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县里派来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取代老学监当校长。他倒是治校有方，为了刺激大家发奋，宣布成绩优异的，可以通过考试拔擢跳级，提前毕业。毛善徐本来就把读书看得很重，忽然又有了新的刺激，动力不打一处来。
再加上忍得刺锥悬梁的苦楚，一番用功下来，居然能提前与戴徵兰、周念行等同期毕业。当时，还有一位与毛善馀同时跳级的学生，叫姜绍谟，江山廿八部人，他不仅与毛善馀同年，而且还是毛未过门的妻子姜春梅的本家。这次获得跳级的美誉，比毛善馀来得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当年春天考进文溪高小的插班生，年底就毕了业。好事者为之扬誉，点成“一龙一凤”，毛善馀听了十分欢喜，特在发榜前改了名字，叫毛人凤。
考入省立一中
高小生活结束了，按民国学制，再往上有中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周念行、姜绍谟一鼓作气，考进了省立衢州第八中学。戴徵兰和毛人凤因婚约在身，准备先回老家圆洞房之喜。他们匆匆忙忙地送走了两位同学后，一路欢欢喜喜结伴而行，戴徵兰先到吴村乡喝毛人凤与姜春梅的喜酒，然后，毛人凤再去仙霞乡喝戴徵兰的喜酒。
说来也巧，戴的妻子毛秀丛，是本县凤林乡人，查查家谱，与毛人凤同族，论辈称呼，毛人凤叫她姐姐。这样一来，毛人凤与戴徵兰除了同庚、同乡、同学的关系外，又多了一层姻娅关系。这该怎么说呢？两个新郎信一边喝着酒，一边掐数着种种不解之缘，扳落一个指头，干一盅，半个时辰下来，面红耳赤，肢软语塞，头抵着头站不起来，索性压着桌面睡着第二天，阳光灿丽，戴徵兰送毛人凤返吴村乡，两人信步田野，一阵阵泥香随风飘来，拂得青春充溢的少年人心绪跌宕不平。
戴徵兰问毛人凤，今后作何打算？毛人凤不加思索他说：“读书呀。”“那好”，戴徵兰稍稍紧了一下眉头，一拍巴掌爽快他说：“我们就一块儿去。”
来年，两人应期赴试，结果双双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同窗之缘又有了续篇。
省立一中坐落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城内，毛人风、戴春风（这时戴徵兰恢复了原名戴春风）来到此地，就像是梦游仙境一般，马上被那西子风光、六桥烟粉迷住了，遗憾的是，一中校规太严，平时住宿不算，连星期天外出，也得校方准假，否则就要受到处分。为此，生性不羁、喜好淫乐的戴春风把那舍监恨到了骨髓里，三天不骂睡不成安稳觉。
毛人凤也有悔恼，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考这所名牌学校。因为名头响了，开销也大，单是一年的学杂费、膳宿费，就要卖掉毛、姜两家十几担积谷。此外，再算上路费与平时的生活费用，毛人风为一个“穷”字所累，总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中的学生确实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居多，讲讲时髦，摆摆阔气，都显着身份，所以一中也被称为“贵族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些学业上的根基进不了一中，就算进了，冲着“寒酸”二字，也被压得没头没梢的。这种风气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毛人凤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守着心志（他自诩人凤），不肯放下孤傲的情性；另一方面居势贫弱，蒙羞于同济而无力振翼翻飞。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自抑的隐忍旧习日趋加重，心态常常处在严重的失衢状况中。不知不觉戴春风就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依靠。
因为戴家的经济条件比毛家要稍高一等，更重要的是戴有天生当头的魄力，一招一式震得住别人，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即便使坏，也毒得公子哥们又敬又怕。比方说花钱，不在乎多少，喜欢兜底翻，讲究囊尽的痛快，花完了，就想法子去捞，不惜坑蒙拐骗，诸如玩些诱赌、帮嫖、吃白食的勾当，因此，在一中算得上是个人物。
毛人凤凭着自己与戴春风的至交关系，出没于种种场合，关键时出个点子，弄得戴春风连连称是，从中多少也挣回点“得意”：瞧！你们谁能跟戴兄亲近到这个份上！如此两年聊度下来，毛人凤借符惊魂，日子总算过得穷而不酸。
谁知平地里突起霹雳，戴春风终因积怨太多，被人告发。校方为严肃校规，下了开除令。辞别的那天，本来就无意于学业的戴春风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大大咧咧地嚷着另奔前程的“豪言”，最后搂着毛人凤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失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一席话听得毛人凤鼻子发酸，半天没有言语。
其实，他想的要比说的多。戴春风一走，别人充其量少了个领头顶撞的；毛人凤却不同了，连带着自恃的支架和保持一点自信的依托都离散了。片刻间心里空空的、虚虚的，好像抽掉了一截脊梁骨一样。此后，人也变了样，沉寂得寡言少语，整天埋在课本作业里，学起了“不问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模样。然而，内心中的自傲挥之不去，积压愈重，期待解脱的渴望也愈是强烈。
五四“弄潮”
这一天没有等得太久。1919年6月，“五四”浪潮冲到了浙江，在北京学生南下代表团的鼓动下，省会各学校的学生马上行动起来。毛人凤所在的省立一中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得进步风气之先，学生们纷纷扔下课本，跑出教室，呼口号，开大会，打电报，发宣言，口诛笔伐卖国贼，把个爱国运动闹得如火如茶。当时，省立一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自治”的名义下把校方搁空，事实上是接管了权力。于是，学校很快变成了学生的天下。
其间，毛人凤又因一手好字，得到了学生会的重用，抄宣言通电，写布告标语，忙得不亦乐乎。革命时期，变是主题，原先奉为资本的旧底，诸如官宦出身，有钱有势啊，大多成了浪潮冲击的对象。相反，无根无基，受辱受压的平民子弟，只要敢于冲锋陷阵，有所表现，获得的荣耀并不比别人少。这一切都足以使毛人凤振奋，渐渐地忘却了先前的卑怯。
不久，运动由“动口”进入“动手”阶段。学生们组织了一支支小队到商店里去查封日货。毛人凤自戴春风开除以后，几乎没有出过校门。这一回却不同了，臂上别着标志，手里举着小旗，往商肆大街边一站，市民们个个向他致敬，商家个个任他差遣，一旦搜出几箱日货，老板那副抖抖索索的模样，就像小鬼见了阎王一样。最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在西湖边上焚烧东洋货的场景，观者如潮，口号声此起彼伏，熊熊烈焰下，群情鼎沸，而主其沉浮者，竟是一中的学生，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自己。
“原来竟能这样！”毛人凤喜不自禁。他从天下为己任中尝到了自己主天下的快感，先前缺乏的自信心一下子喷涌出来，那感觉就好像变成了大人一样。
6月下旬，杭州成立学生联合会，接着分派代表去各地区学校进行宣传活动。鉴于毛人凤的表现不错，一中学生公举他为代表之一，奔赴衢州地区“点火”。有人回忆，平时不大爱在公开场合里慷慨陈词的毛人凤，到了衢州省立八中后，以抵制日货为题目发表的演说，居然得到了一致好评。事后，一些熟悉他的人大为惊讶，才知道闷葫芦里装的药并不少。
在衢州，毛人凤见着了老同学周念行、姜绍谟，还意外地邂逅了戴春风，互道契阔，才知戴被学校开除后，先去浙军吃了一年粮，咂咂没有滋味，扔下枪开了小差，流落在宁波，后来有人传话，母亲寻了上来，把他带回江山，训斥一通，又重新拾起学业来。眼下，刚刚拿到衙州省立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毛人凤见着戴春风，分外高兴，心里一直残存的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似乎突然消失，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更何况，新近又有了独自历练的建树，一说话，情绪少见的高昂，三言两语直把戴春风不好安分的肠子勾痒了。事后，据戴自陈，读书的念头是再也打不起来了，因为多年里浪迹社会，不仅开了眼界，性子也变得更“野”，实在不想重新回到规矩大多，与社会完全隔绝的校园里去了，于是定下决心，准备到上海滩闯荡一番。
毛人凤听着戴春风略显兴奋的表白，不胜啼嘘，到了节骨眼上，他就是拿不出像样的胆魄，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又犯了老毛病。他知道继续往下“深造”，家里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的供养费；然而，跟着戴春风去“闯滩”
吧，妻小之累，敬长之责谁来负？想到这里，他觉得两腿沉沉，迈不过拦在面前的沟坎，就连学生运动一时唤起的自以为是，似乎也变得有点缥缈了。
寂寞小教员
不敢走险，只有等待。毛人凤结束了衢州的使命回到杭州不久，发现运动初期迸发的激越正在趋于平淡，权与利的融合似乎也传染了学生，学联已搬到了一幢富丽的小洋房内，平时外出走动，坐的都是头等火车。如果有外地的学联代表抵抗，住宿常选在最好的新新旅馆；用膳是在最著名的聚丰园。
目睹悄悄弥漫开来的奢侈风气，毛人凤觉得这既是诱人的生活，又是不敢企及的生活，偶有染指，便生暗喜，心里对权柄的威力也不胜惊羡起来。很难说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与这个时期朦胧的“恋权”意识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作为裹人涡流的一个经历，这对进入社会和进一步理解人生是有影响的。
就在这时，省教育厅突然作出了各学校提前放假的决定。等到开学，本来已趋于平淡的学潮因一段时间里少了学生们的烘托、立即成了昨日黄花。
一切的一切，很快恢复了原样。或许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比憧憬幻想更现实，毛人凤“退热”很快，尤其是面对先生们依然如故的严厉模样，毛人凤只望能以尽早的回归本分来换取校方的“既往不咎”，好在忍让退守是他习惯的作业，“顺从”了半年，便觉得气氛宽松下来。第二年，他顺利毕业，而且还通过省教育厅的关系，在江山新塘边嘉湖小学谋了个月薪20元的教员职位。
吃粉笔灰当猢狲王的生涯一晃就是几年，日子过得清淡安稳，细嚼嚼别有一番滋味。乡村教员的身份虽然不高，但凭着识文断字的能耐，却受到种田人的尊重，有时发生一些纠葛，少不了要请先生们评评道理。因此，除了月薪以外，毛人凤常有一些仰仗排解纠纷得到的报酬。另外，几年辛苦下来，膝下有了一窝子学生，乍一看，大多聪明伶俐。
将来要是有一两个鹏程万里，当先生的那份荣耀肯定是够张扬的。事实也果然如此，后来这些学生中有毛万里、周养浩、刘方雄等人，相继成了国民党军统局里挂少将军衔的显要人物，就连出自木匠家庭的姜毅英，都成了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如此师生共济一堂，同谋秘事的联袂，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子里并不多见。当然，这都是后话。
不是当兵料
山小不留虎，池浅难育龙。毛人凤既称人中之风，新塘边嘉湖小学就不是拴得住他的地方。不久，广东大革命的风云翻动，毛人凤也和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青年人一样为之吸引，期望到那儿去寻找新的前途。他把想法告诉了父亲和岳父，两位老人家横竖不赞成。就这样，一直拖到1925年的暑假，毛人凤怕错失良机，一狠心，难得来次铤而走险，一个人悄悄地前往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到了广东，正巧遇上军校师生的第二次东征，为了方便学生们随军上课，特在潮州设立了黄埔军校的第一分校，毛人凤经过考试，被录取为潮州分校的第一批新生。
当时，黄埔有个规定：学生进校后，一般都要当一段时间的入伍生，参加军事训练，然后再经审核合格，才能算正式的学生，纳入编列。毛人凤赶上的这一趟，军事训练就是火线练兵的同义词，十几斤重的枪压在肩上，再背着行李，天天冒着炮火往惠州城方向急行军。毛人凤的身子骨本来就弱，进入省立一中后，又有十多年没从事过体力活，哪里吃得住这般折腾，结果不出一周便生起病来，被迫退下火线。
所谓下火线，其实也就等于退学。毛人凤病秧秧地斜躺在床上，一脸晦气。心想：平生难得粗豪一回，丢掉饭碗，辞别老父妻儿，千里奔赴疆场，结果弄得从戎不成，反而身心交瘁，几成废人。“往后能干什么呢？”他不敢细想，只觉得被感伤和惆怅重重地包围了，再数数军校发下的那点可怜的善后费用，连支付看医生的钱都不够。怎么办呢？颠来倒去，只得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谁知祸不单行，接到汇款的同时，也得到了老父亲病重的消息。
顿时里，亲情伤心一齐翻将上来，难过得一整天没沾水米，亏得旁人从中解劝，喂汤送药，身子才算离了病床。毛人风估摸着再过三五天，手脚硬朗了，便可启程返乡，偏偏等不得从容，浙江那边传来了噩耗，急得毛人凤来不及与熟人告别，当夜上路，匆匆赶回奔丧。抵达江山县城，正是1926年暮春的一个深夜，为了第二天赶早路，他去悦来客栈投宿，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做梦也没想到，在这里竟撞上了戴春风。
快三十岁的人了，心情跟早年没什么两样，毛人凤又像是充了电一样，攥着戴春风的手直摇，一身的疲倦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把酒夜话，倾倒酸苦，直聊到烛灭天白。此时，毛人凤才知戴的遭际也不如意，唯一不同的是，戴依然自信无比。“或许这还是条出路。”毛人凤喝干了杯里的酒，把自己在广东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戴春风。
他知道戴性格中的搏杀成份很可能与硝烟的血腥投契，就竭力怂恿他去投考黄埔。戴春风听得过痛，又借着酒热，当下应允。第二天，一个急急奔丧；一个要筹措盘缠，匆匆地分了手。戴春风回到仙霞乡，凑足了路费，直奔广东，并改名戴笠，正式考入黄埔军校。真可谓：栽花有意，插柳无心，戴笠自此平步青云，登堂人室，这也为以后的戴毛携手、抗瀣一气打下了契机。
“代理”秘书科长
办完丧事，嘉湖小学肯定回不去了，且不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单是江山县教育局的那份恼火，已经用“擅离职守”的恶名表达了出来，毫不容情地把毛人凤的教席职位剥夺了。有几个过去暗存芥蒂的士绅，趁机落井下石，打算举控毛人凤“投赤”
（当时统治浙江的孙传芳正是广东方面的死对头），吓得毛人凤闻讯而遁，偷偷溜到了老六毛善高就读的上饶中学躲了起来。未几，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又下浙江，毛人凤才松了一口气，携弟还乡。好笑的是，局势一变，人脸也变，昨日之“罪”，如今倒成了光荣经历。县教育局派人把嘉湖小学的聘书送上门来，还口口声声地要求他去县里宣讲大革命的道理。
毛人凤应也不是，推也不是，心里却把人情世故看了个透，就像歌谣里唱的：“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会什么客，穿什么衣...正在这时，十多年没通音讯的老同学周念行回来了。原来，他从省立八中毕业后，径直去了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即投身北伐，眼下已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力湖北省黄肢县县长。这次是；临上任前回家看看，老同学不期而遇，三言两语，便说到了公干上。其时，革命草成，处处需要人才，周念行便向毛人凤发出了邀请，并答应带者六一起去。
黄陂在鄂中是个二等小县，依周念行原拟，毛人风是分派在秘书科长的职位上。不过，公事公办，还得履行一下手续，即呈请省民政厅委任。一般情况下，类似秘书科长之类的幕僚官，上面无从计较，所谓呈请，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偏偏这回不同，那个替厅长捉刀的主任秘书，下了一个暗扣，故意拖着不办，想从中索贿。周念行初入官场，未脱尽书生意气，凭着一股刚正，就是不附合，最后只得以委任科员报民政厅备案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然后再让毛人凤代理科长。这样一来，毛拿着科员的薪水，干科长的差事，挣了脸面，亏了宦囊，尽管如此，他仍然干得十分认真。
当时，县政的重头是整理北洋时期遗留下来的征收弊病，涉及到惩贪选廉、核查资产、清丈土地、重订税则等几个方面，如果上边没有靠山可依，面对贪官污吏、奸商劣绅的联手抗衡，毛人凤真有点心怵。幸亏周念行吃了秤砣，铁下心来要干出点名堂，毛人凤被牵带着也事事躬亲，毫不懈怠，每一项工作如何计划，如何入手。怎样进行，他都细细斟酌，谋定而动，一年多干下来。居然颇有声色，“怪不得戴兄那么看重他”。周念行体会到了老同学的才干，时下时地要夸赞几句。尽管按绩叙劳，毛人凤曾强烈地预感到科长前面的“代理”二字行将抹去，但脸上却丝毫不露骄矜之色，工作反而更加勤勉了。
六年“蜗居”
然而，心机再沉稳，也抵不过局势压人，不知怎么搞的，省政突然牌子一翻，落到了新桂系手里，治道跟着换了味儿。随后，一股“鄂人治鄂”的旋风又刮得甚嚣尘上。周念行是桂系的死对头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用不着考察.就被划人清理的行列。于是，上峰随便捏了个理由，把他“调省听任”了。
主官一倒，毛人凤抓瞎，不要说“科长”二字，连同“代理”一块儿捋了，只剩下单单薄薄的一个身子漂泊异地，看看混不下去了，索性卷起铺盖回了浙江老家。
贱出山，穷还乡，毛人凤又一次尝到了受挫的苦头，憾叹之际，怜惜进取之心，苦干强索，结局仍挣不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道。自此，不再焦躁，静下心来等候那破晓的一鸣。
几年里，他抱贱守贫，安于微职，一会儿在温岭县土地局充任股长；一会儿在衢广公司干干文书；一会儿又去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里当当秘书，归拢起来，都是些比芝麻绿豆还小的官，用毛人凤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四两白于，二两花生米”的勾当，刚够混饭。但他照样干得认真尽职，不出怨言。尽管环顾左右，老同学中有姜绍谟、王莆臣发迹在前；学生中有周养浩出息在后，都不足以推动他迎合攀附。
就这样苦熬苦等了六年，直到1934年夏天，戴笠拍来了一份召唤电报，毛人凤才怦然心动，决定结束“蜗居”的生涯。经过了一番准备，便揣着重燃的希望之火，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一拍即合
戴笠电召毛人凤，说起缘由，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初，毛氏兄弟随周念行在湖北黄肢公干，毛人凤当代理秘书科长，毛万里是个小科员。后来，新桂系控制了鄂政，周念行“调省”另用，毛万里自然也跟五哥毛人凤一样“晾”了起来。但他心思活，耐不得寂寞，颇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浪迹习性，在浙江窝了一年多，混不出个人样儿，便拔腿奔了南京。找到当教育部总务司长的老同学姜绍谟，被安排在总务司里当差。若论大小，高不出“四两白干，二两花生米”的档次，只图守着个金陵都城，也算开了眼界。
就这样捱到了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于是在一片“共赴国难”的呼喊声里，国民党各派开始“大合作”，国民政府重新改组，教育部长一职落到了“CC系”手里，姜绍漠不是团体中人，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自然显得格外生分，他稍加思忖，便以为教育部总务司氏是干不成了，当即递出辞呈，卷铺盖返回江山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