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点头同意，随后问汽车夜间过江的问题，决定由徐远举派人到五区找公路警稽组长陈粟冬，拿来夜间汽车通行证，确保无阻。
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毛人凤让参加行动的人员当着他的面宣誓，誓词的大意是：“保证完成任务，绝对遵守秘密，如有违反，甘受严重处分。”宣誓完毕，毛人凤笑嘻嘻地对“行动员”们勉励一番，当然少不了报效党国，立功受奖之类的内容。“行动员”走后，徐远举突有所想，提出了警戒的问题。毛人风说：“由我告诉谢旭东（驻中美所交警大队长），叫他这几天对警卫多留些心”。
徐咧嘴一笑又说：“据龚国彦反映，杨虎城的小箱子里存有不少英镑、美钞，这批财产如何处理？”毛人凤说：“可以没收，拿来分奖金好了。”9月6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张鹄、郑文松以及贵阳看守所的六名特务，“护送”着杨虎城一行8人，其间有杨的儿子（18岁）、女儿（9岁）、宋绮云夫妇与12岁的儿子，以及杨的两个副官，来到距重庆138公里处的东溪。按照毛人凤夜间过江的指示，时间尚早，周养浩等借口天气原因，要杨将军先在这儿休息一下，自己则和郑文松先行一步。约于晚上10点左右，抵达重庆南岸8公里处，见着了持毛人凤手令候在那里的杨进兴。
周养浩准备先回中美所，把郑文松留下，叫他密告张鹄，派一年长办事稳妥的特工，先把两个副官接走，分开软禁于重庆，另候处理，以免妨碍行动。如果杨虎城对此举有怀疑，反映强烈的话，那就一并带往中美所。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双手一摊，意思是，杨要他的副官陪着死，我有什么办法呢？
夜间，杨虎城等所乘的卡车抵达海棠岸，张鹄遵照郑文松的密嘱，让特务队队员李谦祥捏了个理由，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带走。深夜11时30分，杨虎城所乘的车子开到中美所松林坡，下车后，即由两个特务“搀扶”杨登上有300多级台阶的上坡路，往戴公祠走去。杨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扶持着拾级而上。宋绮云夫妇和杨虎城的小女儿，宋绮云的儿子4人，暂且被安置在汽车间的平房内。
①戴笠在“西安事变”中受过惊吓，在戴公祠杀杨，也可以理解为血耻。
杨虎城父子率先到达戴公祠，特务们分别将他俩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
杨拯中正当年，特务们怕他反抗，决定先干掉小的。因此，当小杨一踏进室内时，预伏在门后的特务冷不丁地将一柄利刃刺入他的胸膛。杨拯中惨叫了一声“爸”，正待挣脱，又被扑上来的另几个特务用乱刀刺翻在地。夜深人静，儿子的惨叫，声响不大，杨虎城却听得清清楚楚，忙回头察看，同样是一柄利刃，“突”地插入，胸膛间冒出了殷红的鲜血。“啊唷”，杨虎城捂着伤口蹲了下来，接着又有几柄匕首，朝软肋、腰眼刺来，杨虎城也倒下了。
杨虎城父子已死，剩下的更容易一些，宋绮云夫妇先受刀刺之殃，当时两个孩子还在玩耍，目睹大人倒仆在血泊中的惨状，惊得大哭。凶手们用带着腥味的匕首威逼他们，硬生生地把哭声咽下去，只瞪着两双充满恐怖的大眼，筛糠般地抖索。然而，丧尽天良的特务们，根本没有怜悯之心，一刀一个，取走了两个花蕾般的小生命。随后，就地掘坑，将尸体匆匆埋入，前后约一个半小时。郑文松看着最后一铲土拍平，便打电话向周养浩报告：“事已完成”。周马上对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毛人凤说：“行了。”毛轻吁一口气，打着哈欠对周养浩说：“找个地方睡一觉。”说完不辞而别，时为1949年9月7日凌晨。
杨虎城的遗物，由张鹄、郑文松会同清点。打开小箱子一看，才知龚国彦“谎报军情”，仅有美金10余元、20枚小英镑和金戒指一只，不要说发奖金，揣在兜里都觉着寒碜，索性表示一下公心，全部上交给了周养浩。9月10日，毛人凤向屠杀杨虎城等“有功”人员颁发奖金，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等各得银元200元，张鹄150元，其他行动员各50元，司机、助手等5人，共得100元。
腥风血雨
继杀害杨虎城之后，另一场酝酿已久的大屠杀接踵而来。10月28日，根据毛人凤从台湾发出的命令，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开始行动。第一批被绑赴大坪刑场执行的有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挺进报》和华莹山革命武装成员陈然、成善谋、涂孝文、蒲华龄等10人，烈士们沿途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围观群众，无不悲愤。
此次屠杀，由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二处副处长杨元森等主持。
11月13日，毛人凤飞抵重庆，当天召集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副区长周养浩等人开会，商讨加快屠杀步伐的事宜。会上，毛人凤总结了10月28日行动的教训，认为公开枪决，允许“人犯”沿途呼口号的方式不好，并说：“对共产党人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于是改公开枪毙为秘密处决。
11月14日，刘国、江竹筠、陈以文等32人，在中美所岚垭被秘密枪杀。具体过程是：先由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等将上述32人以转移关押地点为名，从监牢内骗出，逐一捆绑送上刑车押至岚垭。据一些幸存的同监难友回忆，烈士们被传唤时，已意识到牺牲在即，非常镇定，一一与同志们告别，“刑车转过山头，望不见了，马达刺耳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那夕阳西下的傍晚，远远地突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另外，据一些参与者交代，这次屠杀，充当刽子手的有行动组组长熊祥、看守所长李磊，以及曾当过戴笠勤务兵的徐贵林等，屠杀的方式是用美式卡宾枪扫射，事后对每具尸体都拍了照片送核，再埋入先前挖好的长方形土坑内。
即便如此，毛人凤仍嫌杀人太少，杀的速度太慢。于是又有了更大规模的屠杀。据当时任西南特区侦防处科长张界的回忆，这一轮屠杀分三批进行。
第一批是11月25日晚上进行的白公馆看守所大屠杀。由看守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人主持，被杀害者30余人，大多为长期囚禁的进步人士，还有3名迷路误入中美所的重庆国立六中学生。较出名的还有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他是因为公开批评老蒋的倒行逆施被抓进来的。屠杀的经过是：先将黄显声、李英毅二人骗出来，声称周养浩要找他们谈话。黄走至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时，“行动员”从脑后射击，子弹洞穿将军的头颅，倒地而亡。
接着，又将何仲甫、奇丕璋、张碧天等，一个个骗到白公馆左侧的山拗里杀害。当时，有位叫黎洁霜的女士，被骗到刑场时，看到满地的尸体，指着怀中一岁的孩子，要求杨进兴免其一死。杨进兴毫不理会，拦腰就是一刀，先杀了孩子，然后，朝着黎洁霜也是一刀，黎女士倒在血泊中，凭着母性的本能，挣扎着爬到孩子身边，抚摸着，直至断气。有几个心肠不算太硬的警戒人员，不忍目睹，倒吸着凉气，别过脸去。
据说，毛人凤在召集徐远举等人会商屠杀事宜时，曾有下属提出，渣滓洞、白公馆各有一个婴儿（渣滓洞的那个，为中共川东工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石果的妻子所生，白公馆的为黎洁霜所生），怎么处理？是不是要留下来？毛人凤严厉斥责道：“留下来谁抚养呀！养大了叫他们来报仇吗？”杨进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人凤的指示。
后来，刽子手们嫌刀戮太慢，干脆把剩下来的人集中到一个房间，用机关枪扫射，前前后后共杀36人，用时近4个钟头。
第二批是10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由看守所长李磊伙同看守长徐贵林等主持。从晚上7点开始行动，起初采取绳索勒毙的方法，如不顺利再以枪击。后来也是嫌速度太慢，改用机关枪扫射。刽子手们把原先羁押在楼上的“人犯”，全部赶到楼下的监房，然后抱起汤姆生机枪，从窗洞内塞入，横扫一通，直打得监房壁上弹痕累累，溅满了烈士的鲜血。扫射完毕，徐贵林步入各监房进行清点，受伤未死的，当即补上一枪。清点完毕，刽子手们再在监房和尸体上浇入汽油，划着火柴，顿时漫成一片火海。徐贵林隔着火墙一段距离，慢慢地往后退，脚步所到之处，一步一个血印。
渣滓洞的屠杀一直进行到28日凌晨，共杀害了140多人，他们大多是中共干部、党团员，战场上被俘的解放军官兵以及方方面面的进步人士。
第三批是11月29日的新世界看守所大屠杀。由稽查处行动组长廖雄主持执行，杨进兴临时增派加入。他们事先在中美所的松林坡挖好深坑，行动的当天上午9时，廖雄把32名志士从新世界看守所提出，用大卡车、吉普车押至松林坡。先押10人上山枪杀，半小时后，又杀了其余的22人。烈士们就义时，高呼口号，声震山谷。
大屠杀以后，毛人凤表示满意，给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派发了奖金。但残酷凄烈的场面仍令刽子手们毛骨耸然，纷纷提出去台湾的要求，理由非常简单：“我们这样杀人，共产党会饶恕我们吗？”
欲杀难休
重庆血流成河，昆明却有令难行。毛人凤离开时，曾迁就卢汉的意见，同意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和云南绥署派员会审“九·九整肃”中的被捕人员。
结果审来审去，非但死刑犯没有审定，一些毛人凤再三关照不能释放的人，倒分批交保出了狱。这些情况，沈醉如实报来，毛人风又气又急，命令沈醉坚持原则，不管多少，总要杀几个，总要弄几个人头落地。同时和卢仅交涉，数量上可以不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置完毕集中“清理”。
然而，卢汉的太极拳功夫实在到家，不管沈醉怎样催逼，就是抱定一个宗旨，不到最后会审，决不同意签字。于是，局本部下达的屠杀命令，在云南暂且成了空头支票。正当毛人凤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云南站草拟的“应变计划”中有一绝招，给他带来了些许冲动。这个绝招说出来也很简单，就是在解放军进军昆明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表面上让大批特务跟着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其实留些人员潜伏下来，等国民党军队撤至碧鸡关附近时，由沈醉事先安排好的一些绅商出面，发起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筹备活动，并临时承担维护秩序的工作。
沈醉估计：这时必定会有一部分真正的“要犯”，包括中共在云南的地下人员会自动出来主持工作。于是，埋伏下来的特务便可分头跟踪，弄清他们的住址和联络关系，趁他们集会时，再来一次大逮捕，连夜解赴碧鸡关，或者干脆就地枪决。绝招一经讨论，大家都说不错。
11月20日，沈醉又来电报告：卢汉突然宣布把“九·九整肃”中逮捕的人全部释放了，说是李代总统批准的。这消息不啻为迎头一记闷棍。此时，重庆的大屠杀已经拉开帷幕，毛人凤正为杀人太少太慢而心急火燎，云南方面的“姑息养奸”，顿时激起了他的万丈怒火。马上命令曾参加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张鹄为保密局云南看守所所长，前往昆明，要沈醉准备好房子和人员，协助张鹄把看守所尽快建起来，然后把卢汉放掉的中共嫌疑分子、民革几位头头，以及一些进步人士，重新抓回来，等候命令处置（杀害）。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毛人凤要杀“九·九整肃”被逮捕的人，是为了嫁祸卢汉，让卢汉背上血债，逼他跟着老蒋干到底。那么，现在自设囹圄，则完全可能是大屠杀计划的延伸了。或许沈醉已经揣摩到了毛人凤杀气太重时一意孤行的偏激心态，或许更顾虑到由此造成的后果会引来种种不利，比如，老蒋不想刺激卢汉，眼下，卢汉说放人是李宗仁批准的，拍了电报过去，老蒋肯定知道，却无半点明确的表示，说明未改初衷。
在这种情况下，我执行毛局长的指令，卢汉知道后，不会不予追究，甚至以此要挟老蒋，提出惩办自己的要求，老蒋为了大局，多半会向卢汉让步，到那时，我岂非成了这场争斗的牺牲品吗？想到这里，沈醉决定取消极态度，借口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一直没有把张鹄的看守所建起来。看守所没有，人当然无法抓，自然也就无从杀戮了。毛人凤鞭长力疲，打不到，干着急。无奈之际，心里只怪遇险赴难的同志太少。这样一来，不要说杀几十个人，就连先前设想的绝招，最后也成了说故事的材料。
成都大屠杀
11月30日，毛人凤亲飞成都，布置新一轮的屠杀。他下了飞机驱车去东门街周公馆（成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家），传令保密局成都站司法专员罗慧开来见。罗的公开职务是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秘书。所谓联席会，过去也叫特种委员会，属于高级会报的范畴。现在时过境迁，习惯上并没有完全改过来，仍叫“特委会”。
半个小时后，罗慧开来到周公馆，毛人凤无意寒暄，张口就问：“现在特委会还关有多少人？”罗说：“还关有三四十人”。毛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回去，立即造个名册送来”。罗受命退出。
12月2日，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来周公馆见毛人凤，请示特委会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毛说：“总裁8月间就有指示，原则上是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于掉了”。徐中齐又问：“情节重大以什么为标准？”毛说：“只要有证据确定为共产党或其他反动党派就行，即使没有口供，也可以参照逮捕前搜集的情报来处理。”徐说：“那好，我回去叫他们造个名册，送来请你核示。”毛人凤一边点头一边叮嘱：“事情要赶紧办，现在局势变化太快！”徐中齐回到特委会后马上向罗慧开布置，其实，罗三夭前已开始办理了。
12月4日，毛人凤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召开会议，徐中齐带着名册来了，共36人。毛人凤稍稍一看，便拟上“一律枪决”四字，交还徐中齐，说：“这件事，你还得按手续找王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商量一下。”徐中齐不敢耽误，马上驱车去见王陵基。此时，王已决定追随老蒋顽抗到底，立即拿起笔来，不假思索地写上“如拟”二字。
徐中齐办完手续，再赶到东门街，向毛人凤要求，请稽查处派行刑队帮助执行，特委会愿意出点钱犒赏有关人员。周迅予正巧在场，不解地责问：
“特委会关押的人，又不是一个机关逮捕的，为什么偏要稽查处行刑？”毛人凤不予苟同，用劝慰式的口吻命令道：“迅予，这件事是我们自己该办的嘛，你派稽查处特务队杀就是了”。接着，将名册和一笔银元交给周，周在名册上写了“遵办”二字，打电话通知稽查处第二科科长汪道生、特务队大队长王赞荣，叫他们马上来自己家。不一会儿，汪、王两人来了，周时他们说：“毛先生令我们将在押政治犯处决，已批72元犒赏费结行刑人员打牙祭，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办了。”随后，又一起商定了屠杀的时间、地点、使用的车辆、凶器，以及警戒和后事的处理等具体问题，决定分两次执行，“先杀稽查处关押的，再杀特委会那边的”。
当晚12时，屠杀行动开始，由特委会直属组主任干事吴翰文“监斩”，由稽查处二科科长汪道生带队，将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的中共“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人押至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杀害，云龙在临刑前向同监难友告别，正气凛然地朗声呼道：“我死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12月7日晚，进行第二次屠杀，仍由吴翰文“监斩”，稽查处派中队长唐体尧率行刑队员16名，于深夜11时乘汽车抵达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提人。30多位革命志士被逐一叫出牢房，由武装特务押至开阔地，罗慧开点名核对后，假惺惺地哄骗道：“现因时局紧张，奉命将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说着，特务们便上前捆绑，用棉团捂嘴，布条蒙眼，强行拖拉，扔上刑车。志士中有当场反抗的，被毒打致昏。不到半个小时，“人犯”捉齐，行刑队员每人领到一把雪亮的刺刀，说是“为避免惊动附近的居民，最好用刺刀戮杀。如果不行，再用手枪击毙”。执行的要求是“行动秘密，行动要快，干净利落，不露痕迹”。
半夜12时左右，装满革命志士的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处，距桥西南200米的地方停下，那是一个乱坟坝，残留着一条长50米，宽深各一米的防空壕。这里被设定为刑场，待警戒布妥，机枪架好，屠杀正式开始。那天夜里，西风飒飒，细雨渐浙，鬼魅般的特务每次从车上拉下两个人，交给4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戮杀，仍不断气，再以手枪射击。为了掩盖枪声，两部汽车同时开动引擎，加大油门，马达轰鸣声、喇叭的笛笛声，如狮吼、如狼嗥。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挡住行刑的声音。于是，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奋力挣脱捆绑，撕下嘴里的棉团，用生命赋予的最后力量，高呼口号，脚踢、身撞、牙咬，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
就这样，连打斗，带杀戮，行刑队员们往返16次，直至次日凌晨2时半，才全部屠杀完毕。善后的掩埋工作又延续2个多小时，到8日上午5时许。
在这批被杀害的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他们中有：
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杨伯恺；1926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帝国主义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1928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以及长期潜伏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和“川西解放组”成员杜可等五勇士……
幻灭与疯狂
叙述到这里，总觉得应该对毛人凤近乎于疯狂的残暴行为作些议论：这究竟是一反常态呢（指“谦谦君子”与“刽子手”的性格反差）？还是一人千面（指性格的多样性）？究竟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出于无奈？为此，必须再谈一谈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是于牌理中演绎出的人生哲学，所谓：“忍、等、狠”三字诀。综观毛人凤在大陆期间的全过程，自跟戴笠以来，到就任保密局局长之前，坚于“忍”，苦于“等”，是他奉行这一哲学的主流方面，“狠”作为彼此呼应的一翼，只是偶露峥嵘，基本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所以那个时期，毛人凤的谦谦风范，大获口碑，甚至连戴笠都以为他有“菩萨心肠”。然而，就任保密局局长以来，“忍、等、狠”三昧的主次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狠”渐入主流，“忍、等”逐步退入末梢，尤其是完全取信于老蒋，并被引为心腹之后，用沈醉的话来说，毛的假仁假义，“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当然是与“忍、等、狠”具备的功能分不开的。“忍”是内涵，体现容让的功夫，祭起它，能避免矛盾，减少麻烦；“等”是窥伺，是以静待变，易于捕捉机会，即便很少，不错过就是成功；“狠”是出击，利于张扬气势，利于树立权威，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因此，当毛人凤没有力量时，根基疲软时，容忍和等待，便减少了伤害，觅取了机会，以丰满羽翼，渐至强壮。事实证明，在戴笠统治军统的时期，以及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大权之前，“忍”、“等”之道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相反，当毛人凤具备力量后，特别是有恃无恐时，“狠”的一昧，又促使他在剪除异已力量和进行反共内战的过程中，树立了无可撼摇的权威，即便处在“真假保密局”共存，失却“正宗”的不利条件下，都无法改变他能够控制特工力量的事实。由此可见，“沙蟹”哲学宽泛他讲，它是一种处世哲学，适用于生存之道，讲究一个“立”字；狭义他讲，它又是一种政客哲学，着眼于取势之道，有益于谋得权位。由于毛人凤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政治是他的主色调，所以“沙蟹”哲学于他来说，就是生存斗争中的权力之道，权力斗争中的生存之道。
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很典型。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月14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