自容，挂冠而去。戴笠怕再闹出什么事，就把胡靖安调回局本部当设计委员，领中将衔，比戴的少将还高了一头。尽管如此，胡靖安还是牢骚满腹，骂声无绝。
面对这么一个扎手的人物，戴笠说不出的讨厌，却又无可奈何，推给别人应付吧，谁都视若“瘟神”，惟恐避之不及。最后只有请毛人凤担纲，经毛人凤三磨两弄，情况居然大有改观，那番降龙伏虎的本领，也就是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凡是胡靖安要求的，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就堆着笑脸凭他训斥。时间一长，磨平了性子，只要是毛人凤出头，胡靖安也就熄火了。
广结善缘
戴笠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有句口头禅，据说是源于一家土地庙门上的对联，叫：“公道公理，婆说婆心”。与会的人听了颇以为然，都觉得“老板”就是“公道”，毛人凤则是“婆心”。事无大小，“老板”说了算，“公道公理”；排忧解难，“善意”待人，毛人凤多的是温良“婆婆心”。
在军统局里，戴笠的悍狠与暴躁是出了名的，不论谁犯了过错，误了事，他都无法容忍，满腔的恶怒迎头砸来，犹如山崩地裂，吓得挨克的人个个面色惨白，冷汗淋漓。如果再稍有点不对劲的地方，性命前程就可能化为粪土。
有一次，戴笠吩咐王莆臣处理一份函件，王无意中给办砸，误了戴笠的事。
为此，王莆臣吓得要命。过去，他听过戴笠“敲木鱼”式的提醒，并以复兴社“十三太保”的酆悌为例，说此君所以倒霉，就在于秘书的使用不当，以至辜负了领袖的信任和期望。因此，你们当秘书的必须准确、谨慎，半点马虎不得。这一回，王莆臣马失前蹄，犯了错误，他担心过不了关，整天哭丧着脸，躲在一边叹气，正巧让毛人凤瞧见，忙关切地上前询问。王莆臣一五一十他说明了原委。毛人凤劝他不要着急，先写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争取主动，然后亲自交到“老板”手里，越快越好。
王莆臣照毛人风的吩咐做了，等他去戴笠办公室递交报告时，发现毛人凤也在那里。情况不出预料，起先，戴笠像点着了药引的挂鞭一样，炸得叭乱响。王莆臣洗耳恭听，唯唯称是。慢慢地觉着火头小了，只见毛人凤站了起来，接过老板的话茬儿说：“璧男（王莆臣表字），你怎么搞的？还当是过去大家当学生子的时候，可以下分彼此啊？现在都吃公家饭了，闯出大祸，江先生可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处处替你担着啦。”
听话听音，王莆臣立即明白：毛人凤是借着批评自己提醒戴笠，不要不顾“亲情”。于是，斜目瞟了“老板”一眼，发现戴笠坐到了椅子上，正看着自己送来的自请处分书，然后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也别提什么处分了，以后当心点！”王莆臣如释重负，指天划地地下着保证，心里却把毛人凤感激到了顶点。
类似这样的“行善”，毛人凤一般不划界，无论亲疏，出得上力的，都会尽力而为。就拿军统局一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来说，戴笠特别看重，每次都要请一些党政要人和其他机关的首脑到场。这样一来，可就苦了负责布置和筹办会议的部门，诸如布置组、交际股、警卫处等等，稍有不合心意的地方，轻则詈骂，重则挨打，常常弄得满地都是砸坏的板凳和暖水瓶的碎玻璃片，再就是一张张鼻青唇肿的哭丧面孔。逢到这类事，毛人凤总是硬起头皮充当“灭火器”，甚至不惜在众人面前接受戴笠的训斥，直到“老板”
偃旗息鼓为止。事后，他再拿出一笔款子，分别送到被戴笠打伤的人手里，算是聊慰皮肉之苦。钱当然不会花得很多，敛到的好处却不会很少。
沈醉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一桩毛人凤代人受过、笼络人心的事。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乒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到自己手里，于是便把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有关宪兵不法的材料，一古脑儿地搬出来，写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长篇报告，吩咐文书科的郭子良赶紧抄写出来。
郭子良抄到半夜，实在支持不住，便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戴笠亲自来文书科拿报告，找不到郭子良，一打听说是在睡觉，马上叫警卫从寝室的床铺上把郭拖起来，一问，报告还没誊好，气得他一跳三丈高，抄起棍子要打。毛人凤见状，忙伸手拦住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的，上午一定抄出来。”
戴听罢打不下去，转过身来指责毛人凤不知轻重缓急。戴走后，毛对郭说：
“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一个劲儿地向毛人凤表示谢意。
另外，毛人凤还精于“人走运时，托一把不知道；背运时，拉一把忘不了”的门道，喜欢在逆境中“扶危济困”，让人一辈子记住他的好处。比如前文提到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渤，以戴罪之身奉召回重庆接受“精神处分”。他去小巷子局本部报到时，总以为挨训作检讨肯定免不了，想不到毛人凤非但什么都没说，还彬彬有礼地为他安排了食宿，当场就给陈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好印象。
后来，陈被安置到第三处任代理处长，因为从来没有干过内勤，犯了愁，“不得不去请教毛人凤先生”。据他多年后的回忆，当时“毛人凤先生很照顾我，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的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尽管如此，对毛的好感仍大大地加重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