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蒋介石首任总统，曾以饱满的热情布施过一个大希望，迎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惨痛失败。如今痛定思痛，下决心湔雪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因此上台伊始，便决心大力推行“整肃”，从此开创“新的历史”。整肃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整个党、政、军、民，但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保密防谍”、整党、整军。
所谓“保密防谍”，其实是“剿共”的延续与变怀。从当时的形势看，蒋氏政权龟缩一隅，国际上陷于孤立，军事上濒临绝境。4月份海南岛丢失，5月份舟山易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锋芒直逼孤岛，台湾上下一片惊惶，于是从困守片土，争取国际支持的战略需要出发，必须把反共的政策贯彻到底，方式当然不同于大陆时期的“剿灭”，而是以防谍、破共、肃清为主要手段。因此，作为一以贯之的反共政策，“保密防谍”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延续）；就达到目的的方式而言，“肃清”也是“剿灭”的一个变体。
所谓整军，主要以清算军事上的错误，整肃失职高级军政人员为主要内容。由于军事上是大失败，带来的必然是追究中的大株连，几乎人人都成罪臣，遭殃最重的莫过于当年宠誉最多的“黄马褂”们，后来由于美国人的插手与蒋经国的崛起，曾经代表一个时代的“黄埔系”，就此被逐出主流，不再“辉煌”。
所谓整党，也就是老蒋倡言的改造党务。为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务改造案》，此后，老蒋指定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等16人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任主席。改造的宗旨是：
重振精神，改正作风，清除不坚定分子。内容有：“党员归队”，“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等等。
整肃运动一经开展，蒋介石实行决心之坚，推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蒋经国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已经初成气候。先是3月间，老蒋撤销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总统府资料室”取而代之，资料室主任由蒋经国担任，总揽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的情报工作。7月里，国民党组建“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担任中改委委员。此后，他又挂职“国防部总政治部”，担任主任，真可谓：身居要职，横跨党、军、特（工）三界。
保密防谍
在全部“整肃”过程中，毛人凤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保密防谍”上。
当时，岛内的特工部门有个粗疏的分工，保密局侧重于侦察，主要负责对大陆的情报和行动；内政部调查局主要负责岛内的情报工作，应对“保密防谍”多负一点责任。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侦破力量，还是实际效率，保密局都大大地胜过调查局一筹，成为蒋记特工组织中内外贯通、一枝独秀的部门。
对付中共地下人员，毛人凤有十多年的经验，算得上是岛内数一数二的老道高手。眼下，为配合“保密防谍”，他指使保密局的“法棍子”，拟了两个法令，经者蒋批准后颁行。一个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全部15条，规定对所谓“叛乱者”、“匪谍”、“知情不报者”给予严厉处罚，从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条例还规定：台湾的部队、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各个单位，都要实行联保，共同防范大陆势力入侵，如发现有中共地下人员，任何人都必须检举告密。另一个是《叛乱惩治条例》，一共13条，规定：凡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和地方发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均属于“叛乱”行为，可视其危害的程度，对参加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其实，挟大陆疯狂屠杀之余兴，台岛内的清共活动仍然是腥风血雨。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成了大肆屠杀中共地下人员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刑场，每天都有枪声从那里传出，《中央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类似“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伏法的报道。后来，外部形势日益吃紧，特工组织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气氛，时常在台北市中心区行刑，有的根本不经过“司法程序”，使用原始残酷的手段予以处死，包括装在麻袋里沉入海中。
当然，毛人凤颇感得意的还是亲自主持破获的几起中共地下组织案。收获大的有——对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破获，时为1950年春，保密局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前，蔡经不起拷讯，自首变节，出卖了大批同志；此后，保密局又发现“共谍”线索，毛人凤亲自布置，抓获了在苗栗县山区坚持斗争的新台湾省委书记陈福星，由此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不下400，大多惨遭杀害。蒋介石认为这两起大案，是到台湾后对中共力量最严重的打击，赞之为“成绩”超过大陆时期的任何省份。
除此两处，1950年内保密局破获的还有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案”、“苏俄间谍组织案”、“第4兵站总监通共案”等十余起，其间比较出名的是所谓“吴石通共案”。
有关“吴石通共案”的说法较多，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保密局在侦察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时，发现“国防部”参谋次长、位居中将的吴石与该组织联系频繁，遂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将吴逮捕，并公开处决。另一种认为，吴石是蔡前出卖的，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联络员朱枫一道，以“共谍罪”在台北街头惨遭杀戮，时为1950年6月10日。但近来又有章盂杰先生撰文，披露了其亲属的自叙。
该亲属原先在台湾空军服役，官居空军少将联队长。日前趁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机，回重庆故乡，谈及吴石当年，又是一种说法。他认为吴石暴露于1951年初，当时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奉命飞上海实施轰炸，接近上海市区上空，只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但一俟进入，需开闸投弹时，突然灯火尽熄，几十条探照灯柱刺破夜空，一串串高射炮弹在飞机周围像焰火般地炸开，飞行员才知落入了解放军预设的防空火力网，结果两架飞机一毁一伤，损失严重。事后分析，确认内部有“共谍”奸细，经过侦察，吴石暴露，不久被公开处决。
三种说法有两处存异：一是被捕的原因不一样，二是案发的时间不一样，何是何非，难以甄别（但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实施空袭的情况看，1950年最为猖狂，因此不排斥章的亲属在时间上记忆有误的可能），但这并不影响毛人风于“保密防谍”上的大有“建树”。
杀陈仪”镇压人心”
在整肃工作的其他方面，毛人凤虽然没有重要的承担，但其间的一些活动，也是折射他这一时期心理轨迹以及地位变化的重要端倪。
1950年6月，作为强化“整肃”气氛的一个步骤，蒋介石突然下令审判陈仪。其时，陈仪已被保密局押赴台湾，一直幽禁在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不敢去看恩师，时常派陈大庆携带一些日用品前往请安。等到蒋介石宣布审判陈仪后，汤黑子知道不妙，叩门求见老头子。传谕者告示，蒋介石已去台中，留下话来说，俟陈仪审判后再接见。
汤恩伯听罢，号啕大哭，矮下身来，到处求人说情，为此，他找过谷正纲、雷震、陈良等人，央请他们去老蒋那里通融。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此事恐怕不好办。”谷正纲也说：“老头子要用陈的脑袋镇压人心，陈仪死定，求也无用。”汤恩伯又去求毛人凤，说毛当年转告自己，老头子答应留陈一命，怎么今天食言？
毛人凤同意立即面谒总统，提醒旧誓，尽力施以援手，感动得汤黑子差点没给毛人凤鞠躬。几天后，毛人凤亲自造访汤府，连称惭愧，谓：“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据毛森回忆，他曾就此事埋怨毛人凤不担肩胛，他说：“当年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蒋公既曾允诺，你应该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耸了耸肩膀说：“你怎么了，陈仪是杀本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毛森批评毛人风为人之事不够尽力，隐衷在于公报私仇，其实，撇开这段宿怨，毛人凤也未必肯尽力劝说老蒋开恩，不信，读一读陈仪的判决书就明白了。
1950年6月18日凌晨1时，陈仪于马场町刑场行刑，当天“国防部”随判决书发布新闻云：……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全线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班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致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旋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
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交付军法会审，经过详密侦讯，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叛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分作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六月十八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可见，枪毙二级上将陈仪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意义，作为蒋介石整肃决心的表现，陈仪为之铺垫，事实上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就像祭祀中的牺牲一样，它的象征意义取代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因此，毛人凤在这件事上的不够尽力，私怨是一说，审时知趣也是一说。
“中原王”焦头烂额
用枪毙陈仪“镇压人心”，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小。接踵而来的“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弥漫着温情顿失，人人自危的肃杀气氛，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差不多全是“罪臣”，殃及深重者，莫过于老头子在大陆的宠儿——“黄埔系”的将领们，先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原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老蒋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扣押，交付军法审判，李延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天霞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毛人凤不带兵打仗，难与“罪臣”有染，但落脚台湾后修建的集中营，却成了收容“罪臣”的所在，其间最著名的就是台东的绿岛监狱，规模和地位相当于大陆时期的息烽、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这里，开始关押着大量的中共或“共嫌”人员，后来成为“失职官员”与“异己力量”的服刑地，如果要追溯变换的界点，“整肃”运动是个发端，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毛人凤触景生情，忆及当年饱受“黄马褂”凌辱的往事，直视仕途沉浮，祸福难测的颠簸，心里道不出是何滋味。要说与“罪”无染吧？并不觉有幸；要说积怨可吐吧？心中犹不觉畅快。总之，作为一段历史的结束，毛人凤毕竟与“黄马褂”是同时代的人，兔死狐悲，落日徐徐，多少要牵扯出几许迟暮的惆怅。
不久，李延年、李夭霞案累及到了汤恩伯，一来汤恩伯是福建绥靖公署的主任，不可能对丢失福建不负责任；二来，有人趁机发难，向行政院告发，指称汤恩伯在上海抢运物资去台湾省，曾私自将一船金银运到日本，为此“财政部”准备立案调查，党内的攻击势头也由此日益强劲，纷纷陈情中央，要汤黑子承担丢失京、沪、杭的责任，承担丢失福建的责任，否则于理不公（指办李不办汤）。此时的老蒋已对汤恩伯失望之极。
1949年10月，解放军即将攻打厦门，蒋介石临阵换将，撤了朱绍良的官，让汤恩伯接替。当时，老蒋确实对汤寄予厚望，曾单独找他谈话，希望汤能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以唤起血性，激励斗志。谁知交火未足一周，汤恩伯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于厦门丢失前，逃到了金门，丢下西北军的刘汝明在那里负隅顽抗。这事对老蒋的刺激很大，从此不再视其为股肱砥柱。汤恩伯回台湾后，老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以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名，将汤闲置起来，时不时地还加以斥骂。
比如，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家里设牌位哭奠，老蒋知道后，劈头痛责，并严令其止哭停奠撤牌位。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7月5日，老蒋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上有一段肺腑之言，十分坦诚他说出了他对汤恩伯的看法。老蒋说：“这几日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的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是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在弥留的时候，回忆前生，内心感慨与懊悔，与其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因此，追溯起来看，汤恩伯受多方责难时的处境，概括为凶多吉少，不失恰当，这点连汤本人也以为在劫难逃了。
常言道：落难朋友贵如宝。在汤恩伯的问题上，毛人凤似乎是做到了。
他不顾舆论汹汹，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汤对党国、对领袖的忠诚无可怀疑，检举陈仪通共谋降就是明证，这事，我和毛森同志可以作证。”又说：
“京、沪、杭失守，罪魁祸首是李宗仁，还有张治中，汤有过失，主观上是竭尽全力的。”当有关部门调查私运金银一事，毛人凤主动作证担保，“决无此事”，因为抢运工作，保密局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要不是汤将军尽其努力，撤出这么多物资和金银来台湾，我们哪来今天反攻大陆的物质基础？”类似的话，毛人凤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面前陈述多次，终于使汤恩伯免遭“罪臣”之惩。
毛人风为汤恩伯解难，明里是感于同宗同脉，未忘戴笠时期缔结的袍泽之谊。①暗里，确实也有同病相怜的心态在起作用，他看到汤恩伯的“英雄末路”，难免会触动“老臣暮年”的通感，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谋事的老道，确信汤恩伯绝非第二个陈仪，只要老蒋不置汤于死地，其他人的非难算不了什么。事实证明，毛人凤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蒋介石最后还是采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容态度，未把汤列入“整肃”范围。所以，当回忆起这场死里逃生的劫难时，汤恩伯口口声声说，不忘人凤的援手之情。
①当年，戴笠为铸成大气候，曾与胡宗甫、汤恩伯结盟，号称“三王”集团。胡宗南是“西北王”，汤恩伯是“中原王”，戴笠是“特工王”。
“西北王”一落千丈
“整肃”时期，胡宗南的境遇并不比汤黑子舒坦，一开头便露凶兆。“监察院”46个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由是：“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要论失职罪错，胡比汤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9年5月算起：先是不战而弃西安；二是不愿配合青、宁、甘的“马家军”反攻咸阳，致使关中尽失；三是不撤兰州，丢弃陕南，整个大西北不保；四是退守四川，不坚守职责，先逃往海南，丢失大西南；五是“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全部概括起来，也就是胡宗南从丢失大西北到丢失大西南，直至“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即西昌），真可谓：半壁江山尽毁其手，实在是罪责重大！因此，监察院发难弹劾，除了李宗仁为第一号弹劾案外，第二号就是胡宗南了。
另外，还有一点十分相像，那就是老蒋对胡宗南的失望。1949年12月，老蒋离开成都前，曾三次找胡宗南谈话，暗示他做出个杀身成仁的榜样，好歹给黄埔同辈们争个脸（此时，汤恩伯丢失厦门，擅自逃命，已辜负了老蒋的期望）。胡宗南当面信誓旦旦，向老蒋保证与西南共存亡，谁知节骨眼上怜惜起性命来，悄悄地钻入飞机逃往海南。相比之下，倒是王陵基这帮杂牌，在胡宗南“离开”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汤恩伯、胡宗南本是老蒋最信用的部属，关键时刻比不上刘汝明、王陵基，这颗苦果叫老蒋怎生下咽！失望之极便生出了愤怒，一道手谕下往海口，不许胡宗南回台湾，只能去西昌，无论如何死守三个月，否则就无需相见。
按照当时的战况，四川一丢，西康不保，死守三个月简直如天方夜谭！因此，谁都以为，老蒋的做法是惩罚胡宗南，是以送死来惩罚其怕死，由此可见老蒋愤怒的程度。然而，天不灭曹自有路，胡宗南竟然不可思议地坚持到了三个月，最后一天，许多事前为胡宗南捏把汗的同道袍友们（其间也包括毛人凤），开始向老头子说情，呈请同意派飞机接胡宗南回台湾。老蒋阴沉着脸半晌不语。于是大家又变换方式，说飞机已备好，总统没有特别的关照，就起飞了。老蒋仍没有言语，但从缓和下来的面色看，是默许了。就这样，胡宗南侥幸走出死局。当接他的飞机离开数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西昌。
胡宗南逃出西昌，先飞海南，躲在海口不敢回台湾，捱到4月初，眼看海南朝不保夕，才硬起头皮飞回台湾，第一站到台南，住了一夜，第二天飞台北，大受冷遇，刚“复职”总统的蒋介石不见，“行政院长”陈诚也不接见，胡宗南想想无趣，带着老婆叶霞翟和儿子跑到东部的花莲窝了下来。没多久，大整肃开始，胡宗南从花莲返转台北，借住锦州街汤恩伯家，一对难兄难弟，愁眉相视，不得不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少下了要踏毛公馆的门槛。
毛人凤不支不吾，爽快地答应帮忙，还拖上俞济时，全力向老蒋游说，说得蒋介石重新惦记起宝贝门生，同意不予追究。剩下来的46个监察委员怎么对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让他们自动撤回弹劾案了。为此，毛人凤联络上胡宗南的同窗同僚，分头说服监察院大佬，结果人家不买帐，迫不得已再另起炉灶，打出“民意”对“民意”的旗帜，重新发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使尽浑身解数，纠集了30多人，号称108人，联名上书，替胡宗南粉饰，终于把声势扳了过来。随后，由“国防部军法处”出面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被证询者有的是胡宗南的旧属同僚，有的经毛人凤招呼在先，大多提供了于胡有利的证词，“国防部军法处”最后作出了“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的结论。
斗转星移
胡宗南逃过了一劫，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陈岛“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这一天他去毛公馆辞行，不知怎的，毛人风回忆起了抗战初期胡宗南到重庆的往事，顿生感慨。当时，戴笠正巧外出，分管总务的沈醉请示如何招待？
毛人凤不加思索地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那一副小心翼翼，唯恐闪失的巴结模样，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十年风云，天旋地转，当年视为巨擘的胡长官，一夜之间，桂冠落地，“西北王”居然成了指挥海盗、流寇的“土匪头子”，真可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
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析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膛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头之日。环顾同辈故旧，人凤兄难得硕果仅存，万望珍惜，莫蹈覆辙。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入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训云：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干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优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49年7月，老蒋曾在高雄主持过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国”特工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当时决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留于取信老蒋，万事无忧的观念似嫌陈旧，而应把老蒋与小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想到这里，毛人凤忽然觉得自己像一艘行走在礁石丛里的小舟，处处有暗流，时时遇危险，必须加倍小心，十分睿智，才能渡过险滩，抵达平川，忐忑之际，不由地又想起了“沙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