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据当时的军校在校生谷云鹏先生所撰《军校末期起义前后》一文所载，9月初，军校有三个主要军官和共产党西南工作组秘密取得了联系，一个是军校教育处少将处长李永中，一个是特种兵少将总队长肖平波，再一个是肖步鹏（职务不详，军阶也为少将）。9月8日，这三位少将与中共地下党方面达成协议，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这个协议简称：“九·八协议”。
11月底，老蒋住入军校，李永中、肖平波、肖步鹏便密谋扣蒋，然后领导军校起义，但不知什么原因，肖步鹏突然叛变，出卖了起义计划，使得老蒋在军校举事前出走，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永别大陆
老蒋外受地方实力派投共之迫，内居腋下时时生变之险，却又不能为一己性命，临阵脱逃，自毁阵线。怎么办呢？为了实现坚持到底的意义，他便把所有居险无险，化险为夷的难题，主要交给了毛人凤去化解。为此，毛人凤殚精竭虑，熬尽了全部心血。①谁也说不清他布了多少迷阵，设了多少圈套，甚至连蒋介石周围的人被搅和进去，都不知是真是假。首先，毛人凤对蒋介石安全上的考虑是极为周密的。警戒的问题，前面已有叙述；应急的问题也考虑了诸多的方案。比如，当时成都的绅商担心国民党溃兵趁机抢劫，曾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放置木栅栏，毛人凤生怕这种作法蔓延开来，会困住出路，便建议蒋介石下令制止，确保道路的畅通。又如，毛人凤叫人在军校的城墙上开一个豁口，准备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从小楼逃上飞机等等。其次，不失时机地故布疑阵，让外界无法知道蒋介石的确切行踪，就拿中共成都地下党的“捉蒋”计划来说，最后没有成效，无法确定老蒋的行踪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次，他们获悉老蒋要去励志社住宿，认为情报来源十分“可靠”（是侍从室透露的），结果，蒋介石根本没有离开军校，显然是故布疑阵。又如，毛人凤指使手下在老蒋住的小楼周围挖地道，一条通向新津机场，一条通向凤凰山机场，但从老蒋最后出走的路线看，这两条地道显然是摆摆样子，用来迷惑对方的。
①毛人凤到台湾后，身体急速垮下来，这段时间过度的操劳伤神是个重要原因。
12月6日以后，局势日趋紧张，围绕着老蒋的行动，也更加扑朔迷离。
6日晚，沈醉和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在余程万的军部密商，认为卢汉走傅作义道路的迹象已十分明显，请示毛人凤是否要执行杀卢的计划。这一天晚上，卢汉也在召开准备马上起义的会议，会议从夜晚11时，一直开到12月7日早晨6时为止。
12月7日上午，蒋介石派张群飞昆明，“行政院”同时作出决定，“中央政府”马上迁往台湾，大本营设于西昌。
12月8日，“中央”忙着飞台北，“行辕”忙着撤西昌，一派乱哄哄。
那个叫盛文的成都城防司令，没给老头子“保驾”到底，弃职溜走了。消息传出，老蒋深感吃紧。晚上，张群从昆明飞回，带来了李弥、余程万和龙泽汇三位军长。龙指挥的九十三军，由卢双的地方团队扩充编成。老蒋一见他肯随张群来成都，对稳住云南又生信心。蒋先召见张群，张说卢仅不顾大局，不讲私交，开口要钱。接着再召见三位军长，训示说：必须保住云南。龙当时的表态十分坚决，令蒋满意。
8日晚，老蒋与“中央”一起离开成都飞台湾的传闻不胫而走。第二天，报上有消息予以证实，题为《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蒋介石到底去了台湾没有？郭旭在回忆中说，12月9日，毛人凤、徐远举、成希超、郭旭、周养浩等人在新津机场登上飞机，准备经昆明去海南岛。这时蒋介石也在新津机场，说是要飞西昌，大家表示愿和总裁在一起。老蒋没有答应，并说“你们在大陆没事了，抓紧去台湾吧。”结果飞机临起飞前，蒋介石突然派人把毛人凤叫去，徐远举、郭旭、周养浩等了好久，不见毛人凤回来，不一会儿，接到起飞的指示，才估计老蒋带毛人凤去西昌了。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先后飞往昆明的张群、徐远举、郭旭、周养浩等相继成了自投罗网的鱼儿，统统被卢汉扣下，毛人凤幸免此难，是因为临时被老蒋喊走。这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事前蒋、毛有默契呢？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是否飞了西昌呢？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报上登的消息是故布疑阵。
蒋介石9日飞了它处（就算是西昌），那么何时去台湾的呢？按照王陵基的回忆，当在10日上午。他说，10日清晨，刚准备睡下，俞济时突然派人将借用的丝棉被子还来，王估计老蒋要走了，赶紧驱车去军校。车子开到校门口，便见总裁的车队鱼贯而出，忙叫司机沿小路开到凤凰山机场，下车一看，毛人凤孤零零地站在老蒋的专机下，片刻之后，车队才到，老蒋行色匆匆，招呼也没打就登上了飞机。然后，又站在机舱门口向四面张望，看清是王陵基，便把他叫上飞机，谈了几句话，飞机便飞走了。
但从蒋经国的日记来看，10日上午，老蒋似乎还在成都，当时，与重庆和昆明的电讯接通，第一封电报是卢汉拍给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老头子。当时，大家还劝蒋介石不要飞西昌，还是赶快回台湾吧。于是，下午2时许，老蒋才从凤凰山机场起飞，于晚上6时30分抵达台北。
蒋经国日记与王陵基的回忆，时间上虽有半日之差，但基本确定于10日老蒋飞往台湾。以后，这一天也成为普遍认同的说法。然而，仍有不可自圆的地方。比如，蒋经国12月12日的日记中说：“想起昨日倘在成都共军的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这里的昨日，当是12月11日，这说明：11日老蒋还在成都。
蒋经国日记中还有一段话，称：“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现在一般的记述，都以为刘、邓、潘（文华）宣布起义是12月9日。但据当事人回忆，通电发生的实际时间为12月11日深夜。刘德等人所著《彭县起义》一书中说，刘文辉所以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云南卢汉，或者造成彼此呼应的政治效果。现查《西康省政府、陆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公告》（即起义宣告）和《西康省政府、二十四军令饬摘去国民党国旗、帽徽，蒋介石像及反动标语电》等历史文献，均署12月12日。
看来，认为老蒋是在得知刘文辉起义后，才彻底绝望飞台湾的，似乎符合逻辑。那么，时间至少不早于12月12日。当然还有说13日的，于东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
总之，老蒋永别大陆的准确时间是个谜，造成这样的结果，究竟是生逢险境，方寸大乱而记忆不周呢？还是毛人凤为隐匿老蒋的行迹，做尽了文章呢？自有公论。1956年，毛人凤患病去世，有人于盖棺论定时点评他的“功绩”，特别说到了这一段，称：“初，总统宣告引退，政局日非，中外人心，皇皇不可终日。君独困心衡慈，力图维及其所事，密饬所属，匿其行迹，继续效力，其处境艰虞，非外人所能臆其万一。”
孤岛冷月
1950年1月1日，溃败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破例地没有搞“团拜”活动。
这一天，毛人凤接到蒋氏父子的邀请，前往日月潭涵碧楼与总裁一起“欢度”节日。
日月潭地处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鱼池乡，是当地最大的天然湖，北半湖状如日轮，南半湖形同残月，由此得名日月潭。潭的四周山峰叠翠，环抱的湖面十分辽阔，周长不下70华里，放眼望去，潭水湛蓝，堤岸曲致，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闲胜地。老蒋飞赴台湾后，第一个圣诞节就在这里度过，虽说不乏美酒佳景，却凄于孤岛冷月，兴味索然。据蒋经国在日记中所云：
当时，老头子（指老蒋）已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自以为谋事“竭尽心力，但天不祐人，”工作徒劳，其实是“知其必败而为之了”。几天后，果有消息传来，成都失守；向昆明反攻的李弥、余程万部下落不明；30日那天，蒋介石电令逃往海南岛的胡宗南马上飞赴西昌，搜罗从四川“退”下来的残军，死守三个月，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命令的口吻坚决得近乎冷酷，成败与否，老蒋不抱奢望。因此，元旦迎新日，深深陷于不堪回首、无法割舍的怀旧伤感中，老蒋哪里还有搞“团拜”活动的兴头？
这一天，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英，大家陪伴着蒋氏父子荡舟潭上，垂钓解愁，突然，水面“哗啦”一声作响，银线连着鱼钩的那头，拽起一条大鱼，老蒋不禁为之惊喜，于是大家学那谶讳的老套，极尽演绎之能事，这个说“好兆”，那个说“吉祥”，总而言之“年年有余（鱼），否极泰来”，说得老蒋脸上有了笑容。
吃过午饭，闲情淡去，切入主题。老蒋先用低沉的音调叙述了近日反省的体会，大意是回顾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无不彻底失败而绝望，现在要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接着老蒋又说了开创“新历史”的打算——首先要重新造党，要旨是湔雪全党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和领导方式，凡不能在思想精神和行动生活上怀有破釜沉舟之斗志者，一律应该自动退党。其次是重新组织力量，积极有效地开展反攻斗争，鼓舞斗志，获取国际支持，最后达到光复大陆的目的。
说到国际支持，老蒋按捺不住地指责起了美国政府，说他们不讲信义，落井下石。毛人凤知道内情，颇有同感。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间有一部分内容是严厉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老蒋是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援助，都无法挽回由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暗中游说，怂恿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诚，抛弃老蒋，另立山头。
陈诚表面上虚与委蛇，回头却把老美的不良居心告诉了蒋介石。气得老蒋大骂美国人无耻！
当然，骂归骂，想归想。毛人凤知道老头子争取的所谓“国际支持”，其实也就是老美的支持，这情景与“恨之切，爱之深”的道理暗合，正可谓：
不是冤家不聚头矣！
然而，元旦过后没几天，即1950年的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时，杜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啻是对蒋介石的迎头重击，所谓“国际支持”的图谋，顿时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尴尬，悲愤之下反而激起了“雄心”。此时，老蒋急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尽快复职，名正言顺地统揽党、政、军大权；二是显示力量，让岛内外所有的反共人士重新认同：蒋氏政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
武装暴乱
蒋介石急于图谋，客观上凸现了毛人凤的特殊地位，那情景，颇似潮水退去礁石露的状况，道理亦浅显：盘踞大陆时期，国共抵牾，军事斗争是主战场，将军们“叱咤风云”，毛人凤只是个配角。眼下，退缩孤岛，明枪明炮干不成了，主要的手段就是开展“敌后斗争”，不断地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麻烦。
于是，统率几十万潜伏人员的毛人凤倒成了贯彻总裁使命的首要干将，这对经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朝跨跃诸多资历栅栏的毛人凤来说，真正是时来运转。未几，“显示力量”的指示化成无数个行动密令飞向各潜伏点，反革命的武装暴乱随之突起——1950年2月，潜伏在成都平原北郊什邡县三河乡一带的赵洪文国，
一个手持双枪的老土匪婆，接到密令，立即打出“西南反共游击军第二路绥靖司令”的旗号，发动暴乱，周围20多个县的土匪纷起响应，老太婆到处张贴布告，声称：“还我之民主主义，自由、民主、繁荣、强盛之伟大中华……”同年2月，潜伏于成都市郊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司令巫杰，奉令暴乱，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某师政治主任朱向璃和他的警卫班，朱向璃一行20余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寺惨案”。
同年3月，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曾绍华，于贵阳附近拦截交通，袭击干部，杀害民众，乃至纠合匪徒万余人，围攻贵州大学。
同年3月，以“川甘陕反共救国军”顾问，川北、江油、平武、广元、剑阁等八县的“反共游击联队”总指挥自居的黄清源，拥“兵”万余人，于川北之地发动暴乱7次，占领并捣毁县区政府20多个，杀害了许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
另外，还有潜伏于黑龙江省依兰县黑暗子窑沟一带的余大柱子，奉命暴动，先后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官兵100多人，并剥下人皮做成马鞍，专门派人去台湾，送给毛人凤当“礼品”。
据贺龙给中央的报告称，当时仅是川西地区，就有各种公开活动的土匪104股之多。与此同时，反革命的武装暴乱还由农村波及到城市，比如，1950年2月，四川南充市发生了暴乱，市内大片民宅，以及川北地区行署机关办公大楼全被炸毁。又如，广州中央医院隐藏着一个名叫“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的反动组织，从主治医师、护士到茶炉工20多名成员奉命暴动，将许多送到这里疗伤的解放军官兵杀害，有的官兵被拔去输血管；有的坐在轮椅上被推下楼梯；有的被闷在棉被里窒息而死。
其中最最险恶的还属“北京暴动案”，领衔人物是保密局特工江洪涛。
江洪涛原先的公开身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会门组织——先天妙莲会的会长。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地下工作者曾打入过这个组织，并利用其特殊的影响，作了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江洪涛凭借这份“功劳”顺利地潜伏下来，同时，还掩护了一批国民党“地下工作队”的成员，其中有个叫马宗元的特工直接打入公安局二处，当上了情报员。随后，江洪涛伙同马宗元以协助纠察总队（北京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工作为名，设法让“地下工作队”一半以上的成员混进了这个组织。不久，江洪涛接到毛人凤的指示，要他不惜代价，在北京搞一次暴动，目标是袭击市公安局二处，烧毁王佑胡同的秘密机关档案。这一手足够厉害，一来在共产党的首都闹事，影响巨大；二来，烧毁档案，等于是搞掉了共产党反特挖潜的本钱。为了确保行动有效，毛人凤命令江洪涛亲自督阵。
江洪涛潜伏组的活动，全部是按“敌后”工作的要求开展的，因此，“地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江是他们的领导，江通过马宗元控制队伍；马通过一个姓孟的医生与台湾进行联系，这个姓孟的医生的诊所就开在宣武门牛街，事实上成为居间联络提调的关节点。
暴动计划尚在酝酿中，牛街的秘密联络点被我公安部侦破，公安部一局一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先将来牛街联络的莫力奇秘密逮捕，经审讯，莫交代了与马宗元、孟医生的关系，并同意立功赎罪。此后，凡马宗元交莫力奇转给孟大夫的信件，曹纯之都先看过，最终掌握了全部“地下工作队”成员的名单，以及有关暴动的计划和联络暗号，并在举事前的一天，公安人员收网兜捕，自江洪涛以下全部被抓获，于是“北京暴动”的阴谋胎死腹中。毛人凤不甘罢休，又唆使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工，夜间放火，一次烧毁电车59辆，但无论其规模还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来看，均不足与“北京暴动案”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勉力而为，丢了西瓜检个芝麻的勾当。
轰炸与爆破
与反革命武装暴乱相呼应，强化破坏活动，也是“显示力量，扩大影响”的一个步骤。自1950年春季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1950年1月25日12时27分，国民党空军的12架飞机从定海起飞，由长江口上空进入上海市区，以江南造船厂（解放军海军基地）为主要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共投下52枚500磅至1000磅的炸弹，炸毁18艘军舰和运输舰。小东门、陆家嘴、杨家渡、杨树浦一带，民房被毁400余间，死70余人，伤250余人。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从岱山定海起飞，分四批进入上海，向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水电公司投掷1000磅炸弹70余枚，致使电厂瘫痪，市内一半工厂停产，不少地区断电停水，另有千余间民房塌毁，居民死伤千余人。据董显光《蒋介石传》一书透露，龙华机场当时也被炸毁。
国民党空军的“一·二五”轰炸、“二·六”轰炸目标认定之准，投弹命中率之高，决非偶然。事后查明，是得到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积极配合，此人名叫罗炳乾，于1949年7月被毛人凤任命为上海潜伏独立电台台长，化名吴思源。当年8月，罗携带收发报机，经舟山抵吴淞口登陆，潜入上海，于妻兄施家瑞处立足，然后用保密局发放的经费，替施家父子开了一爿“振妃瓷器店”，自己以“跑街”名义厕身其间，白天搜集情报，晚上通过电台发往保密局本部。“一·二五”轰炸中有关目标方位的情报就是罗一手提供的。后来，罗炳乾的电台被我公安人员破获，自此，国民党飞机便瞎了眼，空袭的盲目性骤然上升。
1950年上半年还发生了两桩轰动性的破坏事件。一桩是“泽生”号被炸；另一桩是“留港飞机”被炸，幕后策划者都是毛人凤。
当时，大陆正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不少东西需经香港进口，尤其是棉花。为此政府实行了外棉进口免税政策。1950年1月9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改弦易辙的首例，蒋介石无法坐视，希望毛人凤使出一点手段来。毛人凤立即找潘其武、叶翔之商量，准备在香港至大陆的航线上制造一次轰动性的破坏事件，既给共产党、也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任务具体由叶翔之出面布置，由杜长城和他的技术总队负责执行。先是派特工混入香港，侦知有一艘在英国注册的巨轮“泽生”号即将满载货物驶往大陆。接着杜长城去码头踏勘，了解船体的结构、启航的时间等等。随后通过保密局驻港机构的配合，把定时炸弹混在货物中运进货舱。翌日中午，“泽生”号按时起航，几小时后爆炸沉没。消息一经证实，毛人凤大赞此为“反共救国”壮举。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
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70多架，“央航”有40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
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领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200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70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