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税警总团奉命改编为野战新编38师，孙立人出任少将师长，郭廷亮被其选中，出任中尉排长，自此一直追随孙立人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按三国军事协定，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进入缅甸抗日，郭廷亮在缅北两次战役中被提升为重炮营上尉连长。抗战结束后，孙立人以军长资格率新一军开往东北“剿共”，郭廷亮升为榴弹炮营少校连长。
1q48年1月，新一军奉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命令驻防沈阳，郭廷亮与连部驻地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来往密切。1948年4月，郭廷亮部奉命开注前线作战后，白经武以“共谍嫌疑”罪名遭逮捕。1948年初冬，郭廷亮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消灭，当时孙立人已奉调台湾主持新兵编练事务，郭从前线化装逃出，潜入已被解放的沈阳，找到获释出狱的白经武，请他帮忙搞一张路条逃离“敌占区”。
11月3日，白经武把郭廷亮引到沈阳铁路局饭店会见其兄，即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白经文先后与郭谈话四次，得知郭为孙立人老部下，在“国军”中关系甚多时，有意发展郭为“共谍”，从事兵运工作，要求郭“长期潜伏，掌握部队”，“设法制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台湾”。
郭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表格。白经文又介绍一位马科长，当面与郭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生收为通讯地址，今后中共派往台湾的联络人员以“白先生要我来看你”为接头暗号。
1948年11月12日，郭取得路条一张和十两黄金偕妻子一同逃往天津，途中遇见新一军的同僚，结伴于年底来到台湾，由孙立人派往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四队任副队长与第四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少校营长。
郭抵台湾后，曾向沈阳白经文、白经武兄弟写过一封信，报告到台湾后的情况。1954年9月，一位姓李的“共谍”联络员来到台湾，要求郭展开工作，联络友人同学。恰巧，此前已交卸陆军总司令一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也秘密召见了郭廷亮，要郭协助陆总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联络从第四军官班毕业的学员，搞成一种“横的联系”。于是，郭廷亮便利用孙的名望和关系，从事“共谍”联络员布置的工作。不久，郭廷亮便在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搞成了一个愿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军官网络，一共有100多人，在部队中形成了组织。
为了有效地开展联络工作，孙立人为郭廷亮等提供种种方便与经济上的资助，并且通过郭廷亮的安排，多次接见联络员。1955年5月，台湾军方计划在台南举行军事会操，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干屏东机场接受蒋介石和美国顾问团检阅。郭廷亮遂策划，趁检阅时采取行动，活捉总统。为取得孙立人的同意，5月15日那天，郭去见孙立人，称：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因部队中存有一股不良现象，拟向总统呈递意见书，并说准备借某部于5月中旬由营级教练结束转向团级教练之间的10天内为采取这种“呈递意见书”行动的时间。这次谈话没有提出“兵变”概念，孙立人没同意，但表示：同学勿轻举妄动，如有意见，等自己于5月25日左右到屏东再说。
但郭廷亮决定行动，并对自己联络的对象假传是孙立人的意见，行动时间定在5月底6月初，在南部某地设立指挥部。然而，临发难前，不少被联络者得知要搞兵变，分头向上级和特工、特勤部门报告，旋有毛人凤突然乘飞机南下，统一指挥行动，将孙立人在各部队中的联络员一网打尽。
综观九人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不难看出，“孙立人案”的实质是在军队内搞宗派，图谋不轨。与其相关的严重性，却在于被“共谍”利用，客观上成了制造变乱的帮衬。因此，“郭廷亮匪谍案”的罪证“确凿”，其实是孙立人咎由自取的前提。另外，“报告书”也突出了毛人凤在平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人调查委员会的“官样文章”其实作了很大的隐瞒。
根据若干年后披露的内情来看，孙立人的倒台涉及到美蒋关系的演变，他和吴国祯一样，完全是这种演变的牺牲品。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美国人欲拉拢陈诚叛蒋，没有成功，便开始垂青孙立人，同时还出台了一个倒蒋扶孙的计划，有三部分内容：先是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名义免掉陈诚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接着，美国以长期租借台湾、澎湖海军基地为条件，支持和援助孙立人；并且通知蒋介石，只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居台湾。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主持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派出曾与孙立人共事过的莫瑞尔到台湾，就此征询孙立人的意见，孙以未置可否的方式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计划。据知情人分析，当时老蒋在台的势力强大，孙有顾忌，不敢冒进。
美方见孙立人退缩，便决定自行其是，由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出面，对老蒋施加压力，要么离开台湾，要么不干预台湾军政，两条中允诺一条，美国就给台湾以武力保护。蒋介石大愤，断然拒绝。表面无从对美国人发作，暗中却把孙立人、吴国祯等亲美分子恨到了骨里。1950年春，麦克阿瑟派飞机来台湾接孙立人，招呼都不跟老蒋打一声，那神情好像是挑战式的宣示：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军政大权早晚是孙立人的。这下，把老头子刺激得厉害，自此埋下了于孙立人不利的祸种。
1950年春夏之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拟定了一个政变计划，目标都是用孙立人取代蒋介石。做法上，国务院主张鼓动孙立人发动政变；中央情报局认为，孙已经在策划政变，重要的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促其成功。
不久，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得到印证：孙立人两次向驻台湾以及前来台湾的美国官员表露了想采取“剧烈行动”的意图，这使美国务院大为兴奋，但计划一经讨论，立即遭到了美国防部的强烈反对，这当然和美国会“院外援蒋集团”的积极影响分不开。
美国政府的这些动向，通过“友好”的共和党议员以及毛氏特工系统驻美情报人员的“通道”，让老蒋了然于胸。只是苦干无奈，被迫采用一边示弱容忍，一边另谋它途的方法。为此，老蒋曾向法国政府放出试探气球——中共一旦渡海作战法国能不能帮助保卫台湾？法国拒绝了。接着，老蒋又与韩国、菲律宾秘密接触，准备去那里建立流亡政府，甚至还派人向麦克阿瑟建议，愿意接受麦帅以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远东地区（包括台湾）防务的事实，但绝不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同样遭到了拒绝。
1950年6月19日，美国务院在总统的支持下，正式制定出了一个在台湾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要点与程序是：第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协议，必须迫使蒋介石及其党羽离开台湾，将所有的权力交给由美国人支持的中国人领袖。第二，完成上述步骤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第三，如果蒋介石抵制，美国就派出密使以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愿意发动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说来也巧，计划中的“密使”还未去台湾（这个计划中的“密使”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孙立人便主动向柯克投来一封密函，呼请美国支持他实行政变，并表示：自己掌权后，将制止腐败。柯克收到这封密函，马上转交腊斯克。腊斯克看了内容，觉得事关重大，为防止泄露，将信烧了，只是口头上向国务院作了汇报。40年后，当有人问起此事，腊斯克仍然守口如瓶，咬定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
正当美国方面紧锣密鼓地盘算台岛军政大权之际，朝鲜战争爆发，迫使华盛顿把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到朝鲜战场上，倒蒋的计划只得暂时缓一缓了，除却明里支持岛内的亲美派，暗中支持岛外的“第三势力”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蒋介石与之周旋，明里多容让，暗中小敲打，也基本是这个时期的主调。一直维持到1952年10月底开始搬动吴国祯时止，才有了向亲美势力发动攻击的转变。因此，“孙立人事件”就是这类大清算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毛人凤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用“一以贯之，举足轻重”来概括，不失恰当。
从1950年起，孙立人等亲美派人士的一举一动就在毛人凤的特工系统监视之下，包括孙立人去日本、美国访问，都无法躲过保密局的耳目。其间，诸多有关孙立人与美国官员勾结，并且在军队内建立组织的重要情报，均是由毛人凤直接向老头子提供的。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在挫损、打击和剪除孙立人及其党羽的行动中，毛人凤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就拿1950年到1952年那段时间来说，孙立人权势倾天，如日中天，蒋介石表面容忍，暗里算帐，时时不忘敲打孙立人。比如1950年7月，孙立人的嫡系部属、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以“共谍”罪被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又如1952年2月，孙立人的老部属、原新七军军长李鸿以“共嫌”罪被判处25年徒刑，李鸿夫人则以“共谍”罪被处死刑等等，这些欲加之罪的罗织勾当，全出自毛人凤之手。这个李鸿“共嫌案”，便是一例。
李鸿，黄埔5期工兵科毕业。孙立人在中央军事教导队任排长时，李是班长，由此建立上下级关系。孙于税警总团当团长时，李鸿为所属团的团长。
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新38师，孙立人当师长，李鸿在其所辖第114团当团长，并且随孙参加远征军，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新38师师长。此时新38师已编入新一军，孙立人为军长。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奔赴东北，军长孙立人兼任东北第4绥靖区司令官，李鸿以38师师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38师师长）、彭克立（原新38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混，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为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25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及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幅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20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300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100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20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时，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又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好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对他说：“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
7月14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他接到毛公馆谈话。毛人凤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接着，毛人凤故意提到了郭的妻子和年在垂髫的儿女，使他产生顾虑，并说：“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毛还说：“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据郭廷亮的“陈情书”所述，由于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他屈服了——“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惕园）
主任等杜撰编造的。”1955年9月9日，毛人凤首次在侦防组召见郭廷亮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九人调查委员会成员）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还回顾说，当时毛人凤曾向他交底：“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乘车去“国防部”军法局，接受王云五委员的约谈，内容全都按事先编定的口径应对。到了10月份，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见诸于媒体，这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官样文章”。至此，“郭廷亮匪谍案”已告成立。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人凤说得那么简单。郭廷亮在“陈情书”中又披露了一些情况——1955年12月初，毛惕园突然通知他说：“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需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为此，两人争论不休。接着，毛人凤第三次出面约见郭廷亮，时为12月26日。
毛人凤对郭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于是，郭廷亮又屈服了，并按原先的陈述在法庭上“供认不讳”，具结按了手印。
事后，郭廷亮背着“黑锅”去服刑，毛人凤倒也守信用，对郭的家属给予了尽心的照顾。1956年初，毛人凤命毛惕园将位于圆山的房子腾出来，让郭廷亮的妻子儿女搬进去住。毛人凤死后，但这种照拂继续得到贯彻。1981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产权归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郭廷亮被批准回家探亲，台湾警备司令部又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0万元新台币，直到郭的一系列“陈情书”陆续公布于众，才知是交易的代价。可惜，此时孙立人已死去一年多矣！①
①孙立人死于1990年11月19日，郭廷亮的后两份“陈情书”分别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
水命归阴
1956年5月5日，国民党召开七届七中全会，毛人凤带病出席，中途劳累吐血，被送进台北的荣民医院，经查，诊断为肺癌，“中央”当即决定，送毛人凤到美国治疗，作了肺切除手术。8月间，毛人凤精神梢有“好转”，提笔给同乡至友姜超岳回信，简述了自己的病况与心情，信中说：“弟健康不争气，给番大夫拿去肋骨一根，肺两叶，可痛之至，并不许我今后吃酒。将来在欢叙席上，只能说：‘超岳，你干杯，我随便了’……”措辞不乏乐观。可是，术后四个多月，康复情况并没有起色，渐露灯枯油尽迹象。毛人凤知道大限将近，挣扎着要回台湾，于是搭乘飞机归岛，几天后离开了人世，时为1956年10月14日，卒年59岁。
毛人凤患病期间，蒋介石多次到医院探视。闻噩耗，垂泪哀位，手书“忠勤永念”四字，还下令追赠毛人凤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对一个从未带兵打仗一生浸润于秘密的特工头子来说，算得上是罕有的殊荣了。
毛人凤死后，葬于台岛汐止吴天岭，岭端形似隆，高数丈，周约千余步。
自岭下踏阶而上，如登崇台。祭坛宽阔，能容纳好几百人，规模宏伟，数里外可见。墓前立有三座骈碑，一人多高，都是大理石的料。中题“毛人凤将军之墓”，于右任书。左“褒扬令”，右墓表，由江山小同乡姜超岳撰，原“考试院院长”、现“总统府资政”贾景德书。略观死后气派，足见生前显赫。
毛人凤一生迷信，自认水命缺火，最终偏偏栖于孤岛之上，四面环水，不得天年。这一次修建墓穴，登高求阳，不知是潘其武的踏勘，还是蒋介石的选址（蒋介石曾为戴笠选定墓址，详见第八章），想来总有一番文章。据说，蒋介石把毛人凤葬在这里，就隐含“镇煞”的意思（因为50年代，汐止昊天岭地区曾是“台湾人民解放军”活跃的地方）。
毛人凤生不能还乡，死不能归根，历史给他作了无情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