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不久，暗机有了泄露，要不是看重他与杨虎城部下的特殊关系，有搜集情报的用处，蒋介石非办他个贪污罪不可。
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请，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做东，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等搞了一次私人聚会，戴笠总算是结识了向友新。而后，向友新经不住金钱讨好的攻势，没多久便与戴笠打得火热。看看时机己到，戴笠便装出掏心窝子的模样，用无限同情的口吻甩出了毛人凤搞来的情报。
从戴笠的口里，向友新知道胡逸民不但在老家有个明媒正娶的黄脸婆，而且新近又在外面偷筑香巢，养了一个姓穆的小姐。于是，醋坛子打翻，一口一个“糟老头子”痛骂起来，闹到激愤处，甚至表示了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戴笠哪能让她这样干，好一番温存，不但满足了肌肤之亲，而且还得到了向友新“效忠”的允诺，自此，有关十七路军及西安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落到了戴笠的案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方法，这个唯一的交通员就是毛人凤。几个月下来，向友新经毛人凤的精心点拨，“工作”得相当出色，并且正式审请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女特工。由此毛人凤获得了戴笠的赞赏。当然，还有稍带的截获，那就是向友新对毛人凤的感激，连带着十二分“热烈”，爽利地把毛人凤强作镇静的外表刮去，撩拨出久埋心中的几条色虫，战战兢兢地爬将出来，为此续下一段情缘，半掩半埋，忍饥挨饿地折磨了他好几年（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机警的杨虎城发现内部出了纰漏，种种迹象又连带着胡逸民那边。于是，马上进行整肃，把胡逸民推荐过来的人捋得一干二净。胡逸民知情心惊，一时又理不清头绪，只好闷在屋里死想，慢慢地把疑点聚到了向友新的身上。或许是从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或许更有其他不愿说明的“关切”，戴笠和毛人凤决定再把胡逸民送入大牢。于是，贼喊捉贼地捏了个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老胡铐了起来。
向友新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冀东。随后，毛人凤也离开武汉前往西北“剿总”。真可谓：卿卿一对野鸳鸯，公事压身各自飞，遗憾乎？无奈乎？这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从“外藩”到“中枢”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东北军“剿共”
无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尾随红军入陕，再与十七路军以及甘、宁、青的“马家军”汇合，继续“剿共”。这里，蒋介石有一个如意算盘：希望通过“剿共”，让非嫡系部队与红军之间相互残杀，借以削弱双方的力量。然而，他又担心弄巧成拙，反让这些杂牌部队有了暗中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机会，甚至接受红军有关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为防不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方面，陡然成了戴笠开展特务工作的重点，毛人凤的调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促成的。
常言道：有功受禄，重用升迁。毛人凤来到西北公干，担任的是“剿匪”
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副科长，职务比先前跨了一步。其实，西北“剿总”
本就是武汉行营的原套班底，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的责任，二科科长仍然是陈昶新，所不同的是第三科科长换成了西北区区长马志超，后来改为江雄风，这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马为第一期，江为第二期，论资格，足以压毛人凤一头，可干起“老本行”来，却不比毛人凤出色。再加上毛能审时度势，从不显山露水，凭着为人圆转谦恭，成绩堪佳的本钱，很快叙升一级军阶，提为中校，调任稽查处当秘书。
“大毛”摇身成了“大毛秘书”，认真勤勉的工作作风依然如故。不久，“政训”系统有密报说，东北军内有一份倡导抗日的秘密刊物《活路》在暗中流传。毛人凤凭着自己的经验，马上断定这个情报不准确。因为，此前二科科长陈和新要编印一些军事情报学、炮兵测量学之类的讲义，还请毛人凤帮他想办法，这说明东北军根本就没有印刷设备。
那么，这份《活路》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毛人凤猛然想起以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好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会不会是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
不出几天，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
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他在鸡鹅巷53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
在警校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
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
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
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
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
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
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家天下的思想。
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戴笠明白，集中权力必须是胆魄与技巧融合得合丝合扣的过程，猛而易折，欲速不达，最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在早期的乡党中，周念行博学而稍迂；王莆臣聪明何余，老辣不足；张冠夫偏于忠厚；毛万里果敢善断、棱角突兀，容易树敌，戴笠不止一次地训导他：“毛万里这个万（萬）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
相比之下，毛人凤却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机，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周圆，尤其是那一副逆来顺受的阴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黄马褂”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
因此，重用人凤，戴笠称心，且不会引起“黄马褂”们“感冒”。于是，度过“熬资格”的阶段后，戴笠便有意识地增加毛人凤的历练，随后引入“中枢”，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不彰不显地替戴笠揽了一大把紧要的“家务”。
这个时期，毛人凤名为机要秘书，事实上具有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下面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事情发生在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史称：“淞沪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戴笠率领毛人凤、潘其武等人赶到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用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有一天早晨，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处长在辣斐德路的秘密机关里突然接到戴笠的电话，要他“立即来一趟”，说完电话便挂断了。那位“黄马褂”出身的处长站着发愣，他不知道戴笠的电话从哪里打来，怎么能够立即赶去呢？一瞥之际，看见坐在旁边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口无心地问道：“毛秘书，你知道江先生（戴笠的化名江汉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毛人凤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可能是福履理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点，此处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处长听完后，第一个反应是：人谓狡兔三窟，“老板”已不止三窟了。接下来又暗暗惊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板”在上海的秘窟，连我这个上海办事处长都瞒着，毛秘书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再想想毛秘书刚才那番下级尊重上级的谦恭态度，不由地连抽冷气，暗想“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小人物。”
神秘的“小人物”
认为毛人凤是个小人物，其实是“黄马褂”们长期藐视“江山帮”，惯以职衔资历取人造成的错觉。相反，惊讶之余，陡觉“神秘”，则很能反映出毛人凤薄名之下，权势难测的状况。文强在回忆中就描述过当时他和特务处的其他高级干部对毛人凤的印象，他说：“（毛人凤）的确是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参与什么样的机密，有多大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