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啥困难，只要帮得上忙，总归是闲话一句！”就这样，毛人凤靠着杜月笙的“输血”，维持着军统局最低水平的开销。
然而，化缘不比拨款，院里的老杏树，年年有收成。万一哪天脸面薄了、享用不到别人的慷慨怎么办呢？毛人凤正为此事犯愁，军统分家的工作搬上了日程，这对他来说，等于是大释放，大解脱。今后的保密局，讲究人少精干，筹措经费一事自然好办多再一桩好处，源于人员的分流。
郑介民入主国防部二厅，唐纵公干于警察总署，一个个都从黑牌（指秘密特工）翻成了白牌（正规的职官），继而在军统局高中级干部中也刮起了一股抢着换牌的风，不少人吵着闹着要跳出秘密圈，干类似海陆空三总情报署的署长，各“剿总”和“绥署”、“绥靖区”分管情报的处长，以及各警察局的稽查队长的职务。毛人凤干此表现出了特有的冷静和忍让，坚决要求浙江派人士不去图谋公开。这样一来，湖南派、广东派以及其他的实力派，阵容再强，经不起稀释，力量反而分散了。
浙江派虽呈弱势，但聚合得紧凑，捏成一个拳头，反而显得结实了。如果不是大局上的后退（指军统改组撤并），不是谋官上的忍让（指军统中的争抢翻牌风），浙江派要求得险处逢生，由弱转强谈何容易！
同道相亲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正式举行“五·五”还都大典。
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军乐声中，礼炮轰鸣，蒋介石亲率文武大员和各界人士约5000余人，拜谒孙中山陵墓。随后，“党国要人”们纷纷乘车赶往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参加10点30分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其时，中央各机关大多各就各位，新成立的保密局因在建大楼尚未竣工，暂时落脚马台街22号。
新版的保密局跟全盛时期的老军统相比，人数不足从前的1/3，骨干中，类似徐人骥、徐业道、魏大铭、程一鸣、李肖白这样的干材，大多跑出去干公开了，已呈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于是，江山派的子弟一个个都成了出芽的韭菜，长出来就是好苗。何芝园荣任第一处（情报）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等科：第二处（行动）处长由叶翔之当了，下设行动、侦防、策反、心理作战等科；
第三处（人事）处长是郑修元，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电讯）处长，第五处（司法）处长分别由杨震裔、李希成担当，一个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一个下设审讯、狱管两科，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西安、上海、北平、上饶、息烽、南京等地的看守所、集中营。再就是分管经理、后勤的第六处、第七处、分管经济、监察的督察室、稽核室、预算室，处长主任都是清一色的毛派分子，诸如郭旭、沈醉、廖华平、张冠夫、朱光斗等等。
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毛人凤还成立了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和特种技术研究组，主要是搜罗中共的叛徒。总之，综观这清一色的阵容，毛人凤是满意的。如果说还有点缺憾，那就是让潘其武落巢主任秘书的图谋未能实现，郑介民仗着地位优势，硬把自己的亲信张纪勋塞了进来。
有了将军还需兵，接下来垒砌“基础”的工作迫在眉睫。过去戴笠组建特工系统，人员的来路十分庞杂，主要有军校学生、警校学生、部队谍报人员、现职特务、各种进步力量的叛变分子，以及特工的家属亲友等等。
戴笠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曾大肆招募失学青年，加入特工训练班，自己亲兼班主任，并且仿效蒋介石于黄埔军校的样子，开学、毕业典礼，必亲自到场，平时也常去训话，并对每个学生都进行过单独谈话，以示关怀，毕业后，工作分配他也亲自过问。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这类大规模、综合性的特工训练班先后办了5个，人数上万。就是这些人，以后成了戴氏王朝的基本力量。
当时，论及军统的用人惯例，有两句话可以蔽之，一句叫“非澧勿用”，另一句叫“临黔一家”。
“非澧勿用”，指的就是1938年戴笠在湖南省临澧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千余人。结业后大多平步青云，一两年功夫，便攀到了上尉或上校的军阶。戴笠平时也有意怂恿他们的骄横作风，除了自己，谁也不摆在眼里。于是，在一些资格老、资历深、得不到重用的军统人中，便传出了牢骚，即“非礼（澧）勿视，非礼（澧）勿用”。
“临黔一家”，是指1939年戴笠在湖南省黔阳县办的特训班，学制一年，受训者900余人，结业后的境遇跟临澧的差不多，统称“临黔一家”。
后来戴笠摔死荒山，他留下的遗产，即训练班学生人数已达一万七八千之多，他们分布在特工系统的各个单位，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毛人凤作为戴笠“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从戴笠那里学了很多，包括用人之道。因此，他要想扎牢根基，重振雄风，除了依靠江山小同乡和既成的毛派分子外，没有什么资源比特训班学生更现成、更丰厚了。
这里至少有三条顺理成章的理由：第一，戴、毛不分家，与特训班学生本属一脉；第二，特训班学生跟元老派针尖抵麦芒，有着天然的对立；第三，戴笠在世时，郑介民、唐纵从不过问特训班的事，彼此关系疏冷。于是，当保密局吸纳成员时，毛人凤尽力把各特训班的学生网罗进来，以作日后的“群众基础”。
不过，毛人凤心里也清楚，真要这些学生像效忠戴笠那样来效忠自己，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深化关系。他当即决定：以自己拿手的伎俩，结合戴笠的经验，再用特殊的组织加上特殊的待遇把他们重新捏合起来。为此，特为请出潘其武、袁寄滨、毛钟新、沈醉等与特训班学员有师生之谊的亲信，出面成立了一个叫“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的组织，要求凡在抗战期间参加过军统局特训班的毕业生全部参加，并且选在洪公祠新建大楼竣工的那一天举行成立典礼。毛人凤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会长。潘其武、胡靖安、沈醉等有先生资格的，大多被聘为顾问。
这件事，毛人凤思虑精细，准备充分，手段高明，出手麻利，等到郑介民、唐纵获悉，惊呼失算已是不及，尽管成立典礼前他们分别收到了荣任名誉会长的聘书，仍然托故不去参加，以示不满。
接下来，毛人凤巧施管理才能，迅速使同学会准专业化，进一步趋以致用。具体的做法是，把同学会挂靠在保密局的人事处，由李葆初、徐风等人以总会干事的名义，主办各种工作，下面设有联络、登记、福利等组。随后再于各省设立分会，枝蔓深入地方。这样一来，此派，彼派，无论何派，都不及“同学会”的阵容壮大。匍匐其上，毛人凤等于抓住了上万名干部。如果说日后能有大作为，这便是立于不败的基石。
设立“两级制外勤站”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除旧、布新、兴业，轰轰烈烈图个好气象。
毛人凤心气极高，心机幽深，三把火不会不饶。但要学戴笠的模佯，仗着气势，凭着猖狂，硬压人一头，自觉底气不足。慢工细活，随风潜入，软刀子割肉倒是他的道行。他不急求杀机，不冒无把握之险，不具备正面冲击的力量时，他能等待机会；如果能减少自我损伤，宁愿走曲折迂回的道路，哪怕时间长一点，总是瓜熟蒂落的妙。因此，旁人（包括蒋介石）轻其不锐，常常低估他的力量和能耐。
有句话叫：看低了别人自己遭殃。毛人凤就是在这种以有备对无备的情况下，点燃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即从加强管理入手，设立两级制的外勤站。
所谓两级制的外勤站，有甲种站和乙种站两级。确定级别的依据是：管辖区域的大小，距离内战前线的远近，中共隐蔽活动的疏密，以及特工秘密活动任务的轻重等等。通常，甲种站站长的军衔定为少将，副站长为上校；乙种站站长的军衔为上校，副站长为中校。从分布的状况看，基本上是一个省区一个站，部分“重要”地区可以设立两个站。
这样一来，细密的分解，基本上破坏了过去那种大区中心的格局，使一部分敢于同局本部抗衡的“诸侯”势力受到了削弱。为此，毛人凤率先撤除了诸如上海联合办事处、华北办事处、西北办事处、重庆留守办事处等“大碉堡”，冠以新成立的两级制外勤站为“国防部保密局××站”的名称。凡是不称职的，心怀不满的，或是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人员，在自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名义下，统统调往公开机关。
另外，甲种站，或是乙种站，相对属下来讲，也是一个小内勤机关。就拿湖南站来说，编制的构成是：少将站长1名，上校副站长、中校督察、上校会计主任、中校总务站员、中校人事站员、中校司法站员各1名，中校情报编审4名，少校情报编审2名，上尉事务员、上尉会计、上尉泽电员、中尉译电员也各1名，上尉文书2名，中尉文书、中尉收发、中校电台台长各1名，报务员3名，此外还有司机、警卫、勤务、伙伕等等。尽管规模比戴笠时期的军统外勤区站要小，五脏六腑倒也齐全。
两级制外勤站设下属机构，甲种站有甲种组、乙种组、丙种组三个等次，甲种组组长的军衔定为上校、副组长是中校；乙种组组长军衔定为中校；丙种组组长或是中校，或是少校，各组均设有文书、电台台长、报务员、通讯员等编制。乙种站统属乙种组和丙种组两个等次。通常，外勤站统属的组，工作面是大中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再往下，比如府县一级，只设通讯员，由站本部领导。后来随着特务功能的加强，分工进一步朝精细化方向发展，各站统属的组也逐步增多。比如南京站，除了设置按行政区划建立的综合性乙种组外，还有按任务性质设置的学运组、党政组、工运组、社会组、文化组等等。
又如湖南站，单是长沙工运组下面，又分设10多个组，基本上都与行业工会对口，其中有泥木工会分组、粪码头工会分组、成衣业工会分组、印刷业工会分组等等。戴笠在世时，毛人凤曾经通过制订“新家法”，帮助并促成了戴笠“家天下”统治的实现。因此，如何利用制度的约束力，把对手纳入预设的政治轨道，是毛人凤老谋深算的惯伎。建立两级制的外勤站也是如此，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外勤组织有恃无恐、难以驾驭的顽症。
为此，毛人凤给各下属站、组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即所有内外勤人员，均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在得到本部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站长可与其他单位的负责人秘密接触，积极体现出隐秘潜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暴露身份的要求。比如，和保密局本部同处一城的南京站，相互之间就从来不公开来往，毛人凤有指示下达，均通过机要交通转送。依次类椎，站长与组长、组长与组员之间，也是如此。
包括发展通讯员，成熟一个，向直属领导申报一个，凡任用、运用、试用、停用，都须局本部核准，各站长只有吸收试用3个月的权限。核定批准以后，给一份少尉津贴，随后，发展人与被发展人之间不再发生关系。这种制度，看上去是围绕着特工秘密化的主题做文章，其实还通过单线联系的规则，消弥了下属站互相勾联、沆瀣一气的条件，形成了一头抓多头，多头单线走的伞形格局，上面“神”得很，有权有势；
下面“鬼”得很，隐隐绰绰，以至那些从前耀武扬威惯了的高、中级待工无从适应，抱怨不迭。于是，毛人凤掮着“关心照顾”的牌子，为他们另选高就，同时从“同学会”中派员出任各站站长和直属组长。这一把火，真可谓烧得不徐不疾，烧不到的不察觉，烧着了的躲不及。最后，内外勤的人事关系渐趋一体，可谓“成绩斐然”。
推行“特种会报”制度
毛人凤的第二把火，是延续戴笠生前强调的“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为保密局的秘密单位与公开机关的会同协商解决问题，形成了“特种会报”制度。
所谓“特种会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定级别上的党、政、军各机关就“特种问题”，即反共事宜等举行的联席会报。参加人员为行政长官、党部主任、书记长、三青团分部主任、干事长、警察局长、保安司令（或宪兵司令、警备司令）、警宪督察长，加上中统外勤机关首长、保密局外勤机关首长（站长或组长）。“联席会报”中，保密局外勤头头的实际任务是带上耳朵，听取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要求或重点，整理综合，逐级上报。整理上报的材料不提出任何要求协商解决的问题，甚至连会议出席人的名字都用化名，以便让其他参加会报的人摸不清楚来历，有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
有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参加联席会报的外勤站头头，需要跟相关的党政军机关发生联系，为此，毛人凤设计了一种只发给站长、副站长、督察和组长的“外勤职员证”，并制定相应的使用规则，有七条。一、本局为证明派驻各地负责同志之身份，特制发此证。二、领证人于绝对必要时，方可将此证作为身份之证明，如遇特殊情况，领证人可向当地军政长官出示，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使用，以免暴露身份。三、本证使用人因工作需要得凭本证通过戒严区域。四、本证不准转借，若有藉此招摇撞骗者，经查实后从严惩处。五、本证如有遗失，领证人即登报声明作废，并报局听候处理。六、领证人离职时应将本证缴回本局注销。七、本证有效期限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第二个层面的“特种会报”，亦可叫“公秘会报”，是保密局外勤站与公开机构如同级警察局、驻军司令部调查室、绥署或绥署区负责情报的第二处、保安（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宪督察处、省市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管理处的定期会报。这种会报均由保密局外勤站、组统一领导，除交换情报外，所有公开单位均有协助保密局外勤区站解决疑难问题的义务。
这样一来，保密局的手便伸长了，不管它如何貌似“公正”，客观上就是委员长安置在方方面面的“眼睛”，躲在暗影里，不言而威。即便在相近的系统里，以秘密驾驭公开亦成事实。中央一级，毛人凤的地位要矮于郑介民、唐纵；行之地方，保密局倒比国防部二厅、警察总署、交警总局的人物风光显要，这等于是向外充实扩张了权力。
“特种会报”制度推行的初期，毛人凤掮了蒋介石赞许的招牌，郑介民、唐纵不宜公开反对，心里却十分警惕。他们本是军统窝里长大的虫，戴笠那套“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招数，体会得稔熟，一看毛人凤撅起“特种会报”的屁股，便知要拉向外扩张的屎，说什么也不甘让其顺畅。特别是唐纵，不像郑介民多少跟保密局沾着边（身兼保密局局长之职），且又公干北平，事务缠身，因此，暗暗下决心抵制作梗。
正当其时，偏偏天不作美，接连发生了两桩扎手的事，竟置唐纵于有心无力的境地。一桩是发生于昆明并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15日，闻一多在昆明主持李的追悼会，回家途中又遭杀害。李、闻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也是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的群众运动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蒋介石为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召唐纵去庐山，要他“彻查”。回南京后，唐着手布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最后去向毛人凤求援。到底还是保密局神通广大，三下五去二，揪出了凶案的主使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让唐纵顺顺当当地交差了事。
第二桩是发生于上海的“金都血案”。驻沪宪兵第23团的巡逻兵与上海市警察局所属新成警察分局的值勤岗警发生争执，事态迅速扩大，双方在金都影剧院（现瑞金剧场）门口布下阵势，宪兵开枪，当场打死9名警察和2名无辜儿童。血案发生后，警宪双方各执一词，控告对方。接着警察罢岗，交通陷入混乱；宪兵也宣布罢岗，中止了巡逻。许多大公司、银行和商店，为防止歹徒们趁机抢劫，纷纷停业关门。
刹那间，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半僵不活的死城。警察们还嫌不够，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七·二七金都血案委员会”，准备出动拥有重武器装备的警局机动车大队与保警总队，包围宪兵第23团，进行武装缴械。
蒋介石闻讯后，通过长途电话痛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要他将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清上报。恰巧，那几天里，唐纵在国府纪念周的活动中遇到宪兵司令张镇，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陪人？”哪晓得前一天张镇刚为这事挨过蒋介石的训斥，现在听唐纵如此说话，误以为唐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恶状，当场火冒三丈，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斥道：“你不要乱说，究竟是谁先开枪，你看清楚了没有？”假的成了真，唐纵倒不得不严肃起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电话给派赴上海调查此案的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要他尽快查明，据实上报，一来告慰本部，二来也为出口鸟气。
不久，李哲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宪兵先开的枪。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也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警察先开的枪。两个互相矛盾的报告捅到蒋介石那里，惹得老头子大光其火，责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去上海，查出个真假。
唐纵到上海后，利用老面子，很快得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等老军统分子的鼎力协助，总算有凭有证地把情况搞清楚，确实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才进行了还击。最后，肇事的宪兵经国防部军法局审判，分别处以死刑和徒刑。
常人道：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自“李闻血案”、“金都血案”以后，唐纵便有了这种心情，对于保密局的“特种会报”制度，既说不出毁誉的话，当然也干不出拆台的事。于是“公秘”合作的规矩，便按毛人凤的勾勒固定下来。
成立“三有公司”
毛人凤对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深信不疑。戴笠生前就以为玩情报是钱堆的买卖，手头阔绰了，才可弄得神低头，鬼推磨。结合自己的体验，毛人凤觉得还应加上一条，即稳定内部，赚取人心，也得靠钱，说白了也叫：横竖是个钱，里外靠个钱。于是，他的第三把火，就烧在了谋财之道上。
照理，保密局的建制和编员确定下来，经费是照章分拨的，何必自谋财路呢？问题在于蒋介石明知干特务的花费非同小可，但碍于方方面面的制时，不敢把留意此道的热衷公开化，授人把柄。因此，公家拨下的份额，根本不够花，且不说别的，单是各地省区站、组发展的那么多不在编制的通讯员，所需的一份少尉津贴弄出的窟窿，就够保密局的当家人发愁了。过去，遇到这类困难，戴笠打不着秋风，就找蒋介石下手令特批。现在，党国正祭起制宪行宪的法宝，讲究循章办事，通过批条让财政部支付预算外的特别费用，几乎不大可能。老蒋体贴特工部门的苦衷，答应多给“政策”，在自谋财路上想办法。
于是，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聚在一起开动脑筋。平时，郑介民喜欢批评别人“冒脑根”，真轮到自己出主意的时候，脑筋并不好使。唐纵号称“智多星”，功夫却不在经济之道上，比及老郑的“冒脑根”，只差一字，那就是“伤脑筋”。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在一旁瞧着男人们发愁，抿嘴一笑，轻巧地说：“现在人人都做生意，你们不会凑凑这趟热闹吗？”向影心的话确实不错。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民党大员如出山之虎，一个个都往钱眼里跳，接收发财跟着做生意，一夜之间，几万家公司如春笋而出，却搞不清谁是官营的，谁是私营的？这种风气波及政府部门，很少有不被沾染的。据毛人凤所知，有战区长官部办的运输公司，某方面军司令开的工厂，甚至连CC也搞了“合作金库”，“党营事业基金会”等等。当场例举出来，疏导“冒脑根”与“伤脑筋”。
其实，郑介民、唐纵并不反对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本钱从哪里来。毛人凤久居内当家之位，知道军统历来就有从缉私、交检等公干上移花接木，丰腴钱囊的传统，自然就提到了军统局在接收和肃奸中没收的“敌产”、“逆产”。郑、唐一想，反正也是为了领袖支持的事业，便答应一起去向蒋介石禀明。蒋介石听了汇报后，要求他们拿出个方案。于是，郑、唐、毛，再加上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组成一个“发财”委员会。
毛庆祥的加入，缘于蒋介石的通盘考虑。他希望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和警察总署的经费亏空，能于此一揽子解决。但又生怕“一国三公”的局面，弄得分红不均，惹出麻烦，便让毛庆祥凑个数，关键时候当当“老娘舅”。
四个人关在房间里研究了半天，方案落于纸上，大致是：一、请蒋介石特批，凡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都不送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当基金；二、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一部分敌伪产业，由行政院有关部会“拨交”保密局，继续经营；三、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保密局，这些“剩余物资”包括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及大批照相器材、印刷设备等；四、在此基础上，搞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大公司，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工活动费，名称就叫“三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