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处理文件来说，特务处的机要系统分甲乙两室，甲室专门处理呈送蒋介石的文件，内称：“通天文件”。乙室专门处理呈送何应钦的文件，内称：“通地文件”。以往的惯例，这两种文件都由戴笠指定的亲信秘书处理，书记长签字后呈送。这里说的“亲信秘书”，当然是指毛钟新、毛万里、王莆臣、周念行等组成的“江山帮”。一般说来，“通天”、“通地”，界限明晰，秘书们各自为阵，从不跨跃。何芝园专办情报；王莆臣专理外事；毛钟新专职内勤；毛万里专干外勤；周念行负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配以枪枝弹药。
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执行。
12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
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
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
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
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
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
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
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以免隔墙有耳。
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
于是，为了对外改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没有不管的。1939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前去捞油水。
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