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难长，蒋经国突然又提出要抓这支部队，毛人风不敢与其争锋，只能“自觉”地让出指挥大权。好在小蒋“领情”，从顾及毛人凤的利益出发，对这支残军实行政治和情报的分治，部队的特工和谍报系统仍旧归保密局“滇缅边区情报总站”领导，给毛人凤留足了面子。这样一来，毛人凤手里的“游击武装”事实上已丧失殆尽。
“美援”带来的烦心事
“反攻大陆”闹得轰轰烈烈，岛内形势却阴云重重。近来，老蒋心情乖戾，或喜或忧，忽晴忽雨，这是什么道理呢？说到底还是陈仓烂谷的霉味不除。早先，老蒋苦于孤立，一心指望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今盼来美援，却又陷入了前隙纠缠、后路受制的磨难之中。日前，偶有小恙，夜来头沉如铅，信手拈过一本“闲书”，伴灯而读，一则悬梁鬼索命还魂的故事，撩动心肠。说是某县城有一吊死的女鬼，结绳为环，诱人观看，亭台搂阁，美妙如画，观者若是贪恋，将头伸入环内，绳索骤然收紧，顿成新鬼，女鬼便可还阳了。这类故事，蒋介石小时候就听说过，玩味的意义就是自警莫要贪恋，真正以为自投罗网的，还是眼前的尴尬，说白了也就叫：没有美元（援）想美元（援），求来美元（援）多美元（怨）。
怨在哪里呢？老蒋们心而问，觉得越来越无法容忍的是车辙易轨。初入台岛，他己有城府，决定扶植小蒋，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促成顺利交接，这也是当时岛内开展“整肃”运动的一个目的。然而，“韩战”爆发以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湾，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岛内的亲美势力由此崛起，并且占据了军政要位。先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跃居陆军总司令，亲美色彩浓厚的吴国祯当上台湾省政府主席。孙、吴二人背景相近（美国人欣赏），私交甚好，舆论谓其曰：文武双星，最佳拍档。接着，亲美派人士俞大维和王世杰又分别当上了“国防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此气象壮观，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说这只是交易，那么蒋介石可以把割权相让当作是对美援的一种补偿。①可事实上，政治交易并不是市场交换，仅仅遵循等价的原则，而且还蕴藏着更长远的战略图谋，这也是老蒋与美国人的分歧所在。在老蒋这里，美国人的价值在于帮助他光复大陆；在美国政府那里，台湾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尽管反共的共同立场使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决定着他们各行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强行制定“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与老蒋明里“配合韩战”，暗中加紧“反攻大陆”的举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典型例证。这样一来，分歧就会演化成新的矛盾斗争，亲蒋与亲美自然也成为台岛政坛上的一种分野。
看着亲美派的“茁壮成长”，蒋介石心里是不悦的，客观上他是自己属意的蒋经国时代的一个障碍。但托庇于美国人的保护，又迫使蒋介石尽量采取妥协容忍的态度，一张一弛下，亲美派日趋嚣张，亲蒋派积怨日甚，就拿“整肃”中的清算“罪臣”来说，老蒋希望通过湔雪错误，开创新的历史，同时也为蒋经国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但亲美派却趁机大肆削弱蒋的羽翼，孙立人拿黄埔系开刀，力度之强，手段之硬，看得不少亲蒋派人士颤栗。纷纷跑到老蒋那里诉说唇亡齿寒的忐忑心境，表现出了对孙立人等权势倾天的强烈不满。对此，老蒋除了苦笑，还是苦笑。因为，目前他离不开美国人。
其实，凭过去的经验，蒋介石何尝不知老美的援助历来是附有条件的！
①美国方面曾通过郑介民传话，要蒋介石把陈诚的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吴国祯，老蒋同意了。
至于代价多大，倒是估计不足。他一直有个希望，总以为通过顽强的表现，可以改变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印象，从而获得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他觉得希望近似于奢望，至少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中很难实现。这几天，他正在考虑改变方向，把做美国人工作的重心移到共和党身上，促使他下这个决心，除了岛内的亲美派势力得势不饶人外，再就是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已从毛人凤呈送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的证实。他把这个想法跟蒋经国一讲，小蒋举双手赞成，并说这件事由自己去办，不获成功，决不收兵。
所谓“第三势力”，说到底也是华府（指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摆布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伎俩。早在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经召开过对华政策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菲利普·杰塞普。当时，会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派表示反对，司徒雷登建议折衷，于是国务院出面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临时的对华政策。这个三人小组研究的结果，仍旧认为蒋介石没指望，从而提出了策划扶植“第三势力”的政策。这里的第三势力，其实就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旧官僚班底。
这批人既不去北京，也不去台湾，因此相对中共和国民党而言，简称为“第三势力”。美国人认为，挽救美国的在华利益，最好的选择是扶植小党派或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们跑到香港，那里窿集着许多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一经怂恿，个个血热，首先由原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和老改组派头目顾孟余出面，组成“自由民主大同盟”，欲举李宗仁为党魁。李宗仁似乎无意抛弃名存实亡的正朔地位，表示暗中予以支持，暂不公开亮旗。美国人生怕奇货不居，“友好”地把老李接到美国，以“总统”待遇奉养起来，留待后用。与此同时，他们还拉拢了旅美华侨组织“民宪党”的伍宪子、李大明和“民社党”的张君励，共同结成“第三势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重新合作，但出于取代老蒋的图谋，美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第三势力”的扶植，尤其是随着岛内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斗争不断公开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扶植也加大了力度。这都促使老蒋反省“美援”，丢掉幻想，重订对策。
居“闲”不闲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走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
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手，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
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郑介民主持“大陆工作”两年，果然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详见第二十章“大陆工作”一节）。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版，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作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毛人凤不顾双方预先说好“严守秘密”的约定，将伍介绍给参加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
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帐。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译电、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烧身”自省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问育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辩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干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蒋介石看中共和党偏爱自己的政治倾向，十分希望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以金钱笼络，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明里由“民国”驻美公使陈之迈、武官皮宗敢把玩，背后的牵头人物却是蒋经国的特使毛邦初。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靠着小蒋孝娘的秉性，沾了爱屋及乌的光，倍受信用，眼下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常驻美国，表面上主持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工作，即向美国洽购飞机、器材等等，实质上主管着这等大事，一架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就装在他的购料处里。
蒋介石笼络共和党与共和党支持蒋介石，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要归结为美国的政党政治。解剖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哗众取宠、勾动选民的同情倾向历来是政党团体操持政治的伎俩。道理很简单，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形式上必须是选民意志的选择，却不排斥如何诱惑民意，乃至愚弄民意。因此，在野的党派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将执政的党派当作靶子，大肆攻击；执政的党派则要捍卫政府的政策，尽量证明自己的高明来驳斥四面八方的攻击，其间，受功利所驱，追求心理爆炸效应，就成为一种摆布民心的技巧较量，最典型的手法莫过于“丑闻”效应。1952年的美国大选也无例外。首先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作为民主党弃蒋政策的对立面存在，再辅以丢失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事实上已成为大选中有利可图的话题。因此，共和党的亲蒋倾向与其说是为了帮助老蒋，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上台执政。其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并不信奉“忠实”于朋友的原则，在亲近蒋介石的同时，共和党还不乏热情地拉拢李宗仁，要李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材料，如果有“丑闻”当然更好！
或许是观念上的差别，李宗仁还不适应将朋友的敌人当作朋友的时尚（更何况民主党政府还在执政），拒绝了共和党议员的拉拢。反过来，民主党要求帮忙，他倒爽快地答应了，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毛邦初。于是频频约毛吃饭聊天，好酒好肉，好烟好茶，几次三番，“交情”大增。这一切，当然都由毛人凤的美国眼线记录在案。不久，发生了一桩事，起因于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他曾向蒋介石表示，愿意负责台湾空军在美的装备采购工作。老蒋有求于共和党的帮忙，哪有不答应的道理？随后就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
这可是一笔泡在油里的买卖啊！毛邦初尝过了滋味怎肯撤手，却又缺乏抗旨的胆魄，只得闷在购料处里倒酸水，从老蒋到共和党的议员挨个儿埋怨，怨到酸水发了苦，突下横心，准备弄个鱼死网破，大家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败之局。于是，就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向老蒋提供情报的隐情，一古脑儿端了出来，这正是民主党求之不得的“丑闻”。几天后，以“中国游说”之重大内幕揭秘为题，民主党向共和党发起了反击，所有的资料、图片，都制成锌版，印在报纸上，接着，民主党议员又提议，建立专门的机构，对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就此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见祸事闹大，不敢向小蒋复命，索性举胳膊挡脸，先顾一头，卷上替空军保管的两千多万美金，一溜烟逃到墨西哥隐居起来，这件事对孤岛的外交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人凤不敢隐匿不报，很炔将整理好的详细情报，送到了老蒋的案头上，蒋经国为此挨了老头子的训，好一阵抬不起头来，心里直埋怨毛人凤。
毛人凤没考虑这事产生的后果，波及到夫人派（宋美龄）和太子派（蒋经国）的矛盾，牵扯出元老与新进之间的瓜葛（因为这件事客观上成为对手们攻击小蒋的把柄），违背了把蒋氏父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处事原则。
不久，毛人凤便尝到遭受报复的滋味。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他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远塞进国防部，顶替郑介民那个次长的“缺”，这件事背后有宋美龄的支持，具有夫人派与元老派的双重色彩。另外，周至柔也知道郑介民的背景非同小可，决心揭老郑的疮疤，损害老郑的形象以达到目的，于是想到了毛人凤。当时，老蒋正在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毛人凤轻车熟路，一把揪住了郑太太违背“领袖”精神的过错——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自然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关系之密，如胶似漆。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吃回扣，陆老板又偷工减料，赚了不少昧心钱。由于当时局势吃紧，毛人凤自顾不暇，这笔帐暂时吞在肚里。然而，“好伴”不散，到了台湾，陆老板与郑太太的勾结依然如故，先由郑介民将手中的“国防工程”发包给陆根记，陆老板再将盈利与郑太太拆帐，这乌七八糟的勾当，都没逃过毛人凤的眼睛，既然周至柔要派用场，毛人风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其实，整郑介民他是巴不得的，有人代劳，岂非快事？）。
周至柔拿到材料，十分感激毛人凤，当天晚上就上报给宋美龄，宋美龄再转给蒋介石，蒋介石又批给蒋经国查办。小蒋拿到批件，突发灵感，产生了一个借郑介民之手警告毛人凤，打击夫人派、元老派的念头，于是原汤原汁地把文件交给郑介民看。郑介民仗着“美援”，腰杆正粗，怎咽得下这口气，马上恨恨地说：“我家那口子吃黑，他家那口子（指向影心）也不见得干净……”小蒋见郑介民情绪高昂，怂恿郑揭发问题。郑安排人调查，果然摸着对方的一桩黑事。
原来，杜长城的技术总队撤到台湾后，陈诚拨了大量黄金为其扩编队伍，期望杜在防守台湾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陈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爆破”的军事大演习，社长诚、胡凌影趁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有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向影心。郑介民弄到这些材料，高兴得手指发颤，立即向老头子汇报。
蒋介石因循前例，转批给小蒋查办。蒋经国二话没说，将杜长城、胡凌影扣押，交军法审讯，一俟核实，批准枪毙。
小蒋一家伙敲掉了毛人凤手下两员大将，令毛人凤着实吃惊，闭门思过，深以为毛邦初那件事，自己处理得有失恰当，如果事先向小蒋“汇报”一下就好了。看来，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老蒋即便再信任自己，至亲莫如父子，不可能以影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道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者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再加上以前的醒悟，详见第十九章），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干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社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紧随“主流”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75人，列席330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①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七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蒋经国两年来“改造党务”的结果，体现了吐故纳新的宗旨，也标志着国民党向蒋经国时代转变的初步完成。七全大会后，“改造委员会”被撤消，作为改选委员会的骨干唐纵，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跻身于太子派行列。虽然高出毛人凤一头，但相比过去的起点（唐纵是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毛人凤什么也不是），毛人凤跨的步子更大。七全大会后，蒋氏父子还让毛人凤参加了所谓《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的起草，这又意味着毛人凤对“大陆工作”的独特地位，仍是郑介民的“大陆工作处”无法统揽的。
毛人凤坚实而又无法摇撼的卓越地位，激起了毛派分子的无比兴奋，就连有叛主之嫌的叶翔之也大生悔意，暗中托人传话，流露出了重归故里的乡恋情结。毛人凤大度、热情地表示欢迎，一来惜其有才；二来毛人凤需要有人在郑介民身边卧底。于是隔阂消去，叶翔之又成了毛人凤的股肱。
七全大会解决了新老交替的接班问题。随后，亲美势力又成为蒋氏父子必须扫清的障碍，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台省主席吴国祯。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65岁寿辰，因为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奉行节俭，老蒋携夫人跑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避寿”，临时打电话邀吴国祯夫妇前来吃饭，当天还留他俩过了夜。翌日，吴国祯因台北有约会，婉言谢绝宋美龄的再三挽留，告辞下山，突然发觉开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从老蒋的车队里借一个驾驶员救急。说来也巧，那天吴国祯的夫人黄卓群闹肚子，开了几分钟，非要下车方便不可，司机便把车子停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等到吴国祯夫妇方便完回来时，发现那位司机脸色惨白，一问，才知有人在汽车前边的两个车轮以及后边的一个车轮上动了手脚，如果不是车子停得早，开到前面的拐弯处，车轮必然滑出无疑，届时，吴氏夫妇，连同司机便会掉下深渊，跌得粉身碎骨，而看起来竟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吴国祯当下醒悟，知道蒋氏父子向自己下毒手了。
1953年1月，美国政府易主，对台政策发生变化；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支持老蒋；3月鉴于后台老板的变化，吴国祯自请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①六全大会时，中央执行委员有222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名，到1947年9月实现党团合并时，由三青团中央干事转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有蒋经国等58名，候补中央干事转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有24名。七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只有32名，候补委员16名，总数不足上一届的12％。
蒋经国为什么首选吴国祯开刀呢？说来话长，早在大陆时期两人就结有疙瘩。当年，小蒋到上海搞限制物价、金融管制和“打老虎”运动，吴国祯是上海市长，没有很好地支持小蒋。运动失败后，小蒋对吴有怨言。到台湾后，吴国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占据台省主席的高位，客观上走到了与小蒋对立的前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比如，小蒋总揽全台特工，搞“保密防谍”，搞“整肃”，大抓“共谍”、“共嫌”，弄得风声鹤唳。吴国祯时常以“民主政治”，强调“法制”为由加以阻挠。1950年的“王哲甫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王哲甫是台湾火柴公司的经理，总公司原设在上海，董事长姓吴。
上海解放前夕，总公司迁往台北，但吴董事长没有跟来，仍留在大陆，并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民国四十年》，对蒋介石多有不恭之词。对此，蒋氏父子十分愤怒，命毛人风调查。调查中，毛发现王哲甫与吴的关系密切，便以通共罪把王抓了起来，交司法审判，拟准死刑。谁知，吴国祯知道后，出面阻扰，并以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放人。毛人凤不敢作主，请示蒋氏父子，最后迫于美国人的背景，作出妥协，把死刑改成了七年有期徒刑。但这口气小蒋一直梗在喉头，不吐不快。
到了1952年，台湾进行第二次县市长选举，蒋经国为操纵选举，赶在投票前抓人，其中有市县参议会的一些议员。吴国祯身为台省主席，挺身出面干涉，说话很不客气，很可能这就是促使蒋经国早下决心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人凤表现出了鲜明的坚定性，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蒋一边，尽管对吴国祯的谋杀事件内幕没有详尽的披露，但由蒋经国指使，毛人凤的保密局动手似成公论。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又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正酝酿要搞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春，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政府换汤不换药，依然在控制台湾政权上作文章，示意老蒋多容纳一些亲美分子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允许“第三势力”归队参政。老蒋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久，“第三势力”的代表梁寒操，经陈诚批准，抵达台北，住在招持所里。第二天一早，发现衣服、书籍全被偷掉，十分狼狈。
这件事是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干的，目的是给“第三势力”一个警告——回台湾来，莫要说性命，就连随身物品的安全也靠不住！
为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跑到蒋介石面前大叫大嚷，一边骂“小人无耻”，一边催老蒋赶快批准让顾孟余、张君励等来台湾参政，蒋介石本来就积怨在胸，怎容得下王世杰如此嚣张，盛怒之际，把王世杰的秘书长职务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