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人凤却不以赢局为休，继续穷追猛打，又抓出了李肖白的经济问题，移交国防部军法局查办。虽说最后碍着友人的面子，没把李整入死路，但在气势上，已压倒了湖南派。
三李一张，去了一李，剩下的三个，毛人凤逐个儿收拾，他先把张毅夫调回南京，供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的位置上，有名无权，成了笼中金丝鸟。
张毅夫为此十分苦恼，最后自动辞去保密局的职务，跟程潜回了湖南。李崇诗因与汉奸贿赂案有染，为免牢狱之灾，全无斗志，后来总算得了毛人凤不予追究的暗示，快马加鞭地溜出保密局，到国防部谋了个吃闲饭的差事。李人士孤掌难鸣，同意接受毛人凤的安排，吃下敬酒，到美国深造去了。
湖南派瞬间土崩瓦解，唐纵的不参与态度，客观上帮了毛人凤很大的忙，使得湖南派群龙无首，形不成合力，或许也是为了间接地对唐纵表示“感激”，毛人凤对湖南派（除了李肖白）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手段，体现了有理有节的“初衷”。这样一来，说三道四的不多，倒戈转向的倒不少，尤其是中下层的湖南派人士，对毛人凤的领导地位，不再持有疑义。
相反，毛人凤整广东派的手段要辣手多了。这也和郑介民、黄天迈等人的牴角而斗有关。就拿郑太太报销珍珠粉的事情来说，郑介民挨了蒋介石的训斥，便以为是沈醉打的小报告（因为沈是保密局管总务的），马上关照黄天迈，拿沈醉开刀。黄通过“建国力行社”的耳目，查到了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有私自盗卖洋锁的经济问题，汇报给郑介民，郑大感兴趣。因为邓不仅是沈醉的部下，同时也是毛人凤领衔的“统一同学会”的干事，地位和作用虽不及沈醉，但放倒他，同样有杀鸡做猴的作用。于是，大笔一挥，将邓毅夫拟成监守自盗的罪名，押赴刑场毙了。
矛盾激化到如此程度，毛人凤也进一步加大攻击力度。先是让沈醉开出一系列有关郑介民、郑太太手脚不干净的帐目，除了种种不应该的报销单据外，还发现了郑介民把汉口一幢属于逆产的洋房，占为己有，并以郑太太的名字过了户。其他还有私送军火给兄弟的丑事，涉及到手枪、手提机枪的数目，不下40余支。随后，王莆臣又成功地策反了“建国力行社”社长马汉三的亲信杨清植，杨提供了大量有关郑太太在北平“旅游”期间捞肥的证据。
接着，毛森、刘方雄等人，在上海又大有斩获，通过伪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逃脱法律制裁一事，查清了郑太太的受贿罪行。原来，大汉奸陈公博曾是这家银行的股东，抗战胜利后，梅总经理为渡难关，收买郑太太，把原属陈公博的股份，全部转到了她的名下，同时还将郑太太的兄弟派为该行南京分行的副经理。
总之，类似的材料越积越多，一件件地往上送，再加上俞济时队旁佐助，蒋介石忍无可忍，一道手谕下来，免去了郑介民在保密局的兼职。
1947年初冬，毛人凤正式被任命为保密局局长。
唾手定乾坤
毛人凤客客气气地送走了郑介民，居高临下，开始清理门户。黄天迈见大事不妙，率先开溜，一口气跑到了台湾。丢下的张继勋、王清、萧漫留、赵斌成、李葆初等，逐走的逐走，倒戈的倒戈，有的甚至哭哭啼啼地跪倒在毛夫人向影心的脚下，痛诉受骗经过，毛人凤便利用倒戈者的现身说法，揭示广东派“拥郑倒毛”的阴谋，堂而皇之地开始铲除异己，构建毛氏王朝。
第一步，他把潘其武安排到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随后，周念行、袁寄滨、毛钟新等按部就班，统统回到了机要的位置上。
第二步，他把过去由广东派掌握的公开机关全部抓过来，其中最厉害的一招，是赶走了入主交警总局局长的广东派大将吉章简，让表示请和的湖南派干将周伟龙接任。周就职后，积极贯彻了清理广东派的指示（其实，周打击广东派的另一个目的，是安抚湖南派的干部），但从实际效果来说，殊途同归。用毛人凤的话评价，这也叫：既团结“同志”，又打击“敌人”。
第三步，打散北方反毛同盟，彻底铲除异己势力，首要分子，当然是马汉三、乔家才之类。于是，从郑介民离开保密局后，毛人凤开始收集马汉三等人的材料，尽管“建国力行社”中的一些人，经不住引诱，暗中倒戈了不少，但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扳倒老资格的马汉三、乔家才。
说来也叫活得发腻。第二年春天，开始了国大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推举孙科，李宗仁却有意竞争，马汉三鬼使神差地站到了李宗仁一边，帮着拉选票，最后李宗仁当选了，蒋介石气得要命，便以削去桂系人物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与何思源的北平市长之职，示以报复。毛人凤从中大受启发，他正愁材料单薄，难治马汉三的罪。于是，当即变换角度，突出了马不听保密局下达的指示，帮助李宗仁拉选票的罪名，这一着果真管用，蒋介石立即予以批复，逮捕马汉三。为了表示“重视”，毛人凤亲赴北平，马汉三不知大祸临头，接到通知，还以为是开会议事，一进门，听李希超读了委员长批准的逮捕令，才知落入火坑。与马一同逮捕的还有乔家才与马的亲信刘玉珠。
未久，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秘密处死，乔家才因老蒋念其是黄埔出身，改判无期徒刑。“建国力行社”的其他人员，如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元老宿将，纷纷下狱，杨蔚、张家铨、吴安元、白世维、李希纯等尚可“救药”的，宣布“宽大”，不予追究；而反戈一击的杨清植、孔觉民、宋元如等，一个个都升了官。这一次，毛人凤没有将对头斩尽杀绝，多少还保留了几许仁慈的“菩萨”面目，但参于机密的圈内人士，已清晰地感觉到了阴狠之剑出鞘时的迫人寒气。
毛人凤端掉了保密局最后一个堡垒，真正意义上的毛氏王朝已初成定局。面对渴望已久、磨难而成的“统一”格局，潘其武乐不可支，趁着办公室无人，美滋滋地对毛人凤说：“风水这东西，就是灵验，看准了，事事顺。
什么时候，再去朝天门求个签，问问来年吉凶？”毛人凤知道潘为办公室选址的事摆功，笑而不语，心里想得却是几年来默守“沙蟹哲学”的功夫，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善待人事，谦恭态度，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总之，一切的一切，今天都有了回报。
“专业化”的另一个诠释
“专业化”是毛人凤规范保密局的旗帜，除了要求特工们司职专注外，再就是专业明确。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曾专门就成立保密局的目的与该局的任务，对处长以上的干部发表过讲话。他先从死去的戴笠讲起，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毛人凤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话锋一转，切入主题，郑重地指出：今后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并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为此，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如果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老蒋鼓励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蒋介石讲这番话，正值国共和谈、民主建国口号倡行的时候。与时局显然相悻的讲话内容，被毛人凤看成是“领袖”对保密局的信任和关怀。一方面是政治交底，另一方面又及时提醒大家注意工作方向的转变，关键时刻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于是作为“专业化”的另一个标志，毛人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1946年保密局成立到1948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殚精竭虑，刻意求工，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专家。
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早在重庆时期，毛人凤便以擅长跟共产党作斗争而享誉军统。当时，由于民族矛盾居于更突出的地位，他的才能湮没在戴笠的四面出击中，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一直以为毛是个守成式的内勤人才。如今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以配合“领袖”的中心工作“成绩斐然”而异军突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彻底改变对毛人凤的看法，认为他有“才干”，不亚于戴笠，甚至存超过他的地方，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反共方面胜过前者。后来，老蒋放心地把保密局局长的担子交给毛人凤挑，除了前文说到的因素，另外，以“德才”标准衡量，也认为他是合格了。
从1946年到1948年两年的时间里，毛人凤的“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圈内人士自有评论，认为他对中共地下组织大肆破坏的“功劳”，已完全超过了全盛时期的戴笠。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例。
1.所谓[北平“共谍”案]
1947年8月，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电监科科长赵容德，利用美国人提供的侦测电台，发现北平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在活动。于是，求得华北“剿总”电监科的协助，测到了秘密电台的发射方位，随后，毛人凤通过“公秘会报”制度，由北平站、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在兆东街24号，现场捕获中共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李政宣身材魁梧，北方莽汉的模样，其实秉性脆弱，是个软蛋，还没等到用刑，便悉数招供。这家伙记忆力超常，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和提供情报人的姓名，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于是，北平地区至少有两个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个属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情报、电讯系统，暴露并遭逮捕的有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另一个是暗藏在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现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内的秘密策反机构，一夜之间被逮捕的中将级、少将级军官就有5名，包括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情、参谋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军法处长王某等。此外还有一批校尉级军官。
这个突如其来的收获，令毛人凤振奋，迅即下达了扩大线索，力争一举摧毁北平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接着，新一轮的大搜捕开始，稍稍沾带点关系的人都被抓进了大牢，其中有为李政宣开店设计门面的老板，油漆过家什的漆匠，甚至连上门讨赊欠的煤店小伙计都无法幸免。就这样草木皆兵般地扩大线索，最后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罗入网内。要说证据，近似于荒唐。8月里，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与男友袁永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大厅里举行婚礼，贝满女中的同事（陈琏是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为套近乎（主要是想从这位国民党高干女儿的口中弄点情报），以祝贺新婚的名义，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不久，由于叛徒李政宣的出卖，田仲英被捕，特工从她的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立即与李政宣的交代挂上号（李在交代中，搜肚索肠，说是记得北平中共的头头里，有个姓袁的）。
想不到，歪打正着，不单袁永熙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还确实是“南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某系统的代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一天，夫妇俩正与“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方群开会，特务破门而入，一起被捕。连带着同楼居住的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也入囹圄。第二天，约定来陈家碰头的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石羽、力易图，被“守株待兔”的特工抓住。另一个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来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又巧嘴利舌，才瞒过了特工。随后，她立即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向组织汇报，地下党及时地采取了防范措施，才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第三个系统，免遭覆没。
即使如此，毛人凤的收获依然大得惊人。他从陆续变节的叛徒口中，先是挖出了热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接着又是沈阳、天津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在“天之骄子”的空军系统中也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踪迹。其中，尤以保定绥靖公署揭露的“匪情”特别严重，把老蒋吓得半死。那里，除了有一部分“共谍”把持兵运、情报之类的要职外，另一部分“共谍”正在争取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上将的起义，从案卷罗列的证据看，军界元老李济深、鹿仲麟也牵涉不浅。为此，老蒋亲自飞到北平，面饬李宗仁、孙连仲等，他要看看这些亲手栽培的军官是怎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年2月28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
由重庆警察局稽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密局通讯员。1948年初春，李克昌的一个“红旗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跟文城出版社的店员陈柏林结识。
陈是中共地下党员，禀性单纯、轻信，很快被那特务伪装的进步迷惑，愿意介绍他加入组织，并且还让特务住进了文城出版社。不出几天，特务便发现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发行点，同时，还接到陈柏林的通知，说是领导同志妥当面见见他，碰头地点在观音岩红球坝的某工厂内。
结果，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被埋伏的特务抓获。经过一天一夜的酷刑拷问，任达哉叛变，供出了他的直接领导杨清。杨清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招，写下绝命书。然而，百密一疏，就在他暗暗买通监狱的一个看守，委托他送信到新华路老成公司去的时候，被徐远举发现。徐根据这个线索，包围了老成公司。经过严密搜查，查出了大批《挺进报》，还查明了杨清的真实姓名叫许建业。随后。
采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来一个，抓一个，其中包括中共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刘德惠、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等。刘被捕后，经不起诱逼，供出了他所领导的工运、学运、《挺进报》发行机关、华蓥山武装组织等大量情况。至此。徐远举才知道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于是密电飞报南京，毛人凤额手称庆，急命叶翔之飞渝，亲自指挥大搜捕。
接着，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江竹笃、中共重庆沙磁区委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华蓥山农民武装领袖邓兴酆、《挺进报》印刷机关主持人陈然、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委员成善谋以及中共川东工委、川西工委、川北中心县委、重庆市委各区的学运、工运组织的重要成员相继被捕。其中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成都市工委委员骆安清、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陆续叛变，又牵带出许多同志和线索，导致大搜捕从各中心城市往县乡蔓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后来，杨益言、罗广斌同志根据这一素材，写成名震中国文坛的小说《红岩》，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白色恐怖的状况。
4.所谓[周镐“通共”案]
周镐，原是军统老资格的特工，曾经担任过武汉站站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广东省督察、南京潜伏站站氏，挂少将军衔。因与戴笠关泵不睦，周镐长期得不到重用。抗战时期，毛人凤慕其才识，推荐他当了南京潜伏站的站长，工作很有成绩。抗战胜利后，周镐由于接收过程中的擅自行动，受到了戴笠的严厉处罚，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年3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他加入组织。
1946年8月，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由中共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送来党员证和由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发的华中军区京、沪、徐、杭特派员委任状。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新编第二路军孙良诚部，争取让他脱离蒋介石的反共阵营，投向人民。为完成任务的方便，周镐主动向毛人凤要求恢复工作。
毛问他想干啥，周说，最好去上海负责佛教训练团。毛人凤爽快地答应了。对此，周镐还以为毛人凤念旧，讲交情。其实，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特务盯了梢。原来，“三工委”出了内好，名叫刘蕴章。早先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南京沦陷后，无所事事，整天泡在茶馆里混日子，徐楚光把他发展成地下人员，混入汪伪海军政训处，当了处长。眼下，国民党锋头正健，惯以钻营的刘蕴章便暗暗地靠上了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特工。由于刘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又十分机警，没有引起同志们的怀疑。他利用工作的便利和同志们的信任，巧妙地为保密局提供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材料，其中也包括徐楚光与周镐的“不正常”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