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郊区磁器口正式成立，经蒋介石批准，戴笠以军统局代局长的名义兼中美合作所主任。按照国民党陆军编制，军统局局长应该是中将军阶。然而，由于受到名额的限制，陆军中还通行另一个惯例，即对一些新近提升的军职，可以先用“叙阶”。比如授阶陆军少将，提升后称叙阶陆军中将，意思是一有名额空出，再予以扶正。“叙阶”阶段允许挂中将领章，享受的待遇却只能是少将一级。眼下，戴笠的局长前面按个“代”字，能否叙中将阶，似乎在两可之间。不过，于中美所正式成立的典礼上，他还是给自己佩带上了中将领章。
戴笠一跃而为代局长，副局长的位置自然由郑介民填补。依次推移，主任秘书非毛人凤莫属了。于是，在中美所成立庆典前，蒋介石亲自允准一批人事任命状，戴笠加个“代”字，毛人凤减个“代”字，一增一减，都得了实惠。毛人凤尤为感慨，想想此生颠簸仕途，长期以来名实不符，直到今天才博得个堂堂正正的地位，真可谓：一身汗水，半世辛苦啊！但他谨慎成性，不喜张狂，升官毋忘形，依然注重保持谦虚的“本色”，在中美所的庆典仪式上，穿着一身中山装出场，与诸多身穿军礼服、佩戴少将领章的同仁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里头自有毛人凤的考虑：首先，平时不着戎装，偶尔为之，容易扎眼，落得个自鸣得意的印象。其次，叙阶少将，算不得荣耀，佩上少将领章吧？
成色不足，恐被人奚落为冒牌货。不佩吧？美国人又只以军阶论高下，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一身中山装含蓄。这其实也是毛人凤的精明处。
庆典结束，毛人凤邀潘其武小酌，互道恭喜。因为潘其武也在这一轮升迁中大大获益，当上了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由此从毛的副手跃为独挡一面的大员。两人喝着喝着，想起了“四一”纪念大会前找“马半仙”算命的事，竟然一一应验，止不住地感佩，决定要好好酬谢他一番。第二天清早，两人踱到朝天门老地方，居然没有找到“马半仙”，一打听，才知这位先生得罪了几个侦缉处的小特务，早被撵出了重庆城。
乌龟“毛座”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陪着梅乐斯往全国各地转悠，建情报站，设指挥所，办训练班，替美国海军陆战队物色登陆地点，顺便再视察一下军统局各外勤区站以及公开机关的工作，时常忙得几个月甚至半年不回重庆，“家里”的日常事务基本上都由毛人凤作主。
这段时期（1943年夏至1946年春），郑介民、唐纵的地位仍在毛人凤之上，但超脱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老郑自从正式叙阶陆军中将、当上军令部（由原参谋本部改称）第二厅厅长后，对罗家湾的虚衔愈觉索然无味，要不是老蒋指派的副局长兼职，要不是老婆贪图军统的物质待遇，早就想拔腿开溜了。眼下，碍着甩不脱的牵扯，每周硬着头皮来一两回，或是主持总理纪念周活动，或是过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因为按照国民党谍报部门的分工，郑介民主管的军令部第二厅和戴笠领衔的军委会调统局，都有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
由于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材料侦获不易，特工们常把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传闻，附会成情报，蒙骗最高当局。戴笠好大喜功，明知有假，也不阻止，只求上报的材料不与军令部二厅的袋袋出格太多、引起上峰的怀疑就行。所以特别关照毛人凤在呈报此类材料之前，让郑介民看看，他点头了，再送。郑介民主管二厅，对这类情报也感兴趣，每次到局里，毛人凤及时地送上事先备好的材料请他审阅。
唐纵每周也至少去一趟罗家湾，但办事的风格与老郑大相径庭，凡是过问的事，都要认真研究推敲，说出自己的见解，时时令毛人凤心生佩服。为此，凡是戴笠或自己形成意见的文件，毛一般不让唐纵过目。有些比较难办或是还没有形成意见的材料，就主动地就教于唐纵，落得个公私两利。
郑介民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粗俗有余；唐纵清癯白净，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一派斯文相，两人比之戴笠的悍狠猖狂，毛人凤的隐忍深沉，别具风格。有些喜好评头论足的处长、主任们，私下里议论，说罗家湾里四个头儿，酷肖动物：“老板”肖狗；郑长官肖猪；唐帮办肖白狐狸；毛人凤肖乌龟。
说毛人凤肖乌龟，不乏影射毛夫人向影心招蜂引蝶、让老公戴“绿帽子”等艳闻的含义。但更具想象力的，恐怕还是这段时期他以“柔软”之体，负重在肩的形象。
先说负重在肩。抗战后期，戴笠兼职越来越多，不在重庆的时间越来越长，替戴笠看家的重任，便无可推卸地落到了毛人凤身上。与此相应，权力也伴随着责任的加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自1942年搞成上海实验区试点并予以推广建立实验区制度以来，整个军统外勤工作的线头，事实上已绝对地捏在了戴笠及其代理人毛人凤的手中。
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
比方说经理处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
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
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尊，已超过了校长对于国父。
总之，乌龟匐匍，重负在肩，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到1946年春戴笠飞机失事，前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毛人凤事实上是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鼎力反共
作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毛人凤除了“内当家”的把持以外，还有哪些成就呢？专门的记载十分有限。这一时期，毛人凤毕竟是个隔着帘子的人物，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然而，结合军统局的主要职能去认真地梳理，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军统局作为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始终是反共的重要工具。抗战初期，民族矛盾曾使侦敌除奸的职能有所突出，但攘外与安内的两手，却没有此起彼落，不同的只是后者更为隐蔽而已。后来（毛人凤荣任“毛座”之际），形势（与抗战初期比）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开始发动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为标志，
公然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和人民军队称之为“奸党”、“奸军”和“新式割据”。与此同时，几十万“国军”沿陇海铁路、成榆公路、西兰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一场新的封锁围剿已呈剑拔弩张之态。这时，代替戴笠坐镇罗家湾的毛人凤，深知军统在这方面必须作出的特殊贡献，于是秉承“老板”的遥控指示，鼎助反共，干得颇有声色。
首先，从思想上对属下的数万特工加以控制是第一要务。过去，戴记特工系统以《家风》为主要读物，书报费用的支出预算很少。这一回，毛人凤决定来个突破，动用卡车运输，买下大批的《中国之命运》，基本做到了全体内外勤人员人手一册。与此同时，还在《家风》上，在“总理纪念周”的训话中，广造声势，务求大家加深体会，明确“反共优先”的道理。
其次，在组织与人事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与安排。那位屡闹绯闻、名声不佳的叶翔之，从党政科长的位置上拔擢为局本部第二处的副处长，外兼何应钦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秘书长，集中负责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与此同时，毛人凤还一改局本部不直接指挥基层的惯例，专门成立了两个直辖小组，一个设在重庆水巷子1号，由少将倪超凡任侦察组长，主要任务是对付诸如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之类的中共组织；另一个是名义上附属于重庆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专门对付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商务代表团和塔斯社。
在毛人凤的亲自部署下，中共驻重庆的所有机关，几乎都受到了监视，所有以公开名义活动的中共及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全都被暗中跟踪。毛处事精细，深恐会出现百密一疏的不慎，又特地从第四处抽调出许多业务尖子，在各中共机关的住所附近架设侦收台，抄录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
当时，有些职员对这种兴师动众的作法不理解，认为会大大削弱对日伪方面的工作。意见传到毛人凤耳朵里，这位从不在“总理纪念周”上公开训话的“毛座”，竞破天荒地亮了一次相，指责这些人是“头脑糊涂”，没有领会“领袖”著作的真义，不懂得与“奸党”、“奸军”的斗争甚至比抗日更重要！或许是偶尔为之，毛人凤的“精神训话”给特工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反共职能的突出，军统局控制的各个机构对中共方面的斗争也逐步从欲盖弥彰的秘密方式转向公开化。以交通检查处为例，过去的重点是检查“资敌（日伪）”，现在转向“通共”。比如去西北的公路上设立青木关检查所，就是专门针对延安的。举凡有投奔进步的青年去延安，他们就竭力阻挠；举凡有从延安出来办事的，他们就百般刁难，制造摩擦，甚至弄点恶作剧也好。有一次，延安方面几个十八集团军的将领通过青木关，适逢大雨，小特务们硬要对方下车接受检查，几位将领被淋得周身湿透。类似这种“小儿科”的下作行为，传到戴笠、毛人凤那里，竟被当作笑料，在他们的怂恿下，特务们愈发猖狂。
不过，大手笔还是落在一个“反”字上，其中往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从事侦伺和破坏工作，毛人凤就干得十分积极。他利用交通检查处的网络，把许多带有介绍信和证件去延安的人扣下来，让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同时，再把扣下来的青年人，分批送进特训班，经过毒化教育后，挑选表现“好”的，派往延安卧底。
有时，一些经受不起艰苦生活考验的青年人，从延安跑出来，军统的交检关卡截住后，千方百计地从他们的口中了解边区的情况，强迫他们说出进入边区的方法。此外，还利用通商、通邮、宗教等渠道，渗入边区，手法之多真称得上是费尽心机，无孔不入。
当时，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有力地抨击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种卑劣行径，他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个“处心积虑，百计并施”，按在毛人风头上，毫不为过。
暗杀，历来是军统机关实施特殊任务的手段之一，也是戴笠被外界视为魔头的重要原因。从1943年开始，毛人凤襄助戴笠，成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于暗杀的勾当染指日深，且主要对象大多是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沈醉有段回忆，可资佐证——“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间休息。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来看。很出乎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个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谁能具体说明呢？当然是戴笠和毛人凤自己。戴笠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去对付共产党。”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
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曲线救国
蒋介石全面抗战节节失利以后，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寇完全丧失信心。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老蒋一方面寄望于美国参战能打败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与汪伪政权眉来眼去，图谋自保，诩之美名曰“曲线救国”。反映在军统工作的职能中，从1942年开始，“除奸”几乎成了“通奸”的代码，尤其是挂上周佛海这条暗线后，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从热杀冷战的血腥中走出，转入了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的蜜月期。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除了参与和执行一些最机密（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机密）的活动外，还有着不少创造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打破用人常规，把“好钢”浇在了刀刃上。
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用亲还是用才，一直有界限，尤其是对外放的区、站长，尽可能地把亲信换上去，以免出现不听摆布的情况。因此，军统局人物不少，常因用而不信，近而不亲，徒遭闲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统接下“曲线救国”的题目做文章，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唐生智的兄弟唐生明，以及程克祥、彭寿等人派往南京，以假投降的招数，玩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把戏。偏偏这三个人都不是大才，发挥的作用无法让戴笠满意，于是决定加大力度，继续增派从事潜伏与策反工作的得力干部。毛人凤一反用亲的惯例，极力推荐了周镐和陈昶新。
周镐是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当少校股长时结识的同仁，属周伟龙直接领导。他官职不大，却见识敏锐，作风明快，很有处事的手腕。此后，历任外勤，业绩颇佳，但由于不是戴笠的亲信，一直处于用而不信、近而不亲的层面上，最后奉召调回本部，闲置在督察室的职位上。平时，自叹大材小用，郁闷寡欢，与同僚的关系也处得不睦。惟毛人凤识其内蕴，更考虑到完成“曲线救国”任务的紧迫性，决计一反常规，大胆举荐周镐，出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
陈昶新是张学良的班底，与毛人凤为莫逆之交，却不受戴笠信用。起初在“苏浙行动委员会”里当军事幕僚，后来去特训班任教员，干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虽已调回本部，却以少将军阶派在设计委员会里供闲职。鉴于他的能耐以及与东北集团的渊源，毛人凤以为，让他当东北站的站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戴笠经过反复考虑（确实已想不出更佳的人选），决定采纳毛人凤的意见，正式给陈昶新和周镐下达了任命派令。毛人凤更亲自为这两个站物色人选，配备精兵，直到满意为止。不久，东北站、南京站的工作开始启动，果然是成绩斐然，捷报频传。至1945年日寇投降，东北站的组织活动已深入到天津、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各大城市。这些原本是军统渴望立足而无从得手的地方，现在一一如愿，戴笠、毛人凤甭提有多高兴。原属东北军系统，现任伪山东省主席的杨毓珣和“治安军”将领富双关等人，相继被“策反”成功，使戴笠、毛人凤有了为“曲线救国”建功的王牌。
相比之下，周镐的能耐更大，到南京不久，便成功地策反了汪伪军事系统中的诸多实力人物，先后有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张恒等等。接下来，又为配合蒋介石抢夺抗战果实，协助并促使周佛海对汪伪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受重庆方面控制的伪军主力逐步调到京沪周邻或其他交通要津上，以防止共产党、新四军的“趁虚而入”。这些“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戴笠听得受用，也认为毛人凤荐人有功。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年以后，“曲线救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年初，毛森设法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