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 第30节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应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7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200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扼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刺杀中共领导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谋刺毛泽东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作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崔铎是“赛狸猫”段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人送绰号“赛金豹”。这家伙轻功不及师傅,但为人凶残,以狠辣著称,双手都能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1949年6月,毛人凤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密码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最新行踪,预计会参加7月1日在先农坛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集会。毛人凤闻讯大喜,马上着手筹划布置,决定派保密局的高级杀手崔铎前去执行。

崔铎奉命进入北平,前脚刚到,中共中央的保卫部门就已有察觉,说来也叫打开窗户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北平一解放,中共中央保卫部便对段云鹏、崔铎等“老牌特工”的行踪予以密切的注意,首先查清了他们在北平城郊的社会关系,计有一百多处,然后,逐个布控,严加监视,因此,崔铎一进北平,等于落入了一张事先张开的网。不久,公安部的特情人员通过调查,证实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69号,遂决定立即将其逮捕。

前门外大街69号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座四合院,门楼紧闭,崔铎住在北房,东西两屋空着,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负责执行任务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长曹纯之是个老手,先指挥侦察员登上西屋、北屋,占据火力控制点,同时关照侦察员李玉核带两块石头上去。当时除了李本人谁也摸不清石头有啥用场。接着,曹纯之步入门楼,朝北房扔了一块瓦碴,故意弄出声响,好引“赛金豹”出洞。

崔铎此时正在屋内闭目养神,忽听门外有动静,顿时警觉起来,但没有贸然出步,而是稍停片刻,用竹竿挑开窗帘角,通过屋内的镜子观察院里的情况。曹纯之一见,心想果然名不虚传,便拿起喇叭筒朝房里喊话:“崔铎,你听着,我是公安局一处侦察队长,我的任务是来抓你崔铎的,我知道你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告诉你,我也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周围已埋伏着几十个侦察员,你走不了啦!如果你开枪,我们就会把你当场击毙!”崔铎仍不露面,屋里跟没人一般。

曹纯之继续喊话:“你要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不要啰嗦!”曹纯之话音刚落,只听“卟、卟”两声,一前一后扔出了两支盒子枪。侦察队外线组组长王庆义顺墙角滑下,准备上前捡枪,两脚一落地,崔铎便从屋里朝外开枪,由于射击角度限制,王没有被击中。这时曹纯之一使眼色,北房顶上的李玉核立即按照先前的吩咐往烟囱里丢下大石头,“咚、咚”两声巨响,犹如扔下了炸弹,惊得崔铎忙不迭地闪避。说时迟,那时快,几个侦察员破门拥入,死死扼住崔铎的双手,下了他的家伙,毛人凤寄予重望的一次刺杀行动,就此化为泡影。

未几,台湾保密局本部又收到0409万能台拍来的密码电报说,毛泽东将去莫斯科访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估计是乘火车去。毛人凤觉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珍惜机会,更渴求事件本身引发的国际效应,当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先发制人。毛人凤回到保密局,召集潘其武、叶翔之、毛钟新连夜开会,制订计划,最后决定使用“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一翼是破坏长春14号铁路,制造颠覆,并在现场进行暴动性截杀。如果此计不成,另一翼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①。

从事这么大的冒险活动,要花什么样的代价呢?用毛人凤的话来说,就是“让杜长城把他在大陆的老本都交出来”。杜长城的老本,即“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这部分人有的随国民党正规部队起义,经过改编混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分散在社会上隐蔽起来,暗中归一个叫马冠山的控制。马冠山的名份是“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司令,专门负责埋设地雷、定时炸弹之类的破坏勾当。

人员落实了,武器爆破器材怎么办?毛人凤又往老本上添注,决定动用海运方面的秘密交通线,先用货船将器材运到天津西港,让马冠山取出后弄回东北。同时,为了避免牵藤带瓜的损失,毛人凤还采用分开布置的方法,让两翼各行其是。他把颠覆铁路的一翼交给马冠山干;另一翼交给潜伏在解放军部队里的特工干(因为他们容易混进车站,安放炸弹),至于器材也是各归各的,第一翼通过海运,第二翼由台湾派员,带上电台,定时炸弹,直接往东北空投。

就在这时,0409万能台又拍来电报说,毛泽东的专列已从北京出发,估计两天后抵达满洲里。毛人凤扳着手指一算,决定把刺杀时机挪到毛泽东从苏联回来时进行。这样,两翼在时间行动上的配合协调便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毛人凤启用了0409万能台,让它充任居间联络的角色。

①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0409是保密局全能潜伏员计兆祥的代号,北平解放后,他改名计旭,住北京南池子九道湾乙43号。由于叶的情报工作出色,以及在刺杀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保密局本部予以嘉奖,提升为中校,并发给奖金。奖金经过香港中转,寄到天津市黑龙江路中国银行,收款人为“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汁采楠小姐”。计采楠是计兆祥的姐姐,为新侨贸易公司的股东,她每次取钱回来,再转交给弟弟计兆祥。

这一切看似诡密,其实百密仍有一疏。原来,计兆祥发出第一份有关毛泽东行踪的电报时,就已被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并准确地破译了密码。接着,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党中央汇报,文件一直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主席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受命破案,他把曹纯之找来,根据主席的访问日程倒轧帐,限曹2O天内完成任务,唯一的线索便是敌台署名:0409。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埋在沙发里苦思冥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直到眼睛辣得流泪时,终于找出了破案的线头——0409立了“功劳”,台湾不会不予嘉奖,有了奖金,一般要通过香港方面邮汇,对!就从查汇入手!曹纯之眼睛一亮,人从沙发里弹起,挟着一阵风冲向门外。

曹纯之查遍了北京所有办汇兑的银行,没找到疑点。接着往天津查汇,最后在黑龙江路中国银行计采楠的户头上,发现一笔2500元港币的汇款(还未取走),不几天,又寄来一笔,数目为1500元,恰巧与截获的密电中有关嘉奖的内容吻合。计采楠人在北京,汇款为什么要寄天津呢?曹纯之觉得享有蹊跷,便一边对计实施监控,一边又去公安部机要室翻阅被缴获的有关保密局特训班的档案,在最后一期特训班里发现了计兆祥的名字。计属稀有姓氏,容易启动联想,于是从计采楠到计旭,都纳入了曹纯之的侦察范围。计旭是不是计兆祥呢?曹纯之同预审机关联系,从在押人员中,“借”来两个北平末期特训班的学员,让他们帮助确认。

计旭每天上午9时骑自行车上东单市场买菜,曹纯之带着两个末期特训班学员候在途中,两人稍加辨别,立即指认:计旭就是计兆样!有了明确的目标,进一步查实0409台要容易得多。先由公安部电讯台出面,通过仪器测定方位,然后找到与计住同院的街坊某邮电工人,让他在北屋里装一盏小灯泡,计如果夜间发报,小灯泡受到干扰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这时邮电工人就把时间记录下来,事后核对,与公安部监收到的发报时间完全一致。曹纯之觉得案情基本清楚,马上向李克农汇报(此时,杨奇清已随毛主席访苏,侦破万能台的工作移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负责),李下令收网,逮捕计兆样。

任务由曹纯之的副手成润之负责执行,他搜查了计家,没找到电台,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曹随即赶到,里外兜了一圈,没发现特别明显的疑点,于是坐在沙发上,抽起烟来。烟雾袅袅,慢慢地升腾,曹的目光下意识地尾随,停留在天花板上倒贴着的一张手绘“牡丹图”上,突然眼睛一亮,曹纯之手指向上一戳,果断地说:“上去,把电台取下来!”侦察员们拖来一条板凳,站在上面,用力朝“牡丹图”推去,立即现出一个大窟窿,揿亮手电,光柱所及,一部美制SST—1—E型电台赫然在目,边上放着一把美制手枪和一本写有密电码的《古文观止》……

曹纯之看着脸色煞白的计兆祥,拿过一叠电报底稿,审问0409,问到最后一份,双眉骤然间紧蹙,扭头对成润之说:“老成,你马上回公安部向李(国祥)处长报告,立即命令哈尔滨公安局配合行动……”于是,由台湾保密局派出的特派员张太平、于冠群,刚从飞机上降落,立即被守候在老林子里的我公安战士俘获。然后,由成润之假扮“特派员”,在松花江饭店与马冠山接头,深入敌穴,摸清情况,最后将杜长城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网打尽。

这里全线告捷,那里(台湾保密局)引颈翘盼,毛人凤万万没想到0409万能台竟然传出了李克农的话语(这时李克农让计兆祥向台湾呼叫,并且口授电文):

“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潜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万能台被我们挖出来了,企图破坏毛主席访苏的阴谋也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基础,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大陆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在哪里,就会在哪里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即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你多少,保证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看着不断延长的译文纸码,毛人凤额头上渗出冷汗,太阳穴凸现的青筋不停地暴跳,止不住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两个字:“关掉!”说完扭头走出了机要收发室。

然而,0409万能台的电波仍在台湾上空荡漾,李克农的宣讲依然滔滔不绝:

“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2.刺杀陈毅

1949年10月,毛人凤执行蒋介石下达的“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的任务,曾委派朱山猿去上海干掉陈毅,及至1950年初,毛人凤重申刺杀计划时,发现朱山猿仍然按兵未动,不免大光其火,责令保密局舟山办事处主任沈子岳马上将朱扣押,送回台湾问罪,吓得朱山猿响屁颠颠地跑进“现场”“真刀真枪”地比划起来。

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了不得的轻身功夫,得浑号“山猿”。

他比段云鹏小4岁,并称军统杀手中的南北双杰(段云鹏成名北方,朱山猿立万南方),毛人凤此次派他去上海行动,期望能一击成功,特允诺10万银元,以资鼓励。不久,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将刺杀陈毅的计划,通过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

一头是建立“工作路线”——保密局特工赵自强有个女朋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最近与赵旧弦重续,情浓似漆,据杨对赵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该剧团团长家作客。于是通过赵自强——杨小姐——女秘书的曲折关系,便有了接近陈毅的机会。另一头是去无锡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残兵头目潘震,许以“长江下游支队长”的头衔,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组”完成任务。

毛人凤看完呈报,表示基本满意,当即下令按计划执行。谁知出师不利,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枝、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一下子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朱估计薛那边情况不妙,大摇其头。幸而赵自强进行得顺利,来信说:“兄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于是,朱山猿决定孤注一掷,带上武器,直奔上海。

朱山猿一伙到上海后,分散隐藏起来。朱独自住进浦东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到了夜深人静时,便匍匐在小灯下制作炸弹与各种经过伪装的毒品装置。眼睛一眨,已是3月初春,某日,赵自强来永乐村16号见朱山猿,朱问起策反女秘书的事,赵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朱山猿一再逼问,才知策反没有成功,反而让女秘书数落一通,请他“一般情况下不要到团长家里去,团长工作很忙”。朱山猿忙问赵自强,可知道那团长家的布局?

赵说去过几次,朱马上要赵绘一份图纸,仔细研究了一遍。当晚,朱山猿按图索骥,仗着轻功敏捷去踏勘了现场。回到永乐村后,他花了三天时间,做成一个能藏在热水瓶底垫中的烈性炸弹,专候陈毅去那位团长家时,送进去,只要用它冲茶,大功便可告成……朱山猿想入非非,却不知周围形势已经吃紧。先是潘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接着“上海特别行动组”中有人被捕;不久,上海市公安部门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朱山猿警觉,提前一天开溜,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但朱的行动计划已暴露无遗。公安部门意识到朱的危险性,决定派侦察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明情况,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所有敌特分子。

沈伍受命后,有意识地流露不满情绪,让早已被“内控”的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成为赵物色的发展对象。有一天傍晚,赵约沈碰头,刚谈了两分钟,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从暗角里走过来,赵向沈介绍,这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朱朝沈伍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你原先在警察局工作,应该认识周兆祥(原消防处长)”。沈伍没有否认。朱山猿接着说:

“局已被共产党留用,你能否靠上,把他干掉?”沈伍说自己已不在公安局,无法接近周。朱问:“你还认得谁?”沈说:“方志超(原警察局行政处处长),他现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朱说:“那你设法靠近方,他的思想赤化了,应该干掉!”说完,匆匆离去。

起初,沈伍对朱山猿的布置感到纳闷,经赵自强解释,才知毛人凤那里催得紧,朱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帐,以缓解保密局本部的压力(此时,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已经失败)。公安部门作了全面考虑后,指示沈伍假戏真做,最后引朱山猿上钩。

未几,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正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然后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存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伍一把匕首,用充满鼓励意味的声音说:“我等你的好消息。”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指挥所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朱山猿1950年4且被捕,当年9月1日,经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批准,被处以死刑。

3.暗杀叶剑英

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失败后,广州市公安局截获了一份绝密情报,说是台湾保密局已下令香港站,派员前往广州,实施暗杀计划。接着,又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住在一德路善庆里13号二楼的陈星群是潜伏特务,家里藏有枪枝弹药。公安局不敢大意,派人反复侦察,看不出任何疑点,便决定对陈实行暗控。

举报信其实说的不错,陈确实是潜伏特务,属于暗杀小组的成员。两天前,香港站派出的黄强武从九龙乘火车进入广州,在北京路红棉舞厅惠如楼与钟嘉接头,交待了暗杀的目标,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

接着,钟嘉又带来陈星群和梁中华,根据他俩提供的情报分析,黄以为叶剑英的活动规律有两个空子可钻:一是常乘“珠江轮”巡视西郊、黄埔等处;二是忙于统战工作,常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于是分头进行布置,先让混入西园酒家当厨师的暗杀小组成员郭禄作好准备,另外想方设法与“珠江轮”的驾驶员搭讪,建立“友好”关系。这两件事进展得都算顺利,黄强武便忙着着手拟定“行动方案”。他的方案也分两头准备:一头是在叶剑英乘上“珠江轮”前,以找驾驶员为由,混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然后,再乘汽艇于行驶途中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以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另一头是叶剑英去西园酒家宴客时,由郭禄预先在叶的座位下安放定时炸弹,同时,再往菜里投毒……如果两头都未得手,那么就在酒家外向叶投掷手榴弹。

方案确定后,黄强武回到香港,通过无线电台向台湾呈报,毛人凤即予批准,并指示黄强武亲临广州指挥。黄强武重返广州,说什么也没有料到,这几天里已发生变故。原来,黄强武刚走,钟嘉后怕起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选择了自首之路,公安局迅速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指示,暂且不动声色,估计香港方面还会派人来。果然,黄强武乘火车来广州,等待他的却是一张即将收拢的“网”。

惨重的代价

毛人风为“显示力量”竭尽忠勇,甚至不惜以自杀行径作困兽之斗,比如发动边境、山区、农村的武装暴乱,给土地改革、救灾扶困、春耕生产、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暗杀事件也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仅1950年一年内,便有7000多名中共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被炸毁的房屋2.5万多间。可毛人凤为此付出的血本却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西南地区的“复线潜伏”,本意是农村配合城市开展游击战,但由于岛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大多成了“显示力量”的牺牲品;又如刺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追求精神上、舆论上的重大影响力,不惜血本,一刺毛泽东未遂,社长城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170余人,全军覆没;二刺陈毅不成,单是“上海特别行动组”就有48人落网,包括保密局的“王牌”行动专家朱山猿。再加上,受感召起义的,畏于强大的人民政权自首的,以及因揭发或牵连相继暴露的,几乎耗损了毛人凤精心布置的大部分潜伏家底,迫使毛人凤在“显示力量”的行动中,过早地动用“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力量,损失可谓惨重至极。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0年5月起,毛人凤开始向大陆投入新的潜伏力量,总的看来,效果不佳,“寿命”也短,基本上都于当年被公安部门破获。其间,“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保密局苏浙特别憎报站”是作为宁、沪、杭潜伏力量遭受重创后为补缺而成立的,站长是原淞沪杭警备司令部上海巡察队长,老牌军统分子封企曾。1950年5月,封开始向上海切入,先头部队是他的助手顾学明,携带一部电台,藏匿在南市中华路协昌商行李锦春家里,随后又混入江浦路兴隆记渔行码头,准备迎接后援。6月,苏浙站行动组长刘锦田,从泉州绕道来上海,按事先的策划,佯装自首,独自去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可惜此人不擅长玩假,三言两语露了破绽,只听对方大喝一声:“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当场吓得撒汤,把顾学明供了出来,于是顾学明落入法网。

审讯中,顾、刘不清楚封企曾的行踪,线索到此中断。其实,封已潜入上海,与潜伏特工胡秀叶接上关系。胡是毛人凤的“长线力量”,由于急需重建苏浙站,迫不得已派了用场。当时,封不知道顾、刘已经出事,嘱令胡秀叶去南市李锦春家联络,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终于弄清了封的下落。

当年7月底,封企曾在杨浦自来水厂门口被捕,战果由此扩大,整个苏浙情报站20多人,潜入上海不足三个月,全军覆灭,同时,还搭进了几个“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人员。

另外,鉴于敌特分子的猖狂,中共方面加强了打击力度。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运动舆论开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启发引导,提高觉悟,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职伊始

对外,蒋介石不惜血本地“显示力量”,对内“尽快复职”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中。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月25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正式举行“总统”复职典礼,终于完成了名分与实权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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