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把毛人凤的形象涂鸦在纸面上，是六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给《知识窗》杂志写过一篇题为《军统三凶狗、猪、龟》的文章。1993年底，出版社约我们写一部毛人凤的传记，洋洋洒洒写下30余万字。
农家读书郎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毛人凤出生在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一户种田人家。照谱系规定，父亲给他取名“善馀”。毛善馀有4个哥哥，老大善安，老二善庆，老三善国，老四善富，这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即毛万里。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穷人家忙完了生计图发展，毛善馀呱呱坠地不久，他们家正值这个转变的当口。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劳力，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到了老六善高出生时，粮囤里有了十几担积谷。不久，毛家父母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决计把6岁的善馀送进学堂。
“老五身胚小，人又瘦，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当父亲的先向老大、老二作解释，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一味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娘子。
可谁叫江山毛氏宗族的传统有别于它处，有时候对读书进取的渴望要压了香火急切的一头呢？“你们的事，等两年再说吧。”父亲说完，闭上眼睛，捧着烟杆，嗞嗞地嘬着，摆出了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老大、老二蔫了，嘟着嘴走出了堂屋。接着，父亲又把老三、老四叫来，半哄半压他说：“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兄弟六个，老五的八字最好，所以阿爸先供他读书。
等他发迹后，再叫他帮衬你们。”老三、老四年龄尚小，父亲发活不敢犟嘴，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
就这样，毛善馀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挎上书篮，颠颠地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先生了，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小善馀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
毛善馀启蒙的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三间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子，其中的两间用作先生和师母的卧室和灶房，剩下的一间当教室，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他们大半姓毛，先生也姓毛，按辈份算，应是毛善馀的叔祖父。因此，毛善馀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拜师礼，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
难为他一个6岁的村童，貌似木讷，却用心着哩，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临场使来，毫无差池，喜得先生连连称善，逢人就夸善馀是个“知书达礼的种子”，还要两个不喜安分的大同学多学学善馀的样子，挤兑得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馀，并送他一个绰号叫：“磕头虫”。
毛善馀听到“磕头虫”的绰号，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臭奴才，心里好生难过。但囿于家境的贫困，父母厚重的寄托，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他从小就认准了一个“忍”字。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唯一的法宝就是默默地忍耐等待，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把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多地获取。如果说得幸入学是这一性格初尝胜果的起端，那么涉世的磨练却是从当“磕头虫”开始的。
“磕头虫”
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三字经》之类；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死记硬背是起码的。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的小册子，每半页六行，每行六字，先生领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字音差不多念准了，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
跟毛善馀差不多同年出生、同时入学的周启祥（江山县吴村乡青塘尾人，与毛人凤算是小同乡中的小同乡），脑瓜子好使，一天两个半页，能记十二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烂熟。毛善馀相对钝拙一些，一天只
能记三行，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原因是功夫在书外，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平时，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写应酬文字。临出门时，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指定该念的诗文，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师母要管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所谓监督，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看看哪个怠情，哪个勤勉。
每次观察，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狲中，惟独毛善馀屁股坐得最牢，埋头在那里用功。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还问“阿娘”有啥事要吩咐的，有啥要帮忙的，话音不响，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先生一回家，问起学生的情况，师母少不了要对善馀多夸几句，虽说考较课文时，善馀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但记住的，决无差错。先生本来就赞赏恭敬敦厚、沉稳勤勉的品性，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反过来说这才是“大器晚成”，恼得满心想露一手的周启祥感叹不迭。
再往后，碰到先生师母一块儿出门，“学监”的担子，索性交给了善馀来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馀。面对种种羞辱，小善馀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
然而，好一个善馀，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溢在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傍晚，先生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馀谁的恶状也下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馀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善馀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
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馀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买“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眯眯他说：“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馀比起启样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小神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天，正当毛善馀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博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馀从学堂里带回家来。
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馀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弃舍，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馀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馀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长了心，十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馀狠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足以自矜的，就是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同族中不少进过县学的老廪生看了都夸赞不己。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
更何况乡下人，见着廪生们夸赞，也跟着叫好，一传十，十传百，毛善馀便得了“神童”的美誉，不知不觉地竟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姓姜名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馀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见了毛善馀的一手好字，认定这娃儿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放过定礼，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13岁的毛善馀由父母作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举行仪式的那天，老六善高一边喝着糖茶，一边琢磨着，倏地恍然大悟，原来读过书的娃儿讨娘子容易，回过头来嬲着父亲直嚷：“我也要上学堂！”
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隐忍之心
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老丈人的资助下，毛善馀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高了一截。
毛善馀初辞稼穑，又闻墨香，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不争不抢，否极泰来，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随缘而成的好处。再说新地陌路，无依无靠，他更把沉稳自抑，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堂堂一个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馀谦谨敦厚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放的渴望也愈热烈，就像地表上的岩石一样，硬冷厚重的内在却是奔腾的溶浆。善馀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白天，他恭敬处事，不为忤逆，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夜里遐思无限，心志张扬，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忽而高仰，忽而低俯，现实梦境，亦真亦幻，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当时，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震惊学堂内外的事，详述前因后果，倒很能解读毛善馀这个时期的性格。
当时，和毛善馀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莆臣，他比善馀小5岁，称善馀为“五哥”。他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在城关镇开诊所，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王的手头要宽裕一些，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入学就是仗着老子走动县学教谕的门路成就的，平时不好好念书，常常溜出学堂，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钱不够花了，便敲同学的竹杠。王莆臣年幼力单，在他们眼里就像随意拿捏的羔羊。
面对如此蛮横的强抢豪夺，当“五哥”的善馀不能不拿点当哥的模样来。但“忍辱”惯了的他，出头不敢强项，只会打躬作揖讲好话，这几个小恶棍哪里会吃这一套？听得不耐烦了，索性连带着把毛善馀也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小恶棍逞过威风，扬长而去，毛善馀一声不吭，领着哭哭啼啼的王莆臣回到了寝室，好言抚慰，哄得小弟睡着了以后，方开始倾倒心中的怨毒。他独自盘算了好一阵，想起个人来，那就是早自己一年进文溪高小念书的周启祥（这时已改名为周念行），于是拔足狂奔，半夜里敲开了周寄宿的学生寝室的大门。周念行披上衣服走到门外，两人捉头嘀咕了半天。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学堂里早起打扫院子的役夫在东墙根发现了这几个小恶棍：一个个被布条蒙着眼睛，堵住口，手足并捆，像赤豆粽子一般堆在泥地上。衣服解开一看，浑身上下都是伤痕，抬到家里，足足躺了四五天才可下地。学堂监督找他们一问，说是夜里睡不着觉，便去东墙根处练体操，没想到这里伏了伙强人，不等他们叫出声，便扑将过来，整治成了“粽子”模样。
学监听着没头没绪的讲述，明白是这几个宝贝在外惹祸遭了报应。但碍于受过他们老子好处的情份，自然要装模作样地来一番“缉凶”，结果闹腾了半月有余，也没人提供线索，便打算偃旗收帆。那几个挨揍的“宝贝”怎肯甘休，搜索枯肠，忽然想到了出事前榨过毛善馀、王莆臣那一节事，便跑到学监那里揭发。学监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全学堂年龄最小的娃儿，一个是全学堂闻名的敦厚“君子”。于是，履行公事般地把毛善馀、王莆臣叫来，轻描淡写地查问了一下。
年小的战战兢兢，敦厚的一脸中肯，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最后，学监自认晦气，一面托人说情，一面备了厚礼，亲自去那几个小子家里赔不是，这才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谁知，学监还真看走了眼，策划这事件的主谋，恰恰是貌相恂恂的毛善馀，原来，那晚他和周念行嘀咕了半天，目的就是求助。周一听，便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戴徵兰（戴笠在文溪高小时的学名），仙霞乡人，最爱打抱不平，何不请他帮忙。于是，周念行从中联络，约好了两人见面的时间。一照脸，互通年庚家谱，真是世界太小，又拱到了一个窠里。原来，毛善馀和戴徵兰不但是同年同乡，而且还有着另一层特殊关系，即戴在乡塾的启蒙先生毛逢工，也是毛善馀的本家伯父。接下来，场面好不热乎，帮忙的事戴徵兰满口应允。
他不像毛善馀惯处弱势，从小就是个作威作福的孩子王，张手便呼来了一群不安分的朋友。毛善馀赶忙制止，以为那几个家伙的老子都是本地的势力人物，明刀明枪地干，到头来大家一起倒霉。不如风高月黑，不露声色地搞一下，让他们瞎猫逮不住活耗子，明吃亏一趟。于是，连日策划如何觅踪，如何埋伏，如何动手，布置得环环相扣，果然一举成功。
事后，戴徵兰对毛善馀深藏不露、长于心机的隐忍功夫十分赞赏；毛善馀则对戴徵兰敢作敢为的胆魄与强悍粗豪的性格钦佩不已，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自抑的积郁得以一吐为快，弯曲的脊柱终可挺直，干什么事都会充满信心。或许就是这种互补的心灵磁力，使得许多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变为现实，戴徵兰很快也成了最能吸引毛善馀的人。
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充分。
“青年会”书记员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番号令，万象更新，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重返文溪高小时，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称为“学校”了，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叫“校长”。然而，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
指望着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三五天捱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不过，这种状况对戴徵兰一伙倒是很合脾胃，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戴徵兰是发起人，会长的位置自然不会留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馀写得一手好字，戴徵兰选他当了书记员，总之，丁归丁，卯归卯，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馀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徵兰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
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沽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准；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馀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徵兰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
自诩人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北迁和袁世凯的谋篡成功，“青年会”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不久，袁大总统在指使国会炮制的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内容，一经公布，旧俗张目，包括文溪高小的那些老夫子们，马上闻风而动，联络上江山县的遗老遗少们成立了“孔教会”，发宣言，上呈文，对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大加鞭挞。
“青年会”本来就不伦不类，再加上种种越轨行为的外露，已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到了这时便成了软柿子，被人捏得皮破汁流。紧接着，袁世凯又颁布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说是考察当今各学校实际情形，“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多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
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饬，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之。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儆。”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青年会”可算是遇上灭顶之灾了。前一阵子好不畏葸的老学监立即抖擞起精神，东搜西罗，一下子列了“行为放任”、“言论悖逆”等七大罪名，勒令“青年会”解散，并且警告会中人，若不及时改过，即行斥退。
毕竟是一帮不够斤两的大孩子，忽见棍棒加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乖乖地收敛起来。好在毛善馀的放浪形骸有影无形，稍纵即逝，惹人注目的只是戴徵兰之类，所以很容易就躲过了先生们的斥责。待一切恢复平静后，毛善馀想想那段放任的日子，心中还是挺留恋的，有时，在学堂外偶尔遇见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戴徵兰，见他还是那副桀傲不驯的样子，心底里又像是充了电，热热的颇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