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时期，军统对外的形象不佳，毛人凤曾着力加以改善，不管效果如何，多少也为自己结了不少善缘。比如有一次，军统的一笔公款失窃，秘书室的秘书郭宗尧多次催重庆警察局前来侦破，均无下文，心中非常愤懑。总务处长沈醉因在重庆警察局干过，便自告奋勇地提出，陪郭秘书前往促成此事。谁知道，这位原先一直干外勤的郭秘书，受“戴笠风格”影响太深，一到警察局，三句话不顺，张手煽了对方的传令兵两记耳光，由此惊动了主管长官，只见他疾疾地从楼上走下来，上前询问，话还没说出半句，郭秘书又是一记巴掌，打得人家捂着腮帮子，半晌不敢出声。
沈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小的秘书，竟然如此霸道，羞恼得他别转身子就走，耳朵里还时不时地听到郭秘书训斥人的大嗓门。回到罗家湾，沈醉向毛人凤作了汇报，10分钟后，毛人凤便下达了免去郭宗尧秘书之职的命令。消息传到外厢，至少警察局方面对毛人凤的“禀公”办事有了好的口碑。
俗话说，多一尊菩萨多一柱香，多一个篱笆多几个桩。自从娶了向影心为妻，毛人凤的善缘越结越多，越结越广。这对夫妇确实搭配得合丝合扣，一个示人“婆心”，一个极其热情。据当时在军统本部行动处任处长的徐远举回忆：“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当时的想法是：依靠戴笠向上爬……未去钻毛人凤的门子。不过，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同我是旧相识，对我很好，经常对我挤眉弄眼，还常常拉我去她家中吃饭，与毛人凤、何芝园、潘其武一道赌博，她总在毛人凤面前说我好。”
如果换了一些不够档次的小角色，只要去毛公馆，向影心也总是以好烟好茶款待，一回生两回熟，短不了还能同毛太太说笑一番。向影心天生有勾男人肠子的本事，大小特务每每从毛公馆出来，心里总是无比地舒畅，比之“老板”，简直别如云泥。
年终一过，春节来到，处长主任等高级干部，一大早照例要赶往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给“老板”拜年，戴笠受过礼拜，年糕招待，众人大气不出，连吞带咽地吃完，如同过堂一般。然后，再结队到毛人凤家，气氛顿时变得松弛融和，大家谈笑风生，纵情恣意，向影心早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酒足饭饱之后，再摆一场牌局，弄到尽兴方归。于是，毛公馆就成了机关职员人人愿去的地方。
另外，向影心还非常善于交际，天长日久，替毛人凤敛了不少极为重要的人缘。当时，他们寄居在杨森的“渝舍”，进进出出的大多是党国权要，诸如何应钦、陈诚之类。毛人凤不彰不显，谁会正眼瞧他？比如陈诚，几乎每天早晚进出都要碰面，毛人凤固然忘不了恭恭敬敬地打声招呼，但陈诚总像没听见一样，随随便便地点点头就过去了。
然而，不出多久，内线有了进展，向影心与陈诚夫人谭祥交上朋友，时不时地拖上男人搓几圈麻将，方城之下碰了个脸熟。陈诚与戴笠关系不和，经常在公开场合辱骂军统和戴笠，但从来没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不利于毛人凤的话，这里自然有向影心周旋的功劳。
再就是何应钦、俞济时、胡宗南等要员，她全部拉拢得很牢，“内眷路线”是惯用的伎俩。尽管，胡宗南当时还没有结婚，但可能成为胡夫人的女士，照例颇受向影心的注视。她知道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宗南又看中了戴的“生活秘书”叶霞翟。未雨绸缪，便开始接近叶小姐，不出几月，调弄得叶秘书亲得直把她叫“姐姐”。
等到戴笠正式决定割爱，把叶小姐转给胡宗南时，向影心的热情又陡升十倍，每次约会前，亲自替叶小姐选择服饰，为她化妆，还唆使叶向“老板”提出留学美国的要求，弄个“博士”身份，再与胡司令“组阁”。后来，叶小姐如愿以偿，更把向影心看成了“骨肉”至亲。由此及彼，连锁反应，胡宗南跟毛人凤也有了诸多的亲近。
慈悲为怀
在军统局里，毛人凤替人通融求情已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军统局第二处发生了部属要联名控告上司的事件，慌得科长叶翔之直冒冷汗，气咻咻地跑到毛人凤那里求助化解。毛人凤一打听，才知是当官的犯了众怒。
早先，第二处所属的党政科科长沈介人，因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徵在办公室出演全武行，被撤了职务，叶翔之有幸接任。此君是军统高干李崇诗的妹夫，自恃有靠，放纵情性，一上台便与一位姓张的女科员演练“楼台会”（指男女暗合），绯闻传到戴笠耳朵里，叶当即挨了一顿臭骂。然而，猫馋难抵鱼肠腥，未久又瞄上了侦缉大队的女特工杨吉昌，着意编排出种种理由与她接近，终于得手。说来也巧，猫儿吃食狗眼红，杨吉昌的顶头上司，侦缉大队的队长谈荣章早就有意于这位部属。如今让叶翔之占了先手，顿时变得心急火燎起来，于是匆匆上阵，大马金刀，喝起了“二锅头”。
如此双龙戏珠般地乐呵了一阵，杨小姐发现自己已怀上身孕，急找两位“耕夫”理论。想不到耕耘时争先恐后的两个男人，面对收获却互相推诿起来。叶说孩子是谈的，谈说孩子是叶的，谁也不肯负责。杨小姐无奈，只好自己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送了性命。
杨小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的毕业生，重庆军统本部机关有不少同学，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非常气愤，决定联合起来向戴笠控告。戴笠虽然自己渔色成性，管束部属却主张严格，闹出这样的“家丑”，自然不会甘休。
想到这一层，叶翔之和谈荣章片刻间成了“盟友”，结伴来求毛人凤。毛人凤同意帮忙，但考虑到自己与息烽那班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亲自去搬动沈醉。沈醉曾在特训班兼过课，多少有点“师长”的资历。于是奉命出面，把十多个为首人员召来，一起吃顿饭，讲了不少“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宜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看在“老师”的面上，学生们答应不再控告，但必须盛葬死者，并由叶、谈两家出人送殡，以后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叶、谈满口应允，事情就此罢过，心中都对毛人凤感激不尽。
有时这类关节必须找“老板”通融，毛人凤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蹊径，换了别人既没面子，也没胆子，更谈不上乐于助人了。军统局汽车队里有个叫马福玉的驾驶员，曾为戴笠开过小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1940年冬，马福玉奉命去浙江金华出车，为军统局运回一批贵重药品。出发前，汽车队的队长黄四钦托他从金华买一箱文具用品回来，在重庆赚个差价。马福玉答应了。没想到返程途经衡阳时，被宪兵查获，一见文具用品没列在货运证明单上，就把车扣了。后经军统局衡阳站站长李人士出面斡旋，才得以放行。当时，戴笠的侄子也搭乘这辆卡车，目睹宪兵对军统的不敬，十分恼火，回到重庆后，便向戴笠说了前因后果。戴笠听罢，勃然大怒，认为马福玉给军统丢了丑，立即下令送军法处审理。
起初，马福玉还以为夹带一箱文具是豆大点事，不以为然，索性摆出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模样，没有牵带出汽车队队长黄四钦。谁知，小事捅出了大题目。当时，戴笠正在查办蒋介石娘家亲戚王世和（曾任蒋的侍卫大队长，时任74军副军长）的外甥的走私罪，并向老蒋呈送了案情和处理意见。为了标示自己的秉公无私，加大查办走私案的力度，决意拿马福玉开刀，拟成死刑，上报蒋介石。这下子惊动了毛人凤，忙拽着和马福玉有旧交的张冠夫一起去见戴笠，苦苦劝谏，拦阻此事，乃至声泪俱下。
还有一次，原先在军统供过职的缉私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主子宣铁吾，主动将军统的档案拿出来，一下子挖走了戴笠两部新式别克轿车。
戴笠向有喜好名牌车的怪癖，抗战期间，进口这类汽车困难，戴笠仍然挖空心思，他除了用军统局的名义采购外，还利用兼管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购车，其中便有利用缉私署名义买的两部别克牌轿车。后来，蒋介石命宣铁吾接任该署的署长，办移交时，戴笠有意把两部轿车转到了军统的名下。不料，解鸿祥挺身揭秘，让宣铁吾抓到了证据，气得戴笠要以“恶奴卖主”的名义，把解鸿样调回本部查办。毛人凤得知马上出面通融，劝戴笠不要这样做，总算让解鸿祥躲过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替人通融，虽然不专注于花钱消灾的俗套，但也从不着意无名无状的空头人情，总是想着法子让人感恩知德。沈醉说：“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由此博得的“好感”究竟大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每天照例的“工作午餐”的气氛，便可略知一二。
重庆时期，戴笠兼职很多，但又不肯放松对军统的控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每天中午在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搞一顿“工作午餐”，由各处处长、各室主任参加，边吃边谈工作，这样，无需多少时间，他就能了解每天的主要情况。但由于戴笠平时为人悍狠，脾气暴躁，享受午餐待遇的处长主任们丝毫没有荣幸感，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心境就像赴鸿门宴的刘三。这时，毛人凤以代主任秘书的身份入列其中，总是先讲些笑话，松弛一下大家的情绪，等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有时，戴笠因故不能参加，事先打电话告诉毛人凤，指定由毛人凤来主持“工作午餐”。
一到时间，处长主任们赴宴的劲头就高了起来。毛人凤这时也特别能够迎合大家，有意把伙食办得好一点。等到大家坐定，应景的套话简简单单地走过，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通，真是吃得满意，聊得开心。后来，军统译电科升格为机要组，原科长姜毅英由上校科长进阶为少将组长，也有了参加“工作午餐”的资格。一样是江山人，谁也不防范毛人凤，而姜毅英一来，大家都认为是戴笠的“午餐督察”，专门趁“老板”不在的时候，搜集材料打小报告。
于是，互相扮个鬼脸，打打眼色，嘴巴便上了锁。有个别气粗胆壮的，甚至一唱一合地说刻薄话，奚落姜毅英，气得这位“红粉”少将，哭了好几回鼻子。
“公道”与“婆心”
戴笠在军统力行独裁，习惯于一个声音发号施令。照理，是容不得旁人在眼皮子底下取悦众望的，万一裹带大了，扼制不住，家天下还成什么体统？
然而，毛人凤却是个例外。其间固然有“老板”笃信他忠诚的因素；再就是“公道”为主，“婆心”辅之的原则他能坚守不渝。
毛人凤做“好人”有个比喻，破屋子里点灯——里外亮，既让得到好处的人知道，又从不向“老板”隐瞒。比如叶翔之、谈荣章与杨小姐的情海风波，他就事后向戴笠作了如实的汇报；再如慰问因筹办“四一”纪念大会不力、而被打伤的本部职员，戴笠也是知道的。为此，有个把明眼人，甚至怀疑戴毛之间是否暗中有约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行“霸道”，一个行“王道”，玩的是一硬一软、刚柔相济的把戏。不管这种猜测如何，毛人凤尽量不让戴笠怀疑他的忠诚，以示明人不做暗事的方式确实是十分机巧的。
另外，毛的头脑十分清醒，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比如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于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于是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门来，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襄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老板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风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那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老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宋三小姐（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临走前，他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
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甭提有多高兴。谁知，许忠五居心不善，当晚便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
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后来，戴笠随着蒋介石的重新上台而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正缺人手，戴笠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所以这家伙（许忠五）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他没有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既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为求“扩大战果”，戴笠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其他中共同志。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中共重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老板”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为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共产党员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那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
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最后，毛达彪被杀掉了，据说行刑的那天，呼冤不迭，差点把声带喊破。
峥嵘偶露
其实，毛人凤的“菩萨心肠”只是一种假象，是他处于守势时惯用的韬晦伎俩，深深埋于胸际的还有毒如蛇蝎的另一面。比如趁人之危、满足私欲的行为就十分阴损。前文讲到的杨吉昌堕胎而死的案子，毛人凤帮了叶翔之、谈荣章的忙，其中就有谈的老婆奉献肉体付出的代价。又如山西天主教会的特务李广和，借宗教名义，在晋南一带从事反共卖国勾当，后来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跑到重庆来活动，被戴笠察觉，抓了起来。李的小老婆闻讯前来救援，想见“老板”，没有成功，却先见到了毛人凤。
毛一见这小娘们十分风骚，顿起不良之念，释放李广和的胆子没有，但以此为诱饵，趁机霸占人家内眷的阴损功夫却使将出来。就这样，李广和在牢里蹲到戴笠摔死，小老婆一直让毛人凤受用，唯一的优惠，就是能由毛人凤出面陪同，常去牢里探视男人。
另外，毛人凤公报私仇的手段也十分阴险毒辣，而且无计不施，无孔不入。1940年春，戴笠有一个警卫叫王春泉的，跟财政部的一位李小姐热恋上了，决意结婚。按照军统“针不能两头尖”的纪律，这是犯规的，所以几次申请，几次都碰了壁。王春泉为此大发年骚，背地里指责“老板”不公道，为什么他毛人凤可以结婚，我们就不能结婚！当时军统内部迫于纪律的约束，许多有情人难成眷属，听了王的牢骚大有同感，慢慢地聚成流言，传到了毛人凤的耳朵里，毛从此对王春泉记恨在心。不久，戴笠有事离开重庆，毛人凤代为看家。王春泉掐定烧柴的不敢整治卖炭的，便在罗家湾一带租屋，公然与李小姐结成夫妻。由于操办婚事，负了债务，又抵不住别人的索讨，便仿着同行的模样，铤身外出行诈。他找到重庆的一家商行，对总经理说：“如果贵行想从滇南公路进货，我可以帮忙，我们军统局的汽车队跑这条国际通道，不受检查。”商行经理知道军统局的威风，又听说王春泉是“戴老板”
的警卫，深信不疑，马上拿了笔钱给王，作为定金。其实，王春泉哪有权调动汽车队，没多久便露了馅。商行经理问他要钱，王还不出来，商行经理便写信向军统告状。状文很快落到毛人凤手里，按照常规，毛人凤多半会把当事人找来问明情况，然后再设法缓解，叫人当场感激。如今是王春泉则另当别论了，马上作为要件呈报戴笠。戴笠见王双罪并发，先破“家法”，再犯国法，立即叫军法处开审，确认事实后，判了个死罪。
其间，王妻多次来军统局求情，表示愿意替丈夫还钱。一些与王有交情的同事也指望毛人凤能出面通融，可王春泉还是被枪决了。紧接着，新寡的李小姐便每天在罗家湾唱她的哭丧歌。据当时在军统当助理秘书的王绍谦先生回忆，歌词的大意是：“我的春泉呀，嗳，嗳，你是屈死的鬼呀！说什么不准娶妻，为何大汉奸殷汝耕的老婆（当年向影心作为军统的卧底，曾嫁与殷汝耕为妻）可以嫁人呀！说什么诈骗？实在是没有权呀。有权的有钱又有势，我俩结婚，算犯什么罪呀？就说你有诈骗罪，为何不准我出钱赎呀赎罪呀？”真可谓一字一哭，声声带泪，矛头直接指向了毛人凤。然而，一个星期后，哭丧歌突然听不见了，李小姐也不知去向。
按照军统的规矩，死于工作的叫“殉难”；死于疾病的叫“殉职”；死于家法的叫“殉法”。这“三殉”家属，都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但李小姐却是个例外，人们再也没有见她来军统局领过抚恤金。毛人凤在这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认真思索一下是不难体会的。
“邹伟成事件”也可窥得毛人凤阴毒的一面。邹伟成是军统局本部机关里的一个职员，因为拉一手好京胡，被选为军统局中山室的娱乐股长兼国风京剧团团长。此人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很讨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欢喜，向三天两遭地邀上家来伴几段京剧，先是哼哼《玉堂春》，日子一久，彼此稔熟，索性演起了《大劈棺》。因为“伴奏”有功，向影心冒用毛人凤的名义，把邹推荐给杨森，当上了县太爷。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流言传到毛人凤的耳朵里，扰得他极不自在，转身射出一箭，假杨森之手把邹的县长撤了。
不过，相比之下，”胡逸民被扣案”更是一个小巫之后见大巫的例证，酝酿时间之长，发动速度之快，诬陷手段之毒都是可圈可点的。
当初，向影心从敌后归来，正打算与毛人凤重温鸳梦，忽然听说胡逸民出狱后，凭着西安事变中的丁点儿功劳得官又得钱，并且在督造汉口监狱的过程中填饱私囊发了迹，眼下正带着穆小姐在南京享艳福的消息，顿时气炸了肺。心想：那死老头子还没跟自己正式离婚，凭什么如此乐呵逍遥？毛人凤一心要娶向影心，也忌讳胡逸民与向的婚约，于是，顺水推舟，怂恿向与胡逸民闹离婚，然后再狠敲那老头子一笔。向影心本是个撒得出手的女子，按着别人提供的地址，威风凛凛地打上门去，三拳两脚就把胡逸民的安乐窝掀了个底朝天。
想不到偏偏碰上了胡逸民，又硬又毒又小气，他估摸着向的背后有人唆使，索性咬定牙关，坚决不同意离婚，并且反客为主地威胁向影心说，你若是自动出走，我就登报声明，小妾卷款潜逃，遂报案追赃。
一时里弄得毛人凤、向影心进也不成，退也不成，反而被动起来。照理，这桩事毛人凤完全可以借助戴笠的帮助，查明胡逸民造监狱时的贪污罪行，不怕他不就范。但又考虑到胡逸民当时正走红，背后又有何应钦、于右任等大佬的支撑，一旦闹出了大局面，终是两败俱伤的事。为此，便硬生生地把这口气咽了下去。戴笠知道后，称赞毛人凤有“大家庭观念”。戴笠的话固然受用，仇恨却铭记心头。转眼又是几年过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时，毛人凤与向影心的关系已由“露水”转为“合法”，生活事业都很顺心。但是胡逸民却险里求生，度日如年。开始是南京沦陷，做了一阵亡国奴。后来跑到上海的租界里充当高级难民，苦于此地米贵，居大不易，只好赎点资本，往金华开家公司，专做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的生意。由于胡在“国军”和汪伪方面有很多旧关系，生意维系得不错，多少攒了些钱，于是就想把在德国留学的儿子弄回来。
当时，德、意、日已签订了《柏林公约》，中德处于事实上的断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