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反攻”
1950年6月25日，岛内的整肃运动开展得正酣，保密局“汉城组”突然发来急电，说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详情有待细查后禀报。为此，老蒋异常激动，认为翘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特意关照毛人凤要为迎接新的战略转变做好准备。6月25日夜，“国民党”驻韩大使邵毓鳞的详细报告送到，证实了保密局“汉城组”的情报无误，毛人凤心情陡然松缓，如同掀除压顶巨石一般，兴奋得彻夜难眠。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第二天，太平洋舰队的13艘军舰开入台湾高雄港，伴之还有一道冠冕堂皇的总统声明，称：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活动。”7月里，麦克阿瑟飞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共同防御事务；8月，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进驻台湾，自此，孤岛求得老美庇护，上下惶惶不安的气氛渐趋淡薄，接踵而来的则是为促成新的战略转变，即反攻大陆而摩拳擦掌。
从6月29日起，台湾“外交部”就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意派遣三万三千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赴朝作战，趁机把战人引向大陆。美国政府的意愿恰恰相反，只希望通过“台湾中立化”，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岛的步伐，并不想以此激怒中共，成为哉争中的对手，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7月份，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老蒋以自己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为理由，再次提出赴韩参战的请求，仍然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然而，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老蒋依然把配合“韩战”的文章与反攻大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毛人凤的特工部门出发，第一个“杰作”就是阴谋策划“炮轰天安门”的事件。
“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二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他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了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3颗炮弹，每发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
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50万美金的重奖。毛人风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定，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信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代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
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
1950年9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总体游击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二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6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台，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磁功，周迅予未做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100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憋功，555团由西康宝兴县翻过夹金山直扑匪案，532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作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555团包围起来，激战4天。第五天，532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事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532团被迫做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555团。1951年2月6日，周迅予再次占据懋功，台湾电台、“美国之音”聒噪不已，只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改成了蒋介石“反共救国”战略的“辉煌成果”。
毛人凤的第二张“王牌”是流窜于西北夏河一带的所谓“甘青反共救国军”，匪首马良、马元祥纠集青海“马家军”的残部，凭藉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特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人凤为突出“大陆总体游击战”的效果，特意通过空投特工、电台对其加强控制与指挥，计划将马匪的地盘，搞成所谓的“甘青边游击根据地”，然后再跟周迅予部连成声气，构建西南、西北互相呼应的大格局。
第三张“王牌”是逃往缅北的残军。1950年1月，李弥的第八军主力在云南元江被解放军歼灭，该军所属第二三七师第七○九团团长李国辉率千余官兵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再从三岛渡过楠垒河，穿越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于1950年4月中旬抵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捧，与九十三师二七八团团长罗伯刚所率残部相遇，在此开荒种地，建屋修房，收税经商，落脚谋生。
小勐捧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泥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日后这里便成为以种烟贩毒而闻名的“金三角”。当时，残军的不法行为，曾引起缅甸政府的愤慨，组织国防军进剿，残军以游击战的方式与缅军周旋，两次反击得手，将小勐捧夺回。缅方无奈之下，同意举行谈判，使残军获得了“合法”的基地。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重视，决定给予援助，促使其向大陆窜扰。1950年8月，从云南逃到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受命飞赴缅北，纠合这部分残军，正式打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旗号，李弥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或许是考虑到毛人凤与李弥的“亲密关系”，以及防止美国人操纵这支队伍的可能性。①老蒋决定把这股匪徒的“政治工作”和“情报工作”的线头都交给毛人凤。
为此，毛人凤捧出夹袋里的亲信吕维英，推荐给李弥，一块儿从台北飞往缅北，在那里建立“滇缅边区情报总站”。1951年5月李弥率部8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入窜云南，刚开始时，锋头颇健，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攻克孟连，西路连占沅县、岩帅、党坝、镇康，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在解放军云南军区的有力反击下，全线溃退，逃出国境。1951年7月，李弥重整残旅，第二次入窜云南，又告失败，于是重返缅北，再度经营起“金三角”来。
①美中央情报局看重这支武装是为“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给新中国抗美援朝施加压力。老蒋则是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将其纳入“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范围，为其梦想的反攻大陆所用。
全面渗透
与“大陆总体游击战”相配套，保密局对内地的渗透也投入了更大的力量，贯彻的要求，同样是大面积、全方位。交通发达的地方，派遣人员以商贾华侨的名义，从香港进入；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利用美国飞机的帮助，直接进行空投。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类似的空投不下几十次，计200余人，每一批都携带电台、枪支、弹药和其他用品，空投的人员，大多是毛人凤赋予重任的特派员、政工处长、参谋长，专门用来加强台湾方面对“敌后武装”的领导和控制作用。当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这一类空投基本上都能奏效，因此，号称有几十万游击队的反动武装，通过这类渗透，抓到了毛人凤手里。另外，对一些中心城市的渗透，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情报收集以及破坏暗杀活动的支持上，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1950年10月，保密局的高级行动专家、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从香港来到内地，通过先前组织的情报网络，得到了五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这是段第三次来大陆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暗杀活动。为了说清这一类渗透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段第一、二次来内地的情况叙述一下——1949年10月，段云鹏第一次来大陆，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迅速在北京建立新的潜伏组织的情报网络，①然后再拟定计划，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为了给“赛狸猫”打气壮行，毛人凤破格提升段为上校，还带他去士林官邸见了蒋介石。
段云鹏进入大陆的路线是：先到舟山群岛（当时的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手里），以此为跳板进入上海，去张允福家串门。张是保密局特工，现己随上海站撤到台湾，家里只留下妻子。段见到张妻时，发现还住着一位王小姐，本名王忆南，妓女出身，油头粉面，搔首弄姿，格外引人注目，一打听才知是保密局特工孙某的姘头。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凭着这段渊源，饥男渴女顿成“眷属”，王忆南便以段云鹏的“秘书”的身份与“赛狸猫”比翼双双乘车北上。
车到天津，段云鹏不敢马上进入北京（其时崔铎落网，段不敢轻举妄动），派王小姐前去探路。五天后，王忆南从北京返回，按照约定的地点——天津南马路二道沟29号干振江家与段碰头，进门未及汇报，先撞翻了醋坛子，只见一个30多岁的年轻妇女伺候左右，与段的关系非同寻常。段见王“秘书”阴沉着脸，估计是女人肠子窄，犯了妒嫉病，马上把于振江、曹玉静（30岁的年轻妇女）介绍给王忆南。原来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人物，专干窝赃、销赃的勾当，仰慕“赛狸猫”的名声，附逆为“地下交通员”，并且引荐了在天津车站工作的王国庆，三人由段云鹏分派，成为华北行动组天津特别小组的核心成员，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破坏工厂企业和公共设施，调查政府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情况，准备暗杀。
根据王忆南的汇报，段云鹏了解到：北京还有不少老关系未被人民政府挖掉，立即决定去北京开展工作。段云鹏来到北京，化名李馨斋，商人身份，在朝内南小街某客栈住下，先去找徒弟——保密局的“运用员”杨某，没找着，却碰上了魏金山。魏是个生意人，从前在北平经营一爿茶庄，暗地里兼做毒品买卖，有一次蚀了本，段慷慨解囊，匀出二两黄金，助魏度过难关，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半年未见，魏已中年发福，穿着一件长衫，仍是一副商人模样。
互道契阔后、段告诉魏，自己这次从台湾回来，任务是搜集情报，搞到了，毛先生有赏。魏金山老脾性难改，只要说到钱，立刻来情绪，当下表示愿为段云鹏工作。段便关照魏，要注意中共高干的汽车，发现了记下车型、车号，顺着行走路线跟踪，直到住处。同时，还要求魏发展眼线，扩大组织。
过了几天，段云鹏又寻找魏金山，魏说物色了一个人，在民航局当炉工，叫李万成，段说，民航局是要紧地方，能发现不少中共头儿的线索，于是让魏约李万成见面。段对李的印象不错，当场夸口许愿，说是回台湾后，立即上报毛人凤，委任魏金山为华北行动组北平小组的组长，李万成为组员，为了便于隐蔽，还给两人起了化名，魏叫魏玉峰，李叫赵芝圃，并规定，今后由天津的曹玉静来北平和魏联系，如果有要紧的事，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的联络处跟自己通信，封皮上写李馨斋收即可。
除此而外，段云鹏在北京还联络了赵友三；在通县找到了开和平小店的刘珍，同时把刘的伙计张文起发展为“行动员”，把刘的老婆发展成为“地下交通员”，凑合成一个“通县小组”。
①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副站长吴宗权率领留在北平的100多人参加了和平起义，并且配合公安部门侦破了王莆臣最后布置的一批潜伏组，基本上肃清了保密局在北平的潜伏组织和情报网络。
12月里，段云鹏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建立组织的情况，毛人凤基本满意。
段云鹏第二次来大陆是1950年的4月，他先到天津，仍落脚于南马路二道沟29号于振江家，布置完任务，只身潜入北京，无意间在朝阳门外看见沿街卖劈柴的张兰亭。张在日伪时期曾任文安县保安团的大队长，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搞过“三光”，欠有血债。日本投降后，张被列为汉奸。要不是段云鹏帮忙，向马汉三说情行贿，恐怕早就身首异地了，自此张追随军统局，武装袭击解放区，捕杀中共干部和进步群众，坏事干了许多。段云鹏第一次来北京时，找过张兰亭，由于张搬移住处，未能见着，这一次意外邂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段云鹏确认张兰亭无疑，便悄悄地盯了一程，见张走进家门，上前认清门牌号码，决定另选一个日子登门拜访。说来也巧，那天，张兰亭的弟弟张熙亭也在，索性一网兜进，全部发展成为“行动员”。接着，段又问起张的妹夫秘静轩近况。秘以前是自卫团的司务长，被段网罗为保密局情报员，并从中作伐，将张兰亭的妹妹介绍给秘，撮合成一段姻缘，段第一次来北京时，也曾找过秘，同样是因为搬迁，没能找到。张兰亭见段云鹏关心妹夫的情况，便自告奋勇地代秘打“保票”，接着再由秘静轩“发展”陶天林，四人组成了新的行动组。
北京之行小获成功，回到天津又有个叫程沛然的，等着与段见面。程在日伪时期，当过“新民会”股长、科长、宣传室主任，属于汉奸的范畴。抗战胜利后，也是靠着段云鹏帮忙，没有列入通缉名单。眼下，就住在北京新开路的一个独院内。他有两个老婆，小的叫夏华媛，以街道“积极分子”的面目示人，隐蔽得很好。这一次是赵友三告诉程，段已来大陆，程急着要见，便结伴来到天津南马路于振江家。段听完叙述，当下任命程沛然为“保密局北平行动组”组长，赵友三为副组长，任务是：发展组织、搜集情报，尤其是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址、车号的情报，伺机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根据段布置的工作要求，程沛然先后“发展”了自己的小老婆夏华媛、妹夫闵泽普；赵友三“发展”了外甥苑景芳，朋友宋林森；张兰亭也“发展”了当年自卫团的中队长张振中、伪专署的特务队长王惠民等等。1950年6月，段云鹏“完成”任务回到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时，玩弄夸张技巧。原来，段住在北京朝内南小街客栈时，附近有个火药厂发生爆炸。段想反正无法查证，索性将功劳贪为己有，“有鼻子有眼”地对毛人凤说，这是他手下的“行动员”干的。毛人凤大喜。发了3万港元，以资奖励。
当年10月，段云鹏第三次受命来大陆，正是基于此前的基础，准备在北京搞一系列大行动，以显示里应外合的“反攻”战略。和前两次一样，段先到天津，魏金山通过曹玉静给他送来了五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程沛然通过中南海的一个工人，绘制了一张关于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与住处的详细草图，段云鹏大加赞赏。程还说，为了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先后去民宅抢劫6次，劫得大量金银首饰和贵重衣物，此处还搜集了不少企业干部枪支配备的情报、天坛粮库的储粮和警卫设施的情报，正准备在中共领导人常去的长安戏院搞爆炸。段云鹏听得连连叫好，并说毛先生已发下话来，刺杀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人，得黄金10条，随后又告诉程沛然，由毛人凤批准，正式任命程为少校组长。
程沛然感激涕零地走了，段云鹏静下心来研究情报，准备统筹下一步的行动。正在这时，全国性的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股迅猛的来势吓坏了“赛狸猫”，临时决定取消预计的打算，匆匆离开大陆，唯一的交代，便是通过香港给程沛然等行动组寄来了一笔经费。
1951年初，秘静轩在北京被捕，根据他的交代，张兰亭、陶天林、张熙亭相继落网。稍后，魏金山和赵友三暴露，连带出于振江、曹玉静、王忆南、李万成等。而早在1950年4月，程沛然的“北平行动组”，刘珍的“通县行动组”全被我公安部门破获。至此，段云鹏渗透大陆的结晶——“华北行动组”网络，全线完蛋。这一切，躲在台湾的段云鹏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我公安部门考虑到段对首都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危害极大，不加铲除，后患无穷。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指示，要想尽办法抓住段云鹏。为此，布下三环套：第一环是通过段的至友张某的老婆做工作，打动张为我公安部门提供段在香港的活动情报；第二环是逆用魏金山，继续与段保持联系，以此造成“华北行动组”依然在活动的假象；第三环是对段在北京的所有关系布控。但段十分狡诈，突然间动极恩静，打消了弄险念头（也是毛人凤痛于接二连三的惨重损失，有意保存“王牌”），两三年内足迹未及大，陆。
“大陆工作”
1951年，一方面是大陆反特、镇反、剿匪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对郑介民的支持，迫使毛人凤在主管“大陆工作”上逐渐偏离“中枢”。郑介民的作用日益突出，反映在工作路线上，体现郑氏特色的“跳板”战术也逐渐取代了毛人凤的“大陆总体游击战术”。
所谓“跳板”战术，说白了，归结为四句话，即以大陈、金门、马祖等岛屿作为台湾向大陆进攻的跳板，在东海、南海组建“反共救国军”，通过渡海登陆与空投相结合的方法渗入大陆，形成“游击走廊”。1951年冬，郑介民为此组建了6个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他们分别是：广东省东区总指挥部，张炎元任总指挥；广东省西区总指挥部，王作华任总指挥；广东省南区总指挥部，张瑞贵任总指挥；广东省北区总指挥部，容有略任总指挥；广东省中区指挥部，李福林任总指挥；广东省海南总指挥部，吉章简任总指挥。
每个总指挥部统辖三路军，各路军的头儿，大多是军统局时期的“广东派”班底，此番卷土重来的阵势，一言以蔽之是“大珠（猪）小珠（猪）落玉（肉）
盘。”①郑介民的“大陆工作”颇有改观的地方，首先是派头比毛人凤要大，因为美国人有钱。比如“国防部”第二厅的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通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在台北市近郊张店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电讯业务机构，专门用来侦测解放军的无线电台与无线电话，从中窃取情报。平常的空降跳伞训练，也少不了美军顾问的“关心”，至于吃的、用的，都有气象一新的感觉。但是，成效如何呢？在毛人凤看来，同样是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而且蚀本更大，称得上是：登陆一批歼灭一批，有的干脆在海上就“玩完”。郑介民苦心经营了两年，“游击走廊”的计划濒于破产。
1952年美国大选揭晓，在野20年的共和党入主白宫。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一上马就改变了民主党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他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2月5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盛赞这一政策“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紧接着“反攻大陆”的战略由暗转明，成为公开的叫嚣。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人凤居偏不闲，于大陆方面的工作，仍然采取了有所作为态度。比如西南、西北的三张游击“王牌”，他仍然抓住不放，联络和空中支援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由于各种因素，手中的王牌数量越来越少。
比如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曾出动包括军区警卫二团（原先是贺龙在晋绥时的部队，骁勇善战，十分厉害）在内的几支精锐部队，趁一个雪夜，全线出击，重创周迅予部，使之一蹶不振，被迫钻进了卓斯甲和黑水的深山老林里。顽抗到当年的秋天，这股匪徒大部分被消灭，只剩下周迅予、何本初等几个光杆司令，加上马良残部百余人，流窜于川西高原一带。
1953年3月份，毛人凤配合“反攻大陆”的公开化，想搞一次影响大一点的“行动”，特派张祗山以少将中央特派员兼电讯大队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去周迅予部，协助周扩大川西游击根据地。毛人凤跟以往一样，亲自陪张到桃园机场，目送飞机升空。这次空投的地点是川西高原松潘县郎母寺。周迅予按照事先的约定，半夜里在郎母河畔点燃十堆大火。空投十分成功，“周总指挥”不仅迎来了“中央特派员”，还得到大量的银元、武器和食品。唯独张低山暗暗吃惊，原来号称几万大军的“西南游击一○一总指挥部”，竟是百把人的散兵游勇！于是，此前酝酿的“堆心壮志”大受挫折。没多久，由于当地土司的通风报信，解放军于郎母寺内将这股匪徒全部擒获。至此，毛人凤引为得意的“王牌”只剩下缅北一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