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胡思乱想着，天边处隐隐约约地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不一会儿，空中现出飞机的影子，由蚊而蝇，渐如大鹏展翅，盘旋着降落在机场上，胖乎乎的郑介民钻出舷舱，走下扶梯，笑脸盈盈地跟前来欢迎的毛人凤和各处处长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毛人凤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表，飞机差不多误点两个小时，谢天谢地，总算平安归来，毛人凤嘴里说着让老郑适意的好词，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宽慰。
当天晚上，郑介民先去了黄山官邸谒见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驱车到罗家湾本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按照公事履行的程式，毛人凤当众宣布了蒋介石的任命令，接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新局长登台训话。原本都是老熟人，换汤没换药，老郑那两下子，除了添加些许庄重外，口音没变，老调重弹，什么委座栽培啦，各位信任啦，本座不才，勉力为之，望各位鼎力襄助云云。讲到具体工作，郑介民本来就说不清楚，最省力的说法就是：重大问题需要研究，一般问题仍照过去戴先生在世时一样办理。整个训话不足一刻钟，虽说缺乏新意，但简明扼要，不作无谓的拖延，大家听了还算满意，尤其是毛人凤和浙江派同仁，指望的就是郑介民的老作风，因此训话结束时的鼓掌，倒觉着拍出了些许新意，这当然是冲着毛人风荐郑拒唐之精妙而去的。
中午，工作会餐，心头乐滋滋的毛人凤表面看是为新局长接风，实际上也算饯行，他巴不得老郑快回北平。因此，午饭过后的工作汇报，毛人凤尽捡那繁琐操心的事务铺陈，诸如经费问题、人事问题，听得郑介民好不耐烦。
尤其是毛人凤说到经费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时，郑介民起初还以为毛人凤夸大险情，忙问：“过去怎么办？”毛人凤摊出了老底，说是全靠老板在外面弄钱，数目比拨下的还大。听得老郑直吐舌头，暗忖自己没有戴笠的本事，索性挥挥手，表示不听了。毛人凤期待的就是这个，吓退了郑介民，等于立起了毛人凤！
谈话结束后，毛人凤的心情变得格外的轻松，可惜维持了不足几小时，就被唐纵搅坏，他带来了委员长的口谕，说是在郑介民赴北平负责军调期间，暂由自己代理其职。听罢口谕，一桶冰水贯顶而下，直冷到了毛人凤的脚心，思前想后，才知被人盘算毛人风清得一点不错，果真是郑介民从中做了手脚。他和唐纵一样，过去嫉恨戴笠的专横，不满浙江派的嚣张，这些积怨如今全留给了毛人凤。因此，他非但不领毛人凤的举荐之情，相反大有趁势削弱浙江派的念头。他知道眼下的处境，不可能使自己过多地留意军统事务，但也不愿意腾出空白，让毛人凤填补，于是在返渝的当天晚上谒见老头子时，作为接受任命的条件，提议由唐纵在自己离渝期间代行局长之职。理由是：军统局的摊子太大，人事关系极其复杂，必须有一个业务、资历都够格的人坐镇，才能摆得平。蒋介石本来就属意唐纵协助，现在郑介民也有这个意思，只当是从工作考虑，便点头应允了。
其实，冠冕堂皇之后，郑介民暗怀鬼胎。一来以资历、业务的名头堵住毛人凤的晋升之路（在蒋介石眼里，至今还把毛当作是守成式的内勤干部，虽然工作出色，却不全面，资历也不足以服众）。二来有意推出湖南派直接跟浙江派开火，弄个两败俱伤，好从中坐收渔利。
对这种结局，唐纵有说不出的苦衷，一方面无奈蒋介石的坚持，另一方面也不愿郑介民舒舒服服地做那居后的黄雀。因此，到罗家湾宣读好领袖口谕，就把郑介民的小伎俩暗示给了毛人凤。“真他妈的阴损！”毛人凤一边暗暗地斥骂，一边笑容可掬地对唐纵说：“唐先生能来军统领导，这是我们的福分呀！”
借力打力
回到办公室里，毛人凤开始倒抽冷气。郑介民突然下套，走出预设的格局，这一点毛人凤估计不足。如今既成事实，反复掂量，越想越觉得形势不妙，至少有四个不利因素，使自己处在了斗争的下风。第一，戴笠的死促成了力量对比的逆向转换，浙江派由强趋弱，湖南、广东派则由弱趋强；第二，湖南、广东派共视江山帮为眼中钉，目前已成夹击之势，弄得自己腹背受敌；第三，攻守形势开始变易，已由早先的算计别人，转化为时时防着别人算计，更何况身在明处，暗箭难防，被动到了极点；第四，发丧事宜缠身，牵扯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不可能集中思想应付对手的攻击。好在毛人凤毕竟是毛人凤，强势无须毕露锋芒，弱势依然不折脊梁，经过一番琢磨，决意使出借力打力的太极云手，第一个让郑介民尝到了不舒服的滋味。
说来也是郑介民自投罗网。当天晚上，他首次以局长身份召开会议，商讨特工系统改组的事。唐纵征得郑介民同意，让军统设计委员会主任张毅夫列席，用心当然是分削毛人凤的权力。会议开了不到一个小时，讨论到组织人事问题，说是要建立一个军统局组织调整委员会，专门负责特工系统的改组工作，至于主任的人选，郑介民提议由李肖白来担任，一方面表示跟湖南派亲近，另外，有意树起对立面，让湖南派跟浙江派闹腾起来。如果争出高下，自己居中评定，不失威仪；万一争不出高下，广东派说不准便有了进帐。
郑介民的如意算盘拨定，毛人凤当即表示反对，看着唐纵、张毅夫警惕的眼神，郑介民心里开始发笑，只可惜没有笑出滋味，硬被打住了。他万万没能料到：毛人凤提出的人选竟也是湖南派的人士，现正在桂林当办事处主任的曾坚。曾的牌号虽不如李肖白响亮，但资历级别全都够格，一时里弄得唐纵、张毅夫看着郑、毛争执，难表可否。其实，这恰恰是毛人凤深思熟虑的一招，明知湖南派己占上风，何必死撞山门，索性先把自己融入对手的阵营，不当对立面，然后借助强敌的沉默，打击较弱的对手。这种情况下，湖南派保持中立，等于是帮助毛人凤教训郑介民，既显示了力量，又分化了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一番争执下来，郑介民终有所悟：这会议本该是唐、毛之间的较劲，争个什么屁主任，为何到头来，吃累了我？再说，毛人凤过去从不与我抬杠，今天竟反常地执拗，要不是唐纵把我给卖了？想到这里，再看看作壁上观的唐纵、张毅夫，一个气定神闲，一个喜形于色，不禁大呼上当。
两天后，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依惯例向郑介民汇报工作，当谈到戴笠死后在江宁县山上暴尸三日，任雨水冲淋时，郑介民趁机发作了，摆出一副不胜愤慨的样子说：“真丢人！实在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让别人知道了，真是太荒唐！”沈醉瞧着老郑涨红的脸面，总觉得话里有话，事后转呈毛人凤，才知郑在两天前的会议上窝了气，借着死人责怪活人，一是批评毛人凤这个家没当好，二是责骂湖南派内讧有心，办事无能，因为南京方面的组织是由湖南派三李之一的李人士负责的。
听完沈醉的汇报，毛人凤眼珠子一转，心想，你老郑会在死人身上做文章，我难道不会吗？于是一个新的借力打力的计谋，经过反复运筹，烂熟于胸。
死人身上做文章
每年4月1日是军统局成立的纪念日，戴笠总要庆祝一番。今年的4月1日纪念大会，由于面临改组的局势，戴笠早下指示，说什么也要闹个轰轰烈烈，即便是散伙，另起炉灶，这最后的庆典偏要显显军统的“家庭”气氛和团队精神！起初，有人怀疑戴笠的热衷是怀旧情绪的发作，是反对改组的显示，但随着机毁人亡事件的发生，纪念大会似乎又成了不被提起的话题。
这两天，郑介民急着要返回北平，唐纵一心扑在获取全国警政大权的钻营上，将为戴笠发丧的事，几乎全推到了毛人凤的身上。
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戴笠活着的时候，悍狠专横，猖狂过了头，军统上下恨他的人不少。但时过境迁，人成了僵尸，竟被头头脑脑们扔在一旁，倍受冷清，反而激起了阵阵不平。恰巧军统又面临改组的难关，外界的压力与日俱增，方方面面的指责接踵而来，沮丧灰暗的情绪充塞了罗家湾大院，每每有大小特工经过戴笠的灵堂，看着横眉立目的老板遗像，无不为其“英雄”气概折服，他们好像忘记自己挨了多少辱骂和拳脚，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强者，需要像老板那样能保护军统的人。这种情绪很快被毛人凤察觉，“民意可用”就是他做文章的根据。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把戴笠的发丧与4月1日的纪念大会摆在一起举行。
“四一”纪念大会本意就是突出“家庭”气氛和团队精神，再加上悲壮的发殡仪式，很快引发了众人的热情，日期未到，心趣已浓，片刻间被淡忘的话题又成了热点。
1946年4月1日，在一片凄凄惶惶、悲悲戚戚的气氛中，军统局成立14周年的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按老规矩，除了在罗家湾本部及安置在重庆各机构的大小特工全部参加外，还有各地干外勤的特务头脑，把偌大一个礼堂，挤得严严实实。朱绍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率领着军委会各部、厅、室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上午，毛人凤做军统工作报告，内容涉及内勤外勤的方方面面，基本倾向不离为军统评功摆好，尤其突出了戴局长生前维护整体利益的献身精神，当他讲到心愿未遂身先死，留下缺憾谁弥补时，真情涌动，不禁语塞，大厅里随之也泣声一片。毛人凤顿时觉得血流加快，有意无意地把话题扯到眼下的困难上，诉了许多独力不支，捉襟见时的苦楚，最后当众表态，坚决秉承戴先生的遗志，与大家同舟共济，为此不惜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毛人凤的报告博取了一派掌声，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起码让大多数人觉得：患难之际，郑局长、唐代局长各谋前程，已无心照顾我们了，只有毛座同大家在一起。当然，铺垫的成效，除了会前会上的煽情，还与毛人风平时体贴下情，广结善缘的作风分不开。总之，开头很煽情，再为戴先生发丧，好戏就有得看了。
下午3时，蒋介石在唐纵的陪同下来到追悼会现场，说来也怪，戴笠一死，蒋介石对他的猜忌防范顷刻冰释，记起的反倒是种种好处。届时开口悼念，便对“雨农同志之工作成绩”，倍加称道，又称其有“不计利害，不辞劳怨的精神”，“为黄埔同学们稀有”，一再鼓励“各同志继续努力”，要继承雨农未竟之事业，要发扬雨农的这种精神，说着说着，竟抹起了眼泪。
于是，台下那班早已酝酿着悲情的浙江派同僚们，趁势痛哭起来，一传十，十传百，顿成群嚎场面，尽管唐纵多次出面制止，仍不见效果，最后还是老蒋宽容，让大家尽了兴。
晚上，照例举行会餐。开饭前，唐代局长训话，题目是如何配合中央，完成好调整裁并工作。唐纵训话的内容本是小班子开会决定的，只怨此君长期高高在上，不解下情。毛人凤见他欣然应允训话的神情，知道他是睡了钉板。果然不出所料，唐纵的话还没说到五分钟，台下已乱成一片，有议论的，有联噪的，有骂娘的。
唐纵察觉场面失控，一再要求大家肃静，听自己解释，都毫无效果。最后还是毛人凤的几声猛喝，才平息了会场上的嗡嗡声，那副令行禁止的威信，给唐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唐纵开始解释，他说：“军统局之归并裁撤，既不是因为戴局长之死，也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反对，而是由于时势之需要而产生。因此，在裁并调整的时候，义利公私之分甚为重要，如果把握不住，将来是会犯严重的过失与危险的，希望大家勿存私见，勿图私利……”
唐纵的话还没有完全讲尽，下面又乱成了一锅粥。显然大家对他的立场和教训人的口吻不满意，再比比毛人凤的共苦精神与诚恳态度，更觉得唐纵不像“自家人”，感情上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四一”纪念大会后，唐纵怯于人情舆论上的抵触，尽量避免踏入雷池，举凡有关改组裁并的事务，大多委托给了毛人凤。显然吃力事难以讨好，但非毛莫属的工作格局，暂时稳固了毛人凤的内当家地位。对此，湖南派人士心里不舒服，却也无奈，都怕惹动了众怒，咽不下苦果。
暗鬼惊心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颂令，宣布5月5日为政府“还都”日。实际上，军统自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大搬迁，落脚的地点是洪公祠军统旧址上盖的一幢新大楼，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建。
陆根记在上海建筑业中享有盛名。抗战期间，陆老板通过云南卢汉的关系，巴结上戴笠。为投其好，物色了不少漂亮女子充当公关小姐，陪吃陪睡，从而一手揽下了军统局所辖的全部工程。抗战胜利后，尽管各方要求撤销军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戴笠却无意退缩，趁着在沪宁地区指挥特工系统大接收的机会，着手落实重建新巢的计划。陆根记例当首选，条件也优惠得惊人，一个毛钱不要，只当是友情赠送。事后，戴笠报以涌泉，把接收上海最大的日本木材业寿公司的权利送给陆老板，那可是同业中人人垂涎的一块肥肉啊！
军统局迁回南京，洪公祠大楼尚未竣工，只得暂借傅厚岗警察局的房子办公。当时有人苦于局促，建议毛人凤重回鸡鹅巷。毛人凤不胜哀伤地大摇其头，感慨地说：“旧地依然，故人已去，徒增伤心。”说得大家唏嘘不已。
其实，毛人风心中一直怀个鬼胎，只有潘其武知道，那就是允准戴笠用“高崇岳”的化名，犯了缺水之相，以致命丧荒山，每每想到这个过失，心生怯意，所以也就不敢再回到戴笠住过的鸡鹅巷去，甚至连戴笠用过的东西、住过的房子，他也不要，包括4辆高级小轿车，郑介民、唐纵各占一辆，胡靖安大吵大闹要去一辆，剩下的一辆，大家认定该由毛人凤享用，结果还是给了张毅夫。不晓内情的人，背后夸赞毛人凤谦让，不图享受。潘其武听了找毛人风打趣。毛人凤煞有介事地说：“这种车子，跟三国演义里刘备骑的‘的卢’马一样，是会害主的。
”不久，洪公祠大楼建成，毛人凤作为大搬家的总指挥，先行实地勘查，其中有一间戴笠自己设计的局长办公室，华丽高级，大家都以为毛人凤会选中，谁知他和老潘上上下下兜了几圈，竟物色了一套极不起眼的房间，落在外人眼里，谁看得出是图风水适宜，还当是毛先生艰苦朴素，谦谦礼让的又一事例哩！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终究还是碰上了厄运。有一天，毛人凤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话，说委员长要了解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请毛人凤立即整理好，亲自带给蒋介石这时，毛人凤正在家里请一个手艺高明的按摩师傅替他松动筋骨，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随即挂通了傅厚岗的电话，指示机要秘书毛钟新着手办理，然后让交通股派人将材料送来。偏巧，毛人凤的公馆临近梅园新村的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交通股的派员又不太熟悉那一带，稀里糊涂竟拿着材料跑了进去。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也真“够格”，瞧着封皮上“送呈毛先生亲启”的字样，问都不问，照单收下，并在送文簿上盖了戳。
毛人凤在家里洗完澡，捏好脚，算算交通员该到了，起身穿戴出门的衣物，收拾停当，仍不见门口有动静，便拿起电话，往傅厚岗方面催问，毛钟新拔脚跑到交通股，正撞上刚刚回来的交通员，说是已经送到，还把送文簿拿给毛钟新看。毛钟新定睛一瞧，天哪，赫然印入眼帘的竟是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红戳，顷刻间急出了一身冷汗，二话没说，拉着交通员来找沈醉。沈醉吩咐毛钟新不急着报告，争取先把东西找回来。于是让交通员再往中共办事处跑一趟，理由是材料没装全，要取回去。自己则带上6个便衣特务，紧随其后，万一讨不到，就破门硬抢。
不足10分钟，车子开到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地方停下，交通员按照沈醉的布置，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说出胡捏的理由。对方仍然不问，原封不动地将材料奉上。等交通员回到车里，毛钟新、沈醉悬着的心才算落地。5分钟后，毛人凤知道了事故的原委，半是庆幸，半是后怕地说：“这东西真落到了共产党手里，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哩！”第二天，潘其武来毛人凤处商量工作，毛入凤说到昨日的蹊跷，潘以为是戴笠的亡灵在作祟。毛人凤一琢磨，以为不错，忙问潘其武怎么办？潘说，先把家搬了，祛祛晦气，再把发靷出丧办得隆重些，只要对得起他，他也不该怨恨了。毛人凤点头称是，一边忙着去看房子，一边跑到蒋介石那里，央求为戴笠举行公祭，蒋介石同意了。
五六月里，各地的军政长官闻令而动，纷纷为戴笠举办隆重的公祭活动。
其间，政府又宣布了追赠戴笠为陆军中将的决定，平添风光。接着，军统再为戴笠举行大出殡，蒋介石带孝前往，气氛更上了一层。说来也巧，那天，从早上起开始下雨，10时左右正当大出殡的队伍准备往灵谷寺进发时，雨停了。毛人凤暗暗叫奇，以为是“老板”的在天之灵庇佑，于是亲扶灵柩上车，表现得格外卖力。停灵之际，那一通翻江倒海的哀恸，直让灵前的戴笠兄弟儿郎都要逊色三分。
8月里，蒋介石两次来到灵谷寺凭吊戴笠，一次是和宋美龄一起，一次是独自前往，由毛人凤、沈醉陪着，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转了一圈，然后择道下山，指着前面有一个小塘的地方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蒋介石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毛人凤觉得不仅是戴笠的荣幸，也是军统的荣幸。事后，邀来风水先生查看，风水先生也极赞此地好风水，子午亦是好取向，毛人凤不禁对老蒋的堪舆之道陡生敬服，心里老觉着歉疚的那块心病也去了一大半。日后，他对戴家遗孤的照拂确是没说的。为了不让戴母伤感，一直骗她说，儿子去英（阴）
国，每逢老太太过生日，毛人凤和一班江山的小同乡，必为老人家操办寿庆，哄她高兴。1949年4月，戴母兰氏以74岁高龄辞世，毛人凤特派胞弟毛万里代表自己奔丧执绋，奉敬孝道。另外，戴笠的兄弟戴春榜、儿子戴藏宜都不成器，作恶乡里，民愤极大，一直受到毛人凤的庇护。戴笠死后不久，杜月笙眷念旧情，送了20万法币，扶植戴未竟的事业。尽管当时，军统已困难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毛人凤还是一分一厘没花，全部转交给了戴藏宜。
成立保密局
戴笠出丧事办完，军统局裁并改组的方案随之出台，内容上除了剔去掌握海军的部分，其他的与戴笠生前谋划的化整为零方案差不多。原先由军统掌握的两大公开机构——警察和军事谍报，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警察总署，一个划归国民政府国防部的第二厅。秘密特工这一摊子，过去挂靠军委会，现在军委会撤消了，改挂国防部，但取个什么名称呢？
唐纵觊觎警察总署署长，且已获老蒋同意，不伯吃成个胖子，建议叫国防警察局。老蒋觉得不妥，不符合秘密特工的性质。毛人凤留恋军统的旧称，建议换个帽子，索性叫国防部调统局。老蒋想了想，也觉得不妥，有句话，他不想说出口，那是因为调统局的名声不佳，何必不贴金反去抹屎呢？
毛人凤忽然开窍通灵，想起了不久前老蒋来傅厚岗对军统局高级干部讲的一席话，要点有三：一是特务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而且要绝对秘密；二是特务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三是情报工作要注意组织和宣传。组织问题，在共产党看来就是神秘问题，对于神秘必须特别研究与运用。三条要点，两条强调了“秘密”，“神秘”，要么就叫……想到这里，“保密局”三字脱口而出，果然一射中的，蒋介石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三家分“晋”后的人事安排问题。郑介民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现在转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名正言顺。警察总署署长，眼热的人不少。戴笠在世时，李士珍挟着戴季陶等人的支持，虎视眈眈。为此，蒋介石曾流露过予以考虑的意思。不过，那也只为牵制戴笠而言。现在老戴死了，李士珍的制时作用已不重要。相反，了却死者的心愿倒成了强音（戴笠生前一心支持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再说，唐纵为人精细谨慎，是个干警政的好手，稍一争取，便得到了老蒋的默许。苦就苦那李士珍，差不多是梦里坐花轿，喜到醒来一场空。
相比之下，最令老蒋伤脑筋的，还是保密局的人选，论级别，不彰不显；论作用，非同小可。不老道的人，不能用；不可靠的人，不敢用；恋仕途的人，不专注；缺资历的人，难服众，陡然觉得戴笠之材，可遇不可求矣！然而，事到关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仍由郑介民以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同时提升毛人凤为保密局副局长。
后退一步天地宽
军统大解体，弄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正应了一句老话：“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譬如以时局而言，军统改组后，来自和平民主建国思潮的政治压力明显减轻，多少还为老蒋的“政治协商”、“民主宪政”装点了门面。再就是党内斗争，由于军统局的撤消裁并，力量大为削弱，基本满足了对立派的要求，难以再提出进一步落井下石的理由。
另外，从老蒋个人角度考虑，军统局改组以后，尾大不掉的后患就消除了。眼下，老蒋正为消灭中共，暗做内战准备，特工正是他需要的政治工具，别人嗤以敝帚，他却加以重视。由此推论，戴笠的死倒成了好事，否则，凭他的偏激情绪与认死理的倔强态度，不知要顶到什么时候！这种方生方死，否极泰来的感觉，毛人凤还有着更切肤的个人体会。
最直接的就是经费问题。军统局摊子庞大，不算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的武装特工部队，单是内外勤人员不下5万，其中有一半在军统局吃饷。过去，戴笠为造就家庭式的内聚力，推行了铁饭碗、终身保障的制度，非但于“待业”期间照发薪水，就连家属的生活、小孩子的教育也统统包揽下来。为此，军统局经费上的缺口也越来越大。
抗战胜利后，毛人凤做过一个统计，军统局平均每月的花费已高达1500万元，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刚来重庆接任军统同局长时，毛人凤曾经就此请他想辙，吓得“冒脑根”连连摆手，不敢再听下去。后来，唐纵履行协助之责，毛人凤又向他讨主意，唐纵非但拿不出主意，而且还批评了“胡乱花钱”的作风。
他说：“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刚成立，我当第一任书记，那会儿编制只有145个人，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呢？人马成了几万的巨数，可是从抗战开始以来，递呈委座的情报每年递减。
以1942年那一年为例，我坐在侍从室里算过，24575个人从军统局领薪水，平均每10个人仅有二至三件报告，人均情报报告率仅占0.68％，假使以已经开销的经费和临时费算，一个月是1487.6万余元，那就是说，每一件情报的代价，就是花去政府1.3万元。你说说，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提出一句口号：“不乱花一分钱。”这等于是把毛人凤逼到了绝境。其时，恰逢改组风紧，人心动荡，万一闹得小特务们悬起嘴喝西北风，一个个挺而走险起来，毛人凤这个“内当家”可就无法向上峰交待了。于是整日里搜索枯肠，榨出脑汁想办法。张冠夫不知怎的，想到了杜月笙，建议毛人凤求求他。
毛铺纸执笔，拟了一封谦词连连的信，让秘书郭旭带往上海去找杜月笙。杜果然爽快，一出手就是2亿法币的支票，惊得郭旭脑门子冒汗，颤着声音问利息怎么算？杜月笙佯装不高兴地说：“毛先生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要利钱呢？以后还得出本，就交给南京通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