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年11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日，徐远举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10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责运送破坏器材），组长分别由西南特区游击计划委员唐伯岳、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与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陈粟冬担任。
二、为配合军事行动，加强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接洽联络工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
三、拟具破坏计划，测算经费，呈请蒋介石批准。这两项工作分别由徐远举、郭旭负责。
①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长沙搞“焦土抗战”，由于情报失误，烧城的时间提早了，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此，老蒋光火，惩办了几个“替罪羊”。
四、确定破坏重点和破坏程度，原则上以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库存物资器材，以及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无线电台、公路桥梁等为主要目标，各兵工厂破坏的程度为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生产。
五、明确执行单位，主要由交警部队、重庆卫戍总部警卫团与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厂警卫大队组成。另外，所有在重庆的公秘单位都有全力协助的责任。破坏所需器材、炸药和运输工具，由国防部第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六、破坏的时机，听候命令。
会议结束后，毛人凤会同廖宗泽、徐远举等，又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警卫大队长、技术总队成员开联席会议，对兵工署在重庆的十一个兵工厂的五百多个预定破坏目标进行测算。随后，杜长城将技术总队分为11个小组，请警卫稽查组特务引导，前往各目标勘察，预计需炸药300多吨。
杜长城还去了空军机场、仓库勘察，发现有物资一千余吨，包括一万余支卡宾枪以及大量的器材、汽油、损坏的飞机、棉军服等等。空军方面保证，届时用炸弹和汽油予以焚毁。同时，从加强指挥、避免职责不清的目的出发，毛人凤把所有的破坏目标分别划入11个地区，委任了11个地区指挥官。
大约11月21日，破坏计划和经费预算出来了，毛人凤呈报蒋介石核定后，一次发放银元4万元。22日上午，毛人凤、徐远举去见顾祝同，接着在杨森公馆同参谋次长肖毅肃、陈良，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兵工署长杨继曾、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等会商破坏时机。负责作战的肖毅肃认为，破坏可以在共军进至南川附近时进行，其他人另有看法，意见不尽一致。毛人凤提出，是否暂不规定时间，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枕戈待旦，一有命令立即行动。大家觉得这样也可以。
死城废墟
11月23日，解放军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挺进，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
迅即炸毁綦江大桥。于是命令技术总队成员率交警一分队，携3吨黄色炸药出发，赶到大桥时，大桥已被解放军占领，第一辆卡车来不及掉头，当场就擒，后面的见势不妙，扭转车身逃跑。綦江大桥安然无恙，毛人凤暗暗顿足，连连责骂守桥部队是老鼠胆、兔子腿。
为了避免綦江大桥的失败重演，毛人凤加紧了准备工作的实施。11月24日，社长城奉命赴空军白市驿机场，将机场设备、仓库和破损的飞机全部装上定时炸弹，预定30日下午炸毁。
11月27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主力和四野的四十七军打到南川以北的地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共3万余人。当天，毛人凤命令各破坏部队以战斗行动强行进入目标，勒令工人停工，驱逐出厂，迅速实行戒严。接着，技术总队开入，在厂房、仓库以及各重要设备处安放炸药，装置雷管，一切完毕，候命等待执行。
毛人凤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根据肖毅肃的建议而采取的，并没有请示老蒋同意。第二天，便在重庆全市引起震撼，各界舆论反响强烈，惊动了老蒋，老蒋非但没有责怪，还连连说，毛人凤干得好。于是，当天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布紧急命令，要各兵工厂立即停工，所有警戒勤务一律交交通警察总队接替，违者依军法从事。一道行政院令客观上追认了破坏行动的“合法性”，毛人凤颇觉满意。
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官邸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钧、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等陆、海、空、情（报）头脑开会，决定从当天下午开始“疏散”（撤退），同时实施大破坏。会议结束，毛人凤立即把指挥部挪到离重庆10公里的山洞警察局，然后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坏令。下午6时，重庆各兵工厂同时点火引爆，城郊顿成一片火海，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大地发颤，把老蒋山洞官邸的窗户玻璃也弄碎了。晚7时，爆炸延伸到各发电所、水电厂、动力厂，其间，破坏最为严重的是二十一厂，火药库被引爆，片刻间把工厂炸成齑粉，连带着周围的房屋毁坏无数，死伤不下千人。据社长城估计，破坏严重的程度，一年以内难以修复。
晚8点，各地区负责破坏的指挥官聚首山洞警察局，准备撤退。突然又传下蒋介石的命令，要毛人凤把停泊在重庆嘉陵江内所有的海军军舰炸沉，毛人凤隔着窗子朝外看，重庆城里到处是火光，不由地心生焦急。“到了这般田地，怎么个炸呀？”毛人凤环视左右，希望有人自告奋勇。可惜没有，于是一咬牙，拉上徐远举准备亲自犯险。汽车于城郊往市里开，沿途逃难的人流汹涌，败兵溃勇夹杂期间，阻塞道路，行进维艰，爆炸声、枪炮声不绝于耳，汽车开了几公里，再也无法前进，只好折回山洞。“怎么办呢？”毛人凤一筹莫展。徐远举突然想到杨森，马上建议毛人凤与杨联系，由他帮着把这事办了。毛人凤想想也只好如此，便打电话给杨森，语气很苦恼。杨森倒是爽快，一口答应下来，扭头就通知有关方面准备执行。谁知“永安”号、“郝穴”号等军舰已宣布起义，这会儿，正开往川东江面。抓了瞎，炸不成，蒋介石的命令又成一纸空文。
29日深夜，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老蒋故作镇静，慢慢地掩上山洞官邸的大门，驱车向白市驿机场驶去。毛人凤、徐远举等随后离开指挥部，于30日凌晨抵达机场，等到天色放亮，飞机呼啸而起，尾追着老蒋的身影逃往成都。接着，重庆最后一个破坏目标——白市驿机场在一阵炸雷般的爆破声中被摧毁。
重整残旅
11月30日下午，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人的座机，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周迅予告诉毛，老蒋已去北校场，特别关照：毛先生一到成都立即去见他。
北校场现在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所在地，里面有一幢三层的法式小楼，是军校给老头子预备的行馆。毛人凤驱车抵达时，老蒋已经睡了，俞济时对毛说：“总裁极其辛劳，差不多三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刚才还把张群、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叫来打气，表示要在川西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现在恐怕是累了，正睡着，要不，毛先生也去休息一下，待老头子醒来，我再打电话通知你？”毛人凤把下榻的地方告诉俞济时，便回到了东门街周公馆。
半夜里，俞济时打来电话，说是老蒋醒了，正等着见毛先生。毛人凤不敢怠慢，乘车前往北校场。
蒋介石急着见毛人凤，是不放心自己在成都的安全，尽管小楼周围和军校各大门的警卫都换成军校的学生，其实，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老蒋喜欢故作姿态，表示自己对“学生们”的“无比信任”，内心深处却很紧张。眼下，他召毛人凤来，正是为解决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隐患。
另外，对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他也不放心，要毛人凤通盘考虑如何加强警戒的问题。毛人凤天性谨慎，思考问题填密，这是老蒋（把安全警戒任务交付他）最能够放心的一个理由。经过编排，最后决定，将交警第二旅调入成都市区，旅长何龙庆兼任省会警察局长；再调胡宗南的第三军来成都担任城防，军长盛文兼任防卫司令。毛人凤知道兹事体大，天一亮就抓紧部署，完毕后向老蒋汇报，从神情上看，总裁是满意的。
这一头摆平，毛人凤立即开通与云南站的联络。他知道重庆失守，成都无险可依，真正的后方倒是云南、西昌，所以必须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与此同时，还要跟蜷缩在成都的徐志道“结帐”，把那个保密局的大印收回来（此事已在第十五章作了交代），以及重新组成保密局成都办事处。再往后，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战略要求，着手营建“西昌行辕”。
当时，围绕重庆丢失后的作战战略，有好几种构想：一种是退守云南；一种是固守川西；再一种是撤到西康。按照毛人凤的想法，如果不把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搞掉，三种方案，一个也靠不住。前几天（12月1日），沈醉从云南来电报告：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地的军政负责人大多收到了地下党以解放军名义发出的通知书。
有确凿证据表明，卢汉手下的安恩溥、杨文清等已和中共地下人员有秘密接触，至于卢汉本人的行动正在密切注视之中。毛人凤把沈醉提供的“云南方面”最新动态向老蒋作了汇报，同时激烈地驳斥了张群坚持怀柔，冥顽不化的立场。蒋介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十分坦诚地对毛人凤说：“卢汉不可靠，我是明白的，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动摇的同志总比不动摇的敌人要好。还是要想办法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投向共产党。一定要把云南、西康建成反攻基地！”看着老蒋逐渐激昂的情绪，毛人凤不忍心再说扫兴话，心里却不乏悲凉。
蒋介石以为说服了毛人凤，情绪恢复平静，他告诉毛人凤，张群愿意去云南，可以让徐远举跟着，再叫胡宗南开一部分军队过335去，不怕卢汉翻天。如果云南稳住，贺国光再在西昌扎牢根基，我们在大陆就有了回旋余地。毛人凤听着老蒋蛮有信心的语音，暗想：党国现有的基业，恐怕要毁在张群手里了。后来，毛人凤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痛心回首，一直认为：党国败在二张之手，一是张治中①，二是张群。
毛人凤埋怨老蒋轻信张群，多少有一点误解。其实，老蒋怎会不知大势已去？作为战略上的考虑，他正决定把“中央”摆在台湾，“行辕”设在西昌，并辅以相应的口号叫：政治台湾，军事西昌。但作为领袖，精神不倒是个永恒的支柱，老蒋故作姿态地体现镇静，目的不离此节。至于张群的怀柔政策，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老蒋也渐觉渺茫。有一次，他请刘文辉、邓锡候、熊克武、白传义等人吃饭，提出要他们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家都答应了，届时却没人送来。再往后，这些人索性避而不见，老蒋派王缵绪找到刘文辉，让他对刘说：“人与人是要讲感情的，你做了我多年部属，就算我今天死了，你也要来送葬呀！”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文辉依然不来。或许是出于更多的考虑，譬如稳定军心，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等，蒋介石一直没有对地方实力派采取行动，毛人凤以为是遗憾，蒋介石更多的可能是无奈。
①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方面谈判，生怕汤恩伯的备战行为刺激中共，引起谈判破裂，竭力主张偃旗息鼓，毛人凤认为这是南京、上海守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小转移
当然，为了鼓励毛人凤的忠诚行事，蒋介石也答应，必要时，允许干掉卢汉，另以李弥代之，但一定由自己发出指示，不可妄为。接着又谈到了云南行动（指张群和胡宗南军队开进昆明的事）所需经费的问题，毛人凤觉得最好调集一部分硬通货（指金银）。不知怎的，勾起了老头子的脾气，连连责骂关吉玉混帐，王叔铭该死。原来，“中央银行”有100多箱银元（共计23.6万元）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老蒋特别关照要抓紧送往台湾。不料，重庆丢失得太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临时把运送银元的飞机改成了运送太太、姨太太和公子小姐，结果白银全部留给了共产党。老蒋要追究责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罪责难逃。
“幸亏你们保密局还有所建树，否则叫我拿什么运到昆明去？”老蒋骂完了关吉玉、王叔铭，更觉得保密局跟自己同心同德，这种不加掩饰的亲近感，使毛人凤既得意又满足，同时，也为自己隐而未彰的“小自私”稍觉惭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27日晚，重庆实行宵禁，稽查处截获了5辆卡车，装的全是金砖与墨西哥鹰洋。周养浩接到属下的报告，立即赶往稽查处停车场，检视完毕，大觉惊讶，马上去见毛人凤，说了这件事。毛人凤又向蒋介石汇报，老蒋要毛查一查货主是谁？并责成保密局将5车金银送到成都。第二天，“货主”找上门来，自报山门，原来是贵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声称这批金银是从贵阳撤到重庆，打算送到台湾去的公物。周养浩出身于军统，对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勾当熟门熟路，一个昆便看穿“总经理”的行径，于是佯装公事公办的模样，答应查一查，还一个劲地埋怨对方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哄”走了货主，周养浩开打小算盘，计划把5车金银运往成都后，扣下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另派用场，这一主意当然要经毛人凤点头。谁知，东西弄到成都以后，克扣的预谋没能实现，最后献给老蒋，倒成了一桩解危解困的大“贡献”，说来全归于一个“巧”字，开始碰得巧，后来做得巧。毛人凤从北校场总裁行馆出来，一边庆幸，一边又抵不住袭来的悲哀。4月份，在上海抢运金银，那个阵势何等壮观，那才叫大转移，仅仅过了6个多月，连搬动百把箱银元都有了困难，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虽显颓势，但半壁江山在手，干的是大转移小破坏；此时，蜷缩片土，干的是小转移大破坏，形势啊……想到这里，毛人凤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三鼓而竭
在成都期间，毛人凤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营建“西昌行辕”的事，他要关心；布置潜伏、破坏、游击的事也要亲自过问。前不久，“全能情报员训练班”的学员从重庆逃到成都，占了稽查处的好房间，杜长城的技术总队不乐意，硬要夺这房子，双方互不相让，顶开了牛，“全能班”的这帮学员，自以为后台坚硬（王莆臣是全能情报员训练班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毛人凤自兼），“哗啦啦”全亮出家伙，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技术总队的队员。杜长城也不是泥捏的，嗖地跳到一个炸药箱前，掀掉板盖，大喝一声，不许乱动，否则一块儿完蛋。吓得稽查处督察长张尚钰陪尽笑脸，两边里说圆场话。毛人凤惊闻此事，很不高兴，训斥道：“有胆气，怎么不朝共产党使？什么时候了，还搞窝里斗！”接着，便让王莆臣先回台湾，然后把“全能班”的学员全数交给周迅予，伙同成都的特务武装，合编成六路游击武装，准备在成都丢失时，进入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总称为“反共救国军纵队”，6路纵队的队长分别是何龙庆、曾晴初、罗国熙、杨超群、刘崇朴和周迅予。
为了鼓舞余勇，毛人凤特地请老蒋在中央军校召见了“反共救国军纵队”的几个头头。老蒋讲了一通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反攻复国的重大意义，然后给每人发下一瓶毒药，上面贴着标签，有八个字：即“效忠党国，杀身成仁”，悲矣？壮矣？惨乎？烈乎？谁也说不清楚。
接下来，毛人凤又召成都站站长刘鉴先汇报有关潜伏的工作，大到人员、方式，小到发报机型号、密码卡，样样过问。同时，还把“总裁办公室”的上校机要译电官张抵山借来当通讯业务方面的顾问。张建议改用潜伏人员熟悉的文章的明码，轮次乘，以消灭有形的密码本。比如《百家姓》中赵钱孙李的赵字，明码是2728，钱字的明码是5834，这8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用来乘8次，挨次使用，用过一次便放弃，就不容易被中共破译了。毛人凤觉得这个办法好。另外，毛还在潜伏电台的启用时间上，开动脑筋，决定让容易暴露的先开通，以此掩护不易暴露的。总之，落在内行人眼里，毛人凤习于此道已是愈来愈“入门”了。
再就是大破坏的工作，没等计划和预算出来，老蒋已关照国防部财务预算署发给保密局6万元，一半是银元，一半是黄金。毛人凤知道总裁的慷慨是基于对重庆大破坏的满意，所以临场布置也特别卖力。他到成都的第三天（12月2日）便接到蒋介石把内江到成都的公路大桥予以彻底破坏的命令，并说，将来成都和新津的机场也要彻底毁掉。据郭旭回忆，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这个命令时，完全是单独召见，连胡宗南都得在外等候。
当天下午，胡凌影率技术总队20余人，前往内江，把内江大桥炸毁。接着，毛人凤又要杜长城赶快绘制出成都爆破目标图送审，杜以为时间不够，毛人凤说：“不绘图不行！就是把成都炸成粉未，图也是要绘的。”然而，督促归督促，布置是布置，毕竟夕阳西下，余辉已弱，论人员、器材、时间、精力、士气都有三鼓而竭的态势①，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不测事件，迫使毛人凤转移工作重心，使得破坏工作没能完全落到实处。
①与重庆时相比，毛人凤在成都完成大破坏的困难要多得多，一是缺乏爆破器材和炸药；二是文警总队大多在重庆被消灭，人手不够；三是准备的时间不充裕，等到成都失守后，社长城的爆破目标图还没绘制出来；四是前景暗淡，士气低落，影响了工作进度；五是毛人凤顾及的事情太多，后来又因为蒋介石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将破坏潜伏方面的事搁置起来。
不祥之兆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测呢？事情还得从蒋介石住军校说起。
蒋介石住进北校场中央军校，毛人凤是不赞成的，要说理由，主要是以为不祥。1949年6月，中央军校举行建校纪念日的阅兵典礼（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开学，迄1949年为25周年），悬挂在“中正台”，即大型检阅台后、中门上的青天白日旗，由于系旗的绳索断裂，突然坠落下来。当时，毛人凤在台湾，闻悉后以为是不祥之兆。当年9月12日，蒋介石飞往成都，14日中央军校又搞了一次检阅，老蒋站在“中正台”上训话，没讲几句，假牙掉下来，训话只好半途中止。毛人凤从俞济时那里听说此事，突然联想起“西安事变”，老蒋越窗逃跑，跌落假牙的一节，顿起狐疑。11月30日，毛人凤随老蒋退守成都，12月3日，中央军校再一次举行阅兵仪式（这是老蒋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毛人凤也参加了。上午9时半，毛人凤随张群，顾祝同等人走上“中正台”，国歌奏响，开始“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的注目礼下，顺着旗杆慢慢上行，行至中途，忽听一声脆响，绳子断开，随后与旗子一起飘落下来，毛人凤跟大家一样，十分震惊，又以为是个凶兆。
毛人凤十分迷信，深以为中央军校是不祥之地，他要对总裁的安全负责，一丝一毫不敢大意，包括连迷信方式获得的不安全感，也要“小题”大作，故而竭力反对老蒋住在中央军校。但是，老蒋偏偏注重精神之道，认为愈是困难，愈是要垂范，藉以宏扬“黄埔精神”，因此，没有比住在中央军校更合适的地方了。这样一来，毛人凤付出的就要更多，担待的也就更多。
中央军校究竟有没有让毛人凤担心的“不祥”呢？据于东先生所撰《蒋介石魂别大陆》一文披露，“不祥”是有的，策划者为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委“留蓉工作部”的唐会昌等人。原先准备炮轰者蒋住的那幢小楼。当时，北校场中央军校北墙外，有一些杂草丛生的荒野坟地和蔬菜田，菜田里有几个低矮的窝棚，是看菜人住的。有个被中共地下党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团长姜期永在窝棚里设置了一门迫击炮，距者蒋住的小楼最远不超过300米，只等证实老蒋住在小楼里，便可发起轰击。后来，地下党顾及此事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引发反动派向成都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不符合上级关于“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精神，便决定改炮击为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