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准备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曾指望忠救军能起到接应配合作用，因此，训练较严，队伍战术素养也比国民党其他军队高出一截。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加视这支武装为至宝，诩之“袖珍王牌军”的美称。然而，阳寿有限，一命归西，军统开始大分家。
按照戴笠生前的考虑，这支特工武装编人了交警总局，只是总局长的位置让郑介民的亲信吉章简占了。尽管副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以及下属18个交警总队、4个教导总队的头头，大多是老军统分子，但落在郑局长关照的广东派名下，根本就不让毛人凤沾边。
毛人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戴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眼看这支武装旁落，耿耿于怀。1947年初冬，郑介民角逐失利，丢了保密局长的头衔，吉章简跟着倒霉，总局长换成了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当过别动军总指挥的周伟龙。此人虽是湖南派的元老，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在“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下，多少要听一点毛人凤的招呼，更何况，副局长马志超跟毛人凤有特殊的交情，加之局本部二处处长周康之类的毛派分子从中协调，从1948年夏季开始，交警总队陆续被投入正面战场。
先是在苏皖战场，投入两个交警总队；继而淮海战役打响，又有两个交警总队被徐州“剿总”调离陇海、津浦铁路，放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对此，周伟龙十分伤心，他本想保留这支武装，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因为，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各路诸侯大多为保存实力而避重就轻，谁也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工面抗击解放军，充当炮灰。由此，足见毛人风在执行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上的坚定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毛人凤忌讳周伟龙在交警总局扶植亲信，搞独立王国，并且暗暗向国防部次长刘斐靠拢，出现了离心倾向，于是使出派兵作战的棋子，既削弱周伟龙的力量，又讨好了老蒋。这种说法可以设定为一种原因，但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毛人凤珍惜戴笠的“遗产”。
此前，郑介民把二厅系统拱手让给侯腾，毛人凤曾痛心地说：“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眼下，即使忌讳周伟龙，也不至于将戴笠精心培植的“袖珍工牌军”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这不等于也在败坏戴先生的事业吗？其次，毛人凤一直在交警总局扶植自己的力量，企图通过马志超牵制周伟龙。既然作为一项心计幽深的谋略，毛人凤当然希望完壁归赵，绝不会使出两败俱伤的笨招。后来的事实表明，周伟龙被剪除后，交警总队仍旧源源不断地开往战场，便是一个反证。因此，从主要的思想动机上看，应该理解为毛人凤藉此向蒋介石效忠，以期通过与众不同的英勇行为，突出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共决心和坚定无私的忠诚。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与周伟龙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路。
未久，战事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周伟龙生怕毛人凤继续督促交警总队奔赴正面战场，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办法——拟呈国防部，要求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此议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批准，终于让周伟龙从“剿总”手里争回了对交警总队的直接指挥权。接下来，杂念上心，开始打小算盘。当时，程潜已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正和湘军元老唐生智等人暗通声气，准备应变（即接受中共方面的争取，俟时机成熟宣布起义）。原先在保密局本部倍受冷遇的张毅夫（已改名为张严佛）
也附合程潜，力争湖南军、警、宪、特系统的“湖南派”同仁共走投明之路。
周伟龙闻风而动，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挂上钩。与此同时，免去了紧跟毛人凤的钟化明文化专员的职务，削去了毛派分子郭展洲、周文新等人的带兵实权，随时为响应程潜作好准备。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奉化老家做幕后指挥。毛人风为表示忠贞，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去浙东担任警卫老蒋的任务。周伟龙此时已心怀异志，竟把“淮海战役”的“剩余物资”——两个死里逃生、残缺不全的总队调到宁波。接着，毛人风又命周伟龙积极配合汤恩伯组织京沪杭大防区，将交警总队调往京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周伟龙当然不愿意，表面上虚与委蛇，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克勋兼任司令的“京沪铁路司令部”，暗地里却把部队往浙赣线移动，尽量靠拢程潜，随后去苏州公园路3号一栋小楼房里，召开由亲信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第二天，准备转道上海，乘飞机赴衡阳。
周伟龙离心离德的举动，未能躲过毛人凤的眼睛，1949年2月6日，周伟龙于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执行任务的正是“浙江三毛”中的毛森，带了4个彪形大汉闯入客房，一左一右将周伟龙挟定，由毛森当场宣读蒋介石电谕，称：“周伟龙骄傲跋扈，图谋不轨，着即扣留。”随后锁上脚镣手铐，送往杭州，再押解台湾，于1950年被处死。
关于周伟龙的被捕，还有另一种说法，称周乘火车到上海的第二天（2月5日），接到毛人凤的电话，邀其6日上午10时，到毛的家里吃饭。周应约前往，吃过午饭后，两人聊到下午2时左右，周起身告辞，毛人凤送到楼梯口便说：“不远送了。”周独自下楼步入客厅，见毛森已带人恭候在那里，一左一右将周挟住，然后宣读老蒋电谕。当时周伟龙曾回头高呼：“人凤，人凤！”但楼上已渺无人迹。
关于周伟龙的死，也有别的说法，认为是毛人凤下的毒手。上海解放前夕，毛派人送一听茄力克香烟给周伟龙，周抽了一支即被毒死。这种说法通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有人证实：周伟龙于1950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害为止。
于是引出一段后话。1986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程星龄、唐生明等参加过湖南起义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恳请中央统战部将周伟龙作起义人员看待。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宣布，列为133号提案。同年12月22日，中央统战部办公厅（86）提案字第25号通知：“经查：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明相继行事的进步表现。解放后，其家属因受周伟龙影响而被判处徒刑的，我们建议有关法庭从宽处理，对尚未就业的孙女，已建议新疆就地照顾安置工作。
”总之，周伟龙一去，毛人凤指挥自如，他让新局长马志超将交警总队分成两批，一批（计第2、第5、第6、第11、第12、第15、第18）计七个总队，外加水警总队，集结上海，组成所谓的上海守备兵团，由马亲任指挥，毛森任副指挥，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战役。另一批大约三个总队，由亲信周文新带到福州。后来。除却周文新带的一部分人逃到台湾外，交警总队基本都交付给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事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人凤与戴笠的不同，他效忠老蒋必忠于老蒋力行的事业，不为小团体的一己之利巧打小算盘，不搞本位至上，不蓄私本，恐怕这也是他日后见信于老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孤独除夕夜
1949年元旦，在一片沮丧的迎新气氛中到来。晨光熹微，已有人挑出挂鞭，当街燃放，脆脆的“叭”声，像爆豆，像裂竹，此起彼落，扰得毛人凤心乱。昨晚，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除夕宴会，大堂里装点得火树银花，五彩缤纷，好不热闹，唯独人面如秋，就连相互道贺的笑意也无法遮住落叶萧瑟的凄凉。
还在半年之前，蒋介石以“当选总统”的身份，在总统府举行宣誓典礼，当时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正要为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而布施希望。然而，不出三个月，解放军攻克济南，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仅用52天，打完辽沈战役，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全面展开，解放军攻城陷地、连连奏捷，眼下，进取的锋芒已直逼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南京。风雨飘摇中的辞旧迎新，尽管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看的，却不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
宴会结束后，毛人风回到家里已近深夜，要是在从前，余兴未尽，大伙儿免不了再玩上一宿“沙蟹”，十十足足地过一通牌痛，第二天清早，听完“领袖”的新年文告，结队去走访下属。中午，向影心备好丰盛的酒席，大马金刀地咀嚼一番。接下来，又是牌局，到的人多，麻将，“沙蟹”摆上几桌，那气氛，要说多热闹就有多热闹。可眼下，手足兄弟外放的不在身边，在身边的又相继离去。先是何芝园请了“长假”，自称对政治已不感兴趣，打算到台湾经商。毛人凤知道他是悲观于时局，想脱壳逃逸，便搬出“匹大有责”、“袍泽之谊”的道理，劝何留在大陆，与自己共度存亡之秋，说到动情处，几欲落泪，仍无法打动何芝园。
何芝园走了，毛人凤好不伤心。接着，姜绍谟又来告辞。他比何芝园坦率，直接了当地对毛人凤说，国民党肯定要完蛋，自己不想当殉葬品，现在不走，却待何时？毛人凤劝姜过罢元旦再走不迟。姜绍谟连连摇头说：“不过何妨？过，恐怕也是有了今年没有明年。”姜绍谟也走了，余下的心旌摇动，各怀心思。今年的除夕夜，谁还鼓得起往年的兴头？毛人凤只好独自回到寓所，思今抚昔，心生悲凉，和身埋在沙发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一直坐到天亮。
或许是民国奉行公历纪元，老百姓还不习惯过元旦节，外厢的炮仗闹了一阵，便失去后援，冷寂下来，那滋味融合时运，毛人凤又有了强颜欢笑的感觉。
“……”墙上的挂钟响了八下，毛人凤猛然一惊，心想，聆听“领袖”新年文告的时间到了，于是，打开收音机，立即传出老蒋带有奉化口音的浙江官话：“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收音机里突然出现噪声，毛人风动了一下旋钮，老蒋的声音又清晰起来。“……
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传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说到这里，老蒋的语调一沉，接着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显然，这是一段向中共发出求和信号的文告，全部文字不很长，但蕴含的意义颇可推敲。明里，老蒋重又祭起和平旗帜，大有以舆论主动来弥补战场被动的妙用；暗里，毛人风听出了外人无法参详的弦外之音，它直接与一个蓄谋已久的刺杀计划有关。
密室召见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秘密召见了毛人凤，地点在总统的黄埔路官邸。那是坐落于中央军校内的一幢红色的二层楼小洋房，外表小巧玲珑，四周绿树葱葱，环境相当幽雅，踏上几级台阶，迎面看见的是一间宽畅的会客厅，墙上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合影像，先总理身穿中山装坐着，蒋介石披挂整齐地站在后面，毛人凤每次看到这幅合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荣幸感与责任感。
老蒋的办公室就设在客厅里，共有两间，一间是他平时批阅文件和召见军政人员谈话的地方。另一间在后面，临窗摆着一张宽大的柚木写字台，上有文房四宝，专线电话，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挂满了墙壁。凡是能进入这间办公室的，若非资格特殊，便是亲信要人。毛人凤自当年夏天开始，已多次在这里被召见，那不言而喻的含义，稍容细想，便觉得脸热心跳。
毛人凤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蒋介石在看地图，似乎没有发觉毛人凤的到来。毛人凤稍感局促，僵直地站在门口，等待传唤。
“你送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很好，我很满意。”蒋介石依然背对着门口，不紧不慢地对毛人凤说：“白崇禧搞串连，甘介候巴结美国人，他们是唯恐天下乱得不够。”毛人凤正在猜测被召见的缘由，忽听老蒋说到白、甘的名字，便想起最近呈上的几份情报，其中，一份是关于白崇禧暗中联络湖南程潜、河南张轸、广西黄旭初等人联手逼蒋下台的；再一份是有关甘介候通过傅泾波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暗中勾联的，这两人都是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的股肱。
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宗仁与老蒋一直是冰炭难容的对头，抗战八年间为民族大义，他俩摈弃前隙，走到了一起。抗战胜利后，毛人凤作为“领袖”的耳目，已养成替老蒋分忧的习惯，自觉地将一系列曾与老蒋有宿怨的政治对头列入了重点侦控的范围。李宗仁与他的新桂系也无例外。不久，便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围绕着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的题目，美国人与党内的反对派取得了一致，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着逼蒋下台的计划。11月份，老蒋的嫡系——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总计30多万人马，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一个不到10公里的圈子内，危如累卵。蒋介石下命令，要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率第14兵团前去解围。想不到身居华中“剿总”司令要位的白崇禧，不许宋希濂出动（因为杜聿明的完蛋，有利于从政治上击败老蒋）。对此，蒋介石火冒万丈，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白坚决不退让，两人在电话里吵起来，气得老蒋把电话机也摔了。于是，暗下决心，准备除掉李宗仁，这就是他今晚召见毛人凤的用意。
“人凤，你说一个人是为了名节毁掉事业好呢？还是为了事业，宁愿抛弃名节好呢？”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让毛人凤费解。
“我想……大丈夫安身立命，当以……当以事业为重。”毛人凤心里无底，回答得犹豫。
“我想也是这样。”蒋介石表示同意，接着又说：“古人讲，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其实就包含了名节跟事业的道理。我们跟共产党有过斗争，有过合作，都是为了事业的需要。合作我们要有肚量；消灭他们，不能有妇人之仁。可惜，不是人人体会得了这一点。眼看先总理创立的事业，在我们手里衰败。应该当即立断的时候，却为名声、口碑之类困扰，举棋不定，惭愧啊！”毛人凤一边听，一边用劲地揣摩老蒋的话意，还是摸不透底细，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蒋摆了摆手，示意毛人凤坐下，随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同时用提醒的口吻说：“这是上好的江南碧螺春茶叶，泡了不吃，就是浪费。君子不该暴珍天物。”蒋介石的幽默，不怎么好笑，却让毛人风倍感亲切。
“人凤，你说我们跟共产党斗争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蒋介石突然问道。毛人凤神经开始绷紧。
“缺乏认真尽职的态度，缺乏以大局为重的观念……缺乏无私的奉献精神……缺乏……”“说下去。”蒋介石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毛人凤。
“缺乏团结一致的力量。”毛人凤想到了戴笠“团结如家庭、同志如兄弟”的原则，脱口而出。
“不错，说得不错。”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站立起来，背着手踱开了方步，然后侧过头，用十分凝重的口吻继续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我们却有几个敌人。杜幸明困在永城，白崇禧见死不救，是共产党打败了我们，还是内部的捣乱分子？有时候，内部的捣乱分子比共产党的危害还要大！白崇禧那么猖狂，是因为南京有他的后台！可是我们呢？还施以妇人之仁，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养尊处优……这个问题不能犹豫，应该彻底解决了。”蒋介石说到这里，毛人凤豁然明白：老头子是要拿李宗仁开刀，找自己来，就为了却这个意愿，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激动。伯的是，弄险不成身败名裂；激动的是委座对自己的信任，意味着从今以后……想到这里，毛人风心潮汹涌，就地一个立正，向老蒋表示说：“人凤听总裁的。”蒋介石的眼里露出了笑意，继而又十分感慨地说：“雨农在世时，多次在我面前推荐你，迟至今日，才倾心相见，这说明雨农没有看错你，是我看轻你了。”“戴先生要是健在的话，他也会这样的！”毛人凤听蒋介石提到了戴笠往日对自己的好处，心里更加感动。
“大丈夫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雨农是英雄，你又何尝不是呢？”毛人凤再也克制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在蒋介石面前，他哭过两次，一次是悲于戴先生的死，一次就是现在，感于老蒋的知遇之恩。
鹿死谁手
一场感情风暴过后，言归正传。老蒋问毛人凤打算怎么干？毛人凤说，让叶翔之主持，因为叶是行动处处长，专管暗杀业务。老蒋连称不妥，他知道叶出身文人，自己不会杀人，再找第三者，第四者，稍有不慎，容易惹大麻烦。老蒋说，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接着亲自提名沈醉，说他参与过多次行动，是个老手，人也可靠。毛人凤没有疑义，回到保密局，一封急电发往昆明。
正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位上的沈醉，接到急电，立即乘飞机回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毛人凤就来了。毛明确地告诉沈醉，这次承担的任务十分艰巨，刺杀李宗仁，是老蒋亲自点的卯。说完，两人一起前往黄埔路总统官邸，在会客室里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才得到老蒋的召见。
召见的整个过程，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段比较详细的描述：当时，蒋的态度很和蔼，作出很亲切的样子，问沈云南的情况，问他家庭情况，最后才问，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说已告诉了。蒋介石便说，这次决定要你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又是我对你的信任。共产党迟早可以打败，但内部的捣乱比共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了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蒋又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绝对不能泄漏，赶快布置起来，什么时候执行，等我作出最后决定，一旦决定了，便要绝对完成使命。
整个谈话半个多小时，李宗仁的名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沈醉知道这是老蒋叫军统杀人时惯用的手法，所以也不刨根问底，等老蒋谈得差不多了，沈醉当场表示：决不辜负领袖的希望，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一定完成任务。
老蒋听了，十分高兴，握着沈醉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翌日，毛人凤和沈醉就刺杀李宗仁的办法进行密商。参加者还有潘其武和叶翔之。经过密商，决定先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另一部分人负责监视，主要是防止李宗仁逃离南京。随后，毛人风向保密局的经理处与人事处下达命令，凡是特别行动组亟需的东西，都应尽量予以满足。
一周后，刺杀行动的具体部署出来了。沈醉主持杀人，另外选派秦景川和王某充当助手，秦在军统一向从事杀人勾当，枪法极准，也很沉着。王某原是胡子出身（东北的惯匪叫“胡子”），从小杀人越货，枪上的准头，不亚于秦景川，据说击落空中的飞鸟，易如反掌。
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附近，汽车进出时，拐弯的速度较慢，从两面都可以下手，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了保证执行中的准确无误，“特别行动组”在通往李宅附近的马路转弯处，摆上一个旧书摊，用以监视李的行踪。旧书摊的“老板”，是沈醉亲自选定的干练人物。
同时，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毛人凤还特别设计了空中、陆上的截击方案。于是，特别行动组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备有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去了机场，立即用电话按规定的暗语向毛人凤报告，毛再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李飞出南京的上空，马上进行射击，对外谎称“飞机失事”。如果从陆路逃离，毛人凤设在火车站附近的小烟铺，设在汤山附近公路上的小饭馆，都会及时发出警报，用事先备好的交通工具、刺杀小组，于中途截击。
总之，所有的出路，毛人凤都伏下了杀机。
部署形成方案后，毛人凤详细向老蒋作了汇报。老蒋听罢，表示满意，称赞毛人凤想得周密，随后又叮嘱毛人凤说：“设想可以大胆，行动定要谨慎。眼下，白崇禧正在武汉发出“恢复和谈’的呼声，程潜、张轸这些人亦附和响应，并提出要我下台，他们把我置于和平的对立面，是想糊弄舆论。
如果这个时候，李宗仁离开南京，很可能是去武汉拥兵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对李采取行动，都无须向我请示。如果李安居南京不动，万万不可造次。元旦那天，我也要发表个文告，提出和平的口号，你要注意一下各方面的反映，尤其是中共方面。”毛人凤明白老蒋的用意，只要中共方面显示出积极态度，整盘棋子就活了：
一来可以取得舆论上的主动，举起主张和平的旗帜，总能取悦民意、讨好老百姓；二来，中共以蒋为谈判对手，等于堵住了白崇禧之流逼蒋拥李的口实。因此，元旦文告一经传媒散播，毛人凤便把全部的注意力投到了鹿死谁手的残局中去。如果形势转变得有利于老蒋，李宗仁迫不得已离京出走，那么用老蒋的话来说，“唵，他要是不辞而别，就是自寻死路。”这就是毛人凤听元旦文告时，悟出的、别人无法参详的弦外之音。
真假保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