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中共方面通过新华社发表了社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抨击新年文告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力量。一口拒绝了老蒋的“和平要求”。10日，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杜聿明被俘，邱清泉阵亡，老蒋的55万嫡系部队全部完蛋。鉴于时局的迅速恶化，蒋介石开始考虑“退路”，他密派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去溪口老家布置警戒，毛人凤也接到了协从配合的指示。至于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这几天，老蒋虽然只字未问，但毛人凤还是作好了随时执行的准备。为此，亲自策划了一个于住宅里实施的增补方案：
先由两个安插在电灯公司的特工，以检查变压器为借口，接近李宅，然后站在变压器箱上，用手提机枪向李宗仁的寝室、餐厅各处射击。他们使用的子弹弹头涂有剧毒，不论射中身体的哪个部分，都可以致命。如果火力不够，还预备了炸弹，应急时用。
从1月10日开始，毛人凤几乎天天去黄埔路官邸，等候老蒋的指示，刺杀计划犹如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到了1月19日，老蒋把毛人凤召去，谈了两件事：一是迅速召回沈醉，立即结束特别行动组的工作；二是自己决定下野，先回奉化，问毛人凤打算怎么办？毛人凤装着未经考虑的样子（其实早已盘算好了）立即回答：“愿与领袖共进退！”蒋介石又问：“他（李宗仁）要向你接收保密局，你怎么办？”“保密局是总裁的耳目，怎么可以交给他！”接着毛人凤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首先，把保密局的全部财产、机要、档案、人事卡和指挥机构，迅速移往台湾。接着，自己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由徐志道继任，专门负责跟李、白新桂系的“中央”打交道，这个“徐记保密局”编制为92人，机构只有业务、总务两个处。其他所有的外勤机构，已接到命令，今后不归“徐记保密局”提调，只听从自己的指挥。与此同时，还对徐志道作了政治交代，告诉他，李宗仁干不了，干不长，“新保密局”的任务，明里是应付他，跟他领经费、要武器；暗里，是监视他们的活动，向蒋总裁负责。
蒋介石听完毛人凤的汇报，拍拍毛的肩，一连说了三个“很好”。
1月21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宣布从即日起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下午4时10分，老蒋乘上“美龄”号专机，直飞杭州。接着毛人凤也率保密局的大批人马前往上海，自己住进毛森公馆，另外在南京路145号设立了“毛记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由郭旭当主任，继续指挥保密局各公开单位。
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个保密局，一个名正言不顺，一个言顺名不正，对此，也有人称为“真假保密局”。那么，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颠倒程度究竟如何呢？下面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1月21日，李宗仁接过总统印信，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首先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且要用飞机迎接他俩进南京共商国是。命令公布后，进步人士纷纷叫好。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记者追问，不就关在磁器口吗？杨说，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事。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
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说，自己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我，没把监狱移交给我。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徐说他不知道。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
好在舆论难欺，有人指出，杨虎城就关在重庆。于是，几个胆大的记者硬闯进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找徐远举对话。徐装糊涂，声称自己也不知道。
徐说不知道，显然有假，但心里有“鬼”却是真的。一来毛人凤引退前打过招呼，并且安插了亲信周养浩当西南特区副区长。毛人凤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西南特区除了管辖云、贵、川、康四省的公秘单位外，还管着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当时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腹地，如果国共交恶，开战依然不止，这里就是蒋介石最后的退缩之地，由此，也突出了西南特区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诸事没有周养浩的同意，徐远举不敢独断独行，另外，毛人凤还对他许了大愿，说是要向老蒋保举徐当昆明警备司令，并送上三个交警旅作为基本力量。徐远举对这个中将的衔儿，眼红嘴馋，不做一点“良好表现”，怎么说得过去？
然而，有“鬼”终究心虚，记者一走，徐远举马上找周养浩商量，周拿不定主意，抄起电话机要了毛人凤的长途，用一口道地江山土话汇报情况。
毛人凤关照周养浩，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回音，随后飞注奉化，向老蒋请示。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如张、杨当年听从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毛见蒋不允许放人，建议换个关押的地方，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徐远举通知杨虎城让他准备一下，启程前往贵州。
杨虎城已从报上获悉了总统下令释放自己的消息，见徐远举要他挪窝，顿时大发脾气：“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死也死在这里！”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徐远举只好让周养浩再去规劝。周对杨说，没有老头子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劝杨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杨虎城无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看守龚国彦；第二是把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起走；第三是要周养浩沿途护送。周养浩请示毛人凤之后，全部答应。
不久，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被悄悄地押到了贵州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子内。
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
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
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
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
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