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是岛内亲美势力的代表之一，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又属于新政学系，跟张群一党。为此，张群、吴铁城等联袂去找老蒋说情，老蒋开始拒见，后来见了，非但不宽恕王世杰，反而指着吴铁城骂，国家的事都坏在你们这班人（指政学系）手里，一气之下还摔了一只茶杯，最后，几乎要把吴铁城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家后，情绪激烈，无法入睡，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居然一命呜呼！
美国驻台大使见老蒋敢撤王世杰的职，马上呈文向华府报告，说这是小蒋干的好事，如果由他任性下去，岂非第二个“铁托”①？美国政府本想趁“国大”召开之机，进一步扩充台岛上的亲美势力，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于是一边对老蒋施加压力，让他履行让“第三势力”归队参政的承诺，一边又怂恿呆在美国的吴国祯对蒋经国发动攻击。未几，吴便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第一次公开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指谋杀事件），并指斥台湾没有民主，是一党专政。台湾方面毫不示弱，由“立法院长”张道藩出面，列举吴国祯包庇贪污，营私舞弊，苟取巨额外汇（清查王世杰的罪过时，发现王批过一笔巨额外汇给吴国祯）等罪状13条。接着，隔海对骂升级，吴国祯索性发表《上总统书》直指蒋经国大名，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送到美国留学。同时又批抨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祯一闹，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朝野对蒋氏父子的反感。老蒋怒不可遏，厉斥吴国祯“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与自由”。为此，还迁怒于宋美龄（因为吴当初以赴美讲学的名义要离开台湾，老蒋不答应，美国方面施加了压力，宋美龄同意放行），据说他把宋美龄叫到书房里，狠狠地煽了一记耳光，宋美龄又惊又气，回身便走，老蒋跟在后面追赶，追了几步，见卫兵站在门口，才愤然作罢。此后，宋美龄飞到美国一住就是半年。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吴国祯事件”。它暴露了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暴露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深刻矛盾。但这一次蒋介石没有退让，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免去吴国祯的一切职务。国民党中央随之作出开除吴国祯党籍的决定。同时，暗中还加快了扫除亲美排蒋势力的步伐，矛头直指孙立人。
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紧随“主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铁托当年与斯大林闹翻，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从共产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积极因素”给予支持，但铁托并非因此而听美国政府摆布。这里是指扶植台湾，而不能控制台湾的意思。
郑介民“削藩”
1954年3月下旬，“国民大会”在台湾召开，蒋介石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副总统”是陈诚，“太子派”的俞鸿钧为“行政院长”，唐纵兼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防会议”，性质等同于“总统”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会议”主席由老蒋自任，秘书长是周至柔，实质性负责的是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会议”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的职能，翻版于原先的“总统府资料室”，按照老蒋的意愿，仍由蒋经国兼任局长。这时，恰值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小蒋当“国安局”局长，并且搬出“后台老板”，声称：
美国人不赞成蒋经国总揽特工。那么，位归何主呢？宋美龄马上建议，让郑介民干，同时强调，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思。接着，便有了下面的一幕。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老蒋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到总统的士林官邸来。郑介民驱车前往，在官邪的客厅里，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争论。蒋介石见郑介民来到，用手一指沙发，要郑坐下。
郑坐定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
蒋经国板着脸，没有说话。郑介民告辞出来，宋美龄送到门口，对郑说：“你作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捣蒜般地点头称好。可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定亲信陈大庆当“国安局”副局长，郑介民无从抵制，只好委屈阮清源，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班主任。宋美龄很不高兴，结果弄得郑介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建制是一个办公厅、四个处以及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外加一个电讯总台。郑介民新官上任，开山的第一“斧”就是改制，即把保密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把内政部调查局改名为司法部调查局。
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
“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部调查局”移交；反过来，原“内政部调查局”设在香港、澳门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秘密组织，也全都向“国防部情报局”移交。形式上这个分工与移交是对等的，骨子里却把毛人凤剥夺得只剩下门面了。
试想，三年前郑介民接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时，毛人凤就料定郑介民不会有好的收场。三年下来（其实不到两年），郑介民碰得头破血流，本钱蚀光。反过来，再拿烂摊子“掉换”毛人凤的精兵强将，即“保防家底”，手段比三年前的剥夺还要恶劣。
其一，当时大陆工作是台岛战略转变的主战场，上峰重视，实力可观，尽管蕴含着碰壁的趋势，毕竟不是人人看得清楚的，其二，丢弃“大陆工作”的主持权，毛人凤还有退居其他阵地的出路，尤其是岛内的保防工作。相比现在的剥夺，一方面把毛人凤苦心经营的家底抽去，另一方面又把赤条条的毛人凤揿在“主外”的“钉板”上，倍受熬煎。对此，毛派分子愤愤不平，竭力怂恿毛人凤从中作梗。
不久，又听到一个更荒唐的决定，即“第三势力”垮台后，在塞班岛培训的人马以及整个情报、通讯交通网络必须予以接管，按照过去的惯例，毛人凤一直分管这方面的工作，理应负责到底。但郑介民却不顾这一事实，宣布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简称：“中二组”）接管，因为“中二组”的主任由他自己兼着。由此可见，郑介民是下决心不让毛人凤在特工圈里“居大称肥”了。
功在名外
面对僚属袍泽的愤愤不平，毛人凤不急不躁。其实，他心里明白，郑介民这两下“剥皮抽筋术”根本奈何不了他。说说道理，不多不少，整整四条：
第一，毛人凤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地位之高，堪胜以往；第二，蒋经国暂时丢失特工大权，通过“国防会议”，居高临下地控制特工，毛人凤不管在哪里，总是担纲人物；第三，毛人凤浸润特工行当20余年，盘根错节，私蓄庞大，已是无需“老大”名义的“老大”；第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即蒋氏父子的无比信任，他们交办的事情以及附带的权力，莫要说郑介民无从干预，就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修炼到这个份上，毛人凤不再有争锋的情趣。反过来，看看郑介民的机关算尽，倒想起了一句老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①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毛人凤被摒离“大陆工作”的主导地位以后，有些相关的事，老蒋仍然要他办，因此毛人凤也有了不拘泥于名分的“自由”，他去大陆“销帐”，并不在乎是否有“越界”之嫌。比如，前一个时期，老蒋突发恩乡之幽情，凄切得茶饭不香。毛人凤知道了，派人偷偷潜入奉化溪口，把蒋母之墓、“慈庵”故庄、丰镐房旧居、妙高台风光全部拍摄下来，洗印成照片，拿给蒋介石，只看得老头子热泪纵横。又如，1953年底，老蒋突然想念起戴笠在大陆的遗属（解放前夕，戴笠的儿子戴藏宜没能逃往台湾，受到人民政权的惩罚，被判处死刑。留下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衙州城内花龙巷娘家，而后迁居上海），嘱令毛人凤一定要把郑锡英等弄到台湾来定居，毛人凤密派黄铎潜入上海，与隐藏在我公安部门的内线接上关系，“顺利”地替郑锡英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被送到青浦托人照料）办好出境手续。郑锡英化名为沈凤英，在黄铎的陪伴下，经九龙抵广州，再过境到香港。1954年1月，郑锡英与两个儿子到达台湾。老蒋得知后，十分高兴，马上安排接见合影，此外还把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送到美国留学。
这两桩事，显然讨了老头子的欢喜，但于“大陆工作”参与的程度还欠份量。不久，毛人凤亲自安排了一个“重量级”的行动，即密派段云鹏再次进入大陆（这也是老蒋十分关心支持的），一面恢复原有潜伏组织的活动，一面继续发展新的组织，从中挑选可造之材，送香港受训，再派往大陆，建立秘密交通点和秘密通讯台。与此同时，段还负有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特殊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年6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向，马上通过公安部在港的情报关系，把消息传到北京。
对此，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部署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在边界堵截，发现段立即抓捕。
起初，段想以偷渡的方式潜入大陆，但领路的“黄牛”夜间在九龙粉山岭边界踏勘时，被港英警察发现抓走，无法成行。于是改用公开方式，由保密局香港站替段办好身份证及进入内地的手续。段化名张仁，是九龙“大轮行副经理”，专程去广州与和冒行洽谈“生意”。9月14日，段云鹏西装革履，商人打扮，从香港乘广龙线一进入深圳，立即被我公安部门的监控点发现，并通知了广州。就这样，一张铺设了将近4年的大网，终于在广州收拢，罗瑞卿部长得知段被擒获的消息后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下达命令迅速将段押解北京。为此，公安部队选派了10个身强体壮，有丰富擒拿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将段云鹏从广州押到北京。为隐秘安全起见，把段关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里，送到草岚子看守所。这里专门为段准备了一间单独的牢房，装上粗粗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亮得刺眼，直射牢内，门口24小时不断岗，死死看住了带镣上铐的段云鹏。
毛人凤从香港站得知“段已平安潜入大陆”，十分高兴，特命香港站站长，出面款待有关的协助人员，就在众特务酒酣耳热之际，大陆一边，罗瑞卿部长正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活捉飞贼段云鹏的经过，毛主席风趣地说：
“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段云鹏在大陆蹲了15年牢，于1969年10月被押解到天津枪决。
由此可见，名分界定对毛人凤已没有羁绊的意义。相反，老魔有道，纵横捭阖，世面越做越大。1955年成了毛人凤栖息孤岛“功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先是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震惊世界；接着，查处“孙立人事件”，岛内哗然。尽管当时内情隐秘，云遮雾罩，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四十年后知情人陆续揭密，毛人凤于其中的担纲作用也昭然于世。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是毛人凤重开“大陆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4月11日下午，一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在香港至雅加达的航线上飞行，按正常的情况，飞完全部航程需七个半小时，现在已过去五个小时，听着发动机美妙的声音，狄克希特机长很满意，他熟练地打开无线电台，接通了雅加达机场，对方的声音又响又清晰，询问中国总理是否在飞机上？因为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乘这架飞机抵达印尼，出席一共有28个国家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就在这时，一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右机翼起火，接着飞机像受伤的苍鹰，斜着翅膀跌下云端，未及碧蓝的海面，便在空中炸裂开来。这一惨烈的空难事件，立即震惊了世界。
当天夜里，印度通讯社从孟买发出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沙捞越北面海中坠毁，机内11位乘客包括人民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及8位乘务员恐已全部遇难。第二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布电文，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深切哀悼。电文说：“大约七点钟，我获悉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从中国飞往雅加达途中失事坠毁。在任何时候，这种可怕的惨局都是令人悲痛的，特别是机上载有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这就令人倍加悲痛和遗憾……这次失事异于寻常，飞机坠入海中前十分钟，我们还收到机上发出的正常电讯。大概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故……”究竟是什么事故呢？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次谋杀事件！”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北京就获悉了美蒋特务要制造麻烦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毅为正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同时还准备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因为这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出品的飞机，性能良好，已安全飞行3000万英里，1万多小时，机组人员富于经验，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多次乘坐该机从事外交活动。
4月3日，公安部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特别通知有关的驻外人员，密切监视美蒋方面的动静。4月5日晚，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侦察人员专程赶到北京汇报，说是台湾特工机构已在注视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4月6日凌晨3时，情报传到周恩来手上，他立即把公安部的负责同志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飞赴广州再到香港进行核实，结论认为：这宗情报绝非空穴来风。公安部经过慎重研究，觉得非常情况下，小题大作要比大题小作好。于是，向中央提交了倾向于美蒋可能采取行动的报告。
周恩来看了报告，问公安部的负责同志说：“如果你们明确下了这个判断，那么美蒋特务最可能下手的地方是哪一处呢？”公安部负责人认为，香港是美蒋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很大。
周恩来问：“你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插手此事？”公安部负责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周恩来又问：“那他们（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公安部负责人说：“一方面是破坏我们赴亚非会议，起码是起到恐吓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国际纠纷，而这一点特别符合美国方面的意愿。因为美国方面一直不满英国人承认我国政府。”周恩来经过考虑，同意公安部的分析，并下令外交部研究此事，再与英国方面联系。他对陈毅说：“公安部分析的情况很实在，如果美国要破坏中英关系，他们破坏阴谋的地点，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香港。”情况果然与公安部负责向志估计的那样。据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40年后向记者披露——就在北京决定包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不久，台湾的特工部门便获悉了这个情报，毛人凤一听率团的是周恩来，十分兴奋，当即决定采取行动，“肇事”的地点就选择在香港。目的除了体现反共宗旨外.阻挠和破坏中共参加亚非会议，挑拨中英关系也在其中。
未几，行动计划拟准，毛人凤责令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在张平宜的谷正文专访文章内，此人被写成“周斌成”，但在其他有关军统的史料中，均为赵斌成，不知是音讹、笔误，还是化名？）。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极工心计，特训班出身，曾是戴笠欣赏的学生，戴笠死后，赵追随毛人凤，当过香港站的站长，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根据掌握的情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抵香港，中间有一个多小时停留在启德机场，补充燃料和检查引擎，这是唯一可利用的机会，因此，选择恰当的行动员，放置定时炸弹是全部行动成败的关键。赵斌成仗着关系多，很快物色到一个叫周驹的家伙。此人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未婚，有一个嗜赌如命的老父亲，拉下一屁股“饥荒”（指债务），促使周驹极有逐利之心，是重金可买的“勇夫”。于是，在6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驹同意涉险。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斌成返回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毛听罢连称“大有可为”。据谷正文自述，起初赵斌成还怕60万元赏金数目定得太大，不敢向毛人凤开口，特央请谷正文代述，毛人凤却说“值”，60万元港币换周恩来一命，“真是太便宜了”。
4月10日，赵斌成拿着60万元港币到香港，按照谷正文的指使，把周驹及其父亲弄到宾馆，一边交钱，一边就把周老头子扣为人质。当天晚上，周在赵的调教下，反复演练安置使用定时炸弹的全部细节，直到完全掌握为止。第二天（即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去启德机场上班，顺利地通过了例行检查。原来，赵斌成交给周的炸药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为了对付机场的安全检查，特制成牙膏的模样。按照惯例，机场职工允许携带简易的盥洗用品，于是，炸药也就混进了启德机场。
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飞抵香港，乘客们下机后，机场负责加油和检修的工人立即进入工作现场，有查看引擎的，有测量机油的，一辆米黄色的加油车驶到飞机跟前，跳下几个穿戴整齐的中国工人，熟练地打开软管，给飞机加油，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周驹身材瘦小）闪进了机舱……
一个多小时以后，全部地面工作完毕，乘客一个接一个回到机舱，引擎轰鸣，“公主”号发着巨响，冲出跑道，直入云端，不久便在沙捞越上空爆炸，同机殉难的有中国代表团成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国、黄作梅、杜宏、郝风格以及越南官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记者弗·琼逊。所幸，敌方情报有误，周恩来、陈毅不在机中。但毛人凤哪里知道，骤闻飞机被炸讯息，片刻间他屏息呆立，竟跟痴了一般，那神情就像输惨的赌徒突然赢了大注，不敢相信是真的一样。直到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理秘书长的新闻见诸报端，才知“公主”号失事是真，周恩来同机遇难是假，再细想昨夜兴奋，辗转反侧的徒劳，顿觉索然无味。于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大降其调，一边叙述谋杀行动的全部过程，一边对周恩来的幸免于难深表遗憾。蒋介石毫无责备的意思，相反还觉得就此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效果仍然不错，并且当场签下一笔9000美元的奖金，以示犒赏。
然而，就是这么一桩人所共愤的罪恶勾当，有关方面却做了大量欲盖弥彰的报道，其中尤以美国的新闻媒体为甚。事故发生不久，《纽约时报》记者从孟买发出报道，声称是援引机上幸存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先生的声明，认为“这似乎更像是一次普通事故，而不像是有意的破坏事件”。卡尼克先生看了类似的报道后，深表不满，立即写信给《印度时报》编辑部称：“我否认曾在任何时候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一个月后，即5月14日，美国新闻社又从马尼拉发出类似的报道，称印度尼西亚调查小组组长伊马旺博士否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系被人破毁的指控。他说迄今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证明“情况良好”，飞机坠毁是由于一次普通的事故。对此，伊马旺博士通过新闻媒体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并于5月26日以调查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作出结论，认为飞机失事是由一枚放在右翼尾轮升降道中的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为什么美国新闻媒体要对事实真象极尽掩盖之能事呢？维修工程师卡尼克的一段回忆颇可玩味——卡尼克先生清楚地记得：这时，（指飞机在启德机场检修，机务人员在用餐的这段时间），有个年轻人冲进餐厅，从外表上看像个西方人，带着典型的美国口音发问：“你们要载中国代表团到万隆去吗？”大家皱起眉头没理这个鲁莽的家伙，于是他冲着狄克希特机长道：“那些中国佬想保守秘密吧？大概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你？”机长愤怒地说了句：“我不知道。”但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仍然问个没完：“你们一定要马上起飞了，是吧？”“你们什么时候到雅加达？”就在这时，印度航空公司货运组的一个组员来通知机长说，飞机加油完毕，乘客的行李已经送上飞机，准备起飞。“干得真快。”机长说了句。“他们都是外交人员，不受海关检查哩。”货运组职员解释道。
那个美国口音的年轻人听到这句话，立即把椅子往后一挪，冲出了餐厅。
当时机组人员都猜测，这家伙是个爱管闲事的新闻记者。其实，正如我公安部负责人对这次行动由美方“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的判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它的直接恶果，不仅使这一丧尽天良的罪行逃脱了国际公论的谴责，而且还使“空难”血案成了“历史之谜”，整整推迟了40年①，才被彻底揭露。
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40年之际，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发表了署名张平宜的采访文章，当时参与执行的“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内幕，指出：这是一次蓄意的谋杀事件。
“孙立人事件”
查处“孙立人事件”是毛人凤涉足“岛内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请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随后，中央成立了以陈诚为主任委员，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为委员的九人调查小组，负责对此案进行调查。
两个月后，即1955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须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视后效。”与此同时，媒体发表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结论有二：
第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第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人郭廷亮匪谍活动而不自觉”。
这就是所谓的“孙立人事件”，它由两个案子组成，二个是“郭廷亮案”，要害在于利用孙的信任与重用，执行“共谍”任务；另一个是“孙立人案”，要害在于利用郭在军队中的关系扩张势力，间接为“共谍”提供方便。于是，继吴国祯之后，台湾军界最富有实力的亲美派分子——孙立人彻底倒台，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软禁生涯。
据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述，“郭廷亮匪谍案”是证据“确凿”，脉络“清楚”的，具体事实如下——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1929年，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成立由财政部缉私处指挥的税警团时，选中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出任团长。1938年，税警团发展成为税警总团，还办了干部教练所。郭廷亮于1939年考入教练所学员队第二期，毕业后留所任区队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