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搜捕行动的要点，戴笠归纳为：“内外夹攻，四面出击”八个字，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事先让毛人凤备好了一大批空白的搜查证和逮捕令，而且连“望龙门”的监房也腾出了许多。实施步骤先从军统内部开始，稀里糊涂中，那些“有重大汉奸嫌疑”的军统高中级干部一个个成了阶下囚，罗家湾大院通夜响彻着“冤枉”的呼喊声。随后，“内部肃清”向外推进，行动快捷，大有奔雷之势。但结果却令人沮丧。原先预计可以得到的证据，丁点儿不见，24小时折腾下来，疲惫外加失望，“可靠干部们”一个个支持不住，陷入了“虚脱”状，急得戴笠犹如困兽，在办公室里乱嚷乱窜，一想到弄巧成拙的后果，禁不住冷汗淋漓。好在毛人凤处事有节，没有直接去捅居正那个大马蜂窝，不幸之中尚留了回旋的余地。
原先按照戴笠的设想，擒贼先擒王，第一步应该踹掉居正家里的秘密电台。毛人凤觉得不妥，苦苦规劝戴笠慎重行事。他说，居院长住的地方是全重庆最敏感的地区，毗邻的有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等等，这些人物蒋介石都要尊重几分，本局同志怎么唐突得起？万一失手，拿不到证据，惹恼了他们，往委座那里告一通恶状，我们就十分被动了。戴笠觉着也对，临时决定将“掏心”方案改成“投石问路”，即由第四处（电讯）处长魏大铭带着收报机潜伏在居正公馆周围，彻夜监听。同时，又派人伪装成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的职工，寻找各种借口进入公馆，假装查看电表线路，以证实有否设台架线的迹象，一连闹了几天，毫无收获，再参证其他方面的行动结果，才知是中了敌伪的反间计。
几天后，戴笠召集全体参与行动的人员会餐，郑重其事地宣布“演习”结束，并对大家工作勤奋、行动迅捷果敢的表现夸奖了一番，然后再把蒙冤关进“学堂”的中高级干部放出来，以配合“演习”有功的名义抚慰一番。
由于没有去捅大马蜂窝，惊动上层官员，遮掩一番，事情也就过去了。
然而，毕竟有找缝下蛆的局内同志，他们觉着蹈跷，就千方百计地去解那闷葫芦，三探两问，个别“可靠人士”露了口风，便藉以为把柄，发起难来。他们知道矛头直接指向戴笠，斥责他无能莽撞，未必打得痛，衡量一番，尤觉自身底气不足。
于是，刀走偏锋，冲着毛人凤、何芝园杀将过来，好一阵殃及池鱼的攻讦，还真激起了些许波澜，闹腾到最后，竟把毛夫人向影心的不轨行为也扣到了毛人凤的头上，什么怂恿老婆在外招摇啦；毛太太干涉工作，假公济私啦；结交官眷别有用心啦，乃至命犯桃花、招蜂引蝶之类的骂街言语也都写成小报告，送到了唐纵的案头上。
唐帮办的心思
面对小皆不容、纤毫必究的检举报告，唐纵远远没有周伟龙、王孔安那样的“热情”，说来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他与戴笠相处，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依靠的一面。当初，从“十人团”起家，靠着戴笠的提携，有了头脸。后来出国当助理武官，镀金身，支双薪，戴笠从中帮了不少忙。回国后，从军统局到侍从室，不管怎么说，都离不开戴笠的举荐，这才有了接近“领袖”的机会，并被叙为少将军衔。如今老蒋赋予信任，重返军统，客观上把自己放在了与戴笠对立的一面，真是论私有情，论公以道，恩怨相交，一笔说不清的帐。
唐纵一生图谋进取，真正留意的其实是正途，很不希望将特工作为终身职业。因此，获悉老蒋打算让他回“娘家”时，连忙央托贺耀祖、陈布雷代为婉拒。至于戴笠的专注与投入，他不但熟知，而且从不计较。比如说，离开军统去侍从室，戴笠玩得是“驱虎出山”的把戏，唐纵却巴不得跳出“山寨”，以求各得其所。
于是，到了侍从室，当戴笠要求唐处理公文能对军统网开一面时，庸纵答应了。一来他不愿与戴笠交恶；二来也无意阻拦戴笠称霸军统的野心。眼下，迫于无奈，又拱到了一个窝里，比比当初，戴笠在军统的影响和作用已无人可望项背，除非是存心找棺材睡，否则就没有必要跟戴笠闹翻。这样一来，发自军统内部的“倒阁”活动，就得不到唐纵实质性的支持，一应恶状、小报告统统锁在抽屉里，留中不发，成了“死物”。
那么，唐纵是不是可以向毛人凤开刀，安慰一下表示“亲近”的老同志、老部下呢？唐纵即便想过，也不愿这样做。一方面投鼠忌器，同毛较劲，不可能不牵动戴笠；另一方面，对毛的为人，唐纵颇存好感，最明显的有虚实两条：虚的是毛对于唐迄今不敢称兄道弟，开口一个“唐组长”，闭口一个“老前辈”，论年龄，唐比毛晚生六年，前辈的称谓略显造作，但听入耳里，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尤其在戴笠表示不欢迎态度的当儿，毛的恭敬是十分受用的。实的一条是毛人凤在生活上对“老前辈”的关心。
时值抗战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经济调蔽，唐纵身为“内廷”，又讲求洁身自好，不允许家眷干越轨的事，因此生活上比较拈据。戴笠平时主张“一手拿枪，一手拿钱”，但不是非要笼络的人，他小气得很。有时唐纵想借辆车子用用，他常会借故推托。
相比之下，毛人凤要宽仁得多，每回分东西，总忘不了给唐纵留一份，并特意派人送到府上。最可心的，还在于毛的善解人意，他知道唐纵珍惜名声，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想出诸如茶水费、交通费、讲课费之类的名头，让唐纵“受之无愧”。因此，毛人凤在军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给唐纵带来坏处，相反还成了唐戴之间的缓冲带。
眼睛一眨，唐纵当帮办已三月有余，执行委员长的旨意究竟如何呢？他心中依旧十分矛盾。这一天（9月22日）正值农历八月初六，已近中秋佳节，上午毛人凤派人悄悄送来了八九月份的“交通费”1600元。唐纵准备写个条子退回去，免得落下“吃多了口软，拿多了手短”的毛病，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询问军统内部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外间的人才进不进去？唐纵不敢马虎，回来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不利于戴笠、毛人凤的内容。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喧闹，原来委座特批的“中秋犒赏”发下来了。唐纵碍于身份不争其先，可眼巴巴地等到落班，仍不见有下文，顺便找人问了一下，原来侍从室组长一级的人人有份，甚至连某些秘书也拿到了犒赏，唯独遗漏了自己。唐纵标榜清高，不喜张扬，内心受到的刺痛却很重。
他想，论成绩，自问不在人下，为何得不到犒赏？如果是疏忽，那也表明我在委座眼里不值得记挂。一念之转，准备退回的1600元“交通费”留下了，与之伴随的当然还有那些搜集到的材料。真可谓：天不灭曹，否极又泰来，若不是唐纵日记后来问世，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过节儿？
快刀斩乱麻
唐纵经历内心变故的同时，戴笠也正在深深的苦痛中挣扎，面对帮办分权，诘难纷纷的险局，他不怕。唯独领袖的猜忌和不满最使他懊丧。那一阵子，他特别爱听周念行讲史书、说掌故。当听到唐代周兴、来俊臣之类终因参预武则天阴谋政治太多而被主子所杀时，不无惊悸地对周围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甚至流露出了想辞职出国的念头。
这段时期，饱受忍让之惠的毛人凤在精神上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反对“老板”遇险不逞强的消极态度，以为宁愿忍辱负重，也不可拱手退让，否则墙倒众人推的劲头起来，再挽回颓势就难了。他提醒戴笠，委座一直提倡向曾国藩学习，其中就有著名的“挺经”，说的是两人迎面过一座独木桥，哪一个挺得住，迫使对方让道，哪一个就能获胜。
戴笠天分聪明、悍很好强，只要不短精神，依然能迸发出惊人的魄力和能量。再说退缩示弱，本不符合他的风格，稍受鼓舞便振作起来，而且要么不干，干就是痛快淋漓的。他把亲信召来，经过一番密谋运筹，当、当、当，接连下了几步快棋，收到了可喜的成效。
第一步快棋：是通过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副武官）秘密牵线，直接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挂上钩，迅速促成了中美特工的合作，并且最终建成了煊赫一时的中美合作所。对此，有人捧为壮举，说是戴笠个人发迹与军统局事业鼎盛的标志。其实，就美国方面而言（如梅乐斯等人的评估），无论从对日抗战，还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着眼，都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值得吹嘘，充其量不过是借助重庆、昆明等几个侦测点，搞了一些关于大陆气象及日本海上运输的情报而已。然而，对于困难重重的戴笠来说，却不一样了。
因为蒋介石自武汉会战受挫以后，一直寄希望于美国参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的期望变成了现实，便一心想搭上美援这条船。恰恰戴笠能不顾老蒋在中苏、中英情报合作问题上对他的种种批评，捷足先登，抢过了中美合作的旗帜，一下子加重了他在老蒋心目中的份量。接下来，在抗战经年，物质奇缺的条件下，戴以合作的名义，又从美国搞到了大量比当时正规部队先进得多的装备，一方面增强了军统局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让蒋介石对他的能力刮目相看，所谓有辱国体、有碍观瞻的指责，统统成了不实之词。
第二步快棋：是对“林世良走私案”的侦破和处理，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林世良本是孔祥熙府中兼理杂务的雇员，后来成了孔二小姐的准情人，展臂挽着粉颈登攀仕途，当上了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经理，他趁去仰光接车的机会，擅用职权，走私商品图利，被戴笠查获，经蒋委员长核准处于死刑。
林世良案子一曝光，戴笠频频得分。其一，通过展示案情及种种相关的内幕，让蒋介石对孔祥熙夫妇的贪婪无耻，不惜损害“党国利益”的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此大大削弱了夫人阵线对他的诋毁作用。其二，给孔氏夫妇及其喽罗们一个警示，戴笠不是好惹的。其三，争取舆论，取悦民心。对此，40年后，原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丰功》一文中还念念不忘此事。他说：“原先戴先生干特务，除奸杀敌，检查交通关卡，早已闻名遐迩。不过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怕，类似红眉绿眼魔鬼模样，社会上并未见得有好怦。
不意自林世良一案公开后，我有一位朋友是浙大教授，就来跟我说，此案不但大快人心，且大家对戴先生的观感亦因之大大改变，认为是硬汉，不怕得罪钜室，一力去整肃贪官污吏；一致有好评云云。”第三步快棋：是迅速对戴记特工系统进行整肃，严求完备划一。所谓完备，也就是建设和完善军统在敌伪统治区内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空白的要补充；破坏的要恢复；薄弱的要加强。所谓划一，也就是继续对戴氏家天下体制的强化。
相对于1938年改组伊始的整肃来说，这次是军统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大动作，全盘的勾勒与实施仍由毛人凤负责，并且很快地取得了令戴笠满意的成效。先说划一的方面，由于军统内部出现了上下夹攻的反戴浪潮，使得毛人凤在完善组织制度的运筹中更具针对性，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中枢”对“肢体”的控制上。先是援引中统搞重庆实验局的办法，设立上海实验区，然后推广开去，陆续成立了华北、华中、海外等实验区。
实验区与以往各大区站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对口原则指导下的内勤机关；后者是相对独立的外勤指挥机关。如今一改，原先属于“诸侯”（即区、站长）的权力与通联本部的功能，统统收归为内勤机构（实验区）掌握。一方面可以收到运转迅速、指挥如意、提高办事效率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加强了内勤对外勤的控制，严防出现大权独揽、自成“山头”的现象，从而把“肢体”向“中枢”闹独立，谋“反叛”的能量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再说完备的方面，首先从军统在天津、上海等要埠的外勤机关迭遭破坏的惨败中汲取教训，然后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应性较强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不久，新成立的上海实验区便有“捷报”传来，那种催人振奋的惊喜，不亚于初次获悉“第五纵队”情报时的感觉。说来又是毛氏兄弟的一个杰作。
原来，出任上海实验区区长的毛万里就职未久，便把军统情报与策反工作的触角，直接伸进了南京汪伪政权的心脏，与“三巨头”之一的周佛海搭上了钩，就此铺成一条由重庆经上海直通南京的暗线。这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退的严峻形势下，算是一个惊人的“成功”。佳绩汇报到蒋介石那里，“领袖”终于有了笑颜。于是，给个好脸猛攀援，戴笠抓紧提携起江山帮，就势敛权，诸如王莆臣、毛宗亮、张冠夫之类纷纷兼任了“方面大员”，竟连久任内勤，一直在科长位置徘徊不前的周养浩，也当上了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息烽的监狱长，军衔一下子从中校跃升至少将。对此，有人半是恭维、半是冷嘲地称之为“三级跳”。
天下无巧不成书。这个时期与军统互为犄角的中统局，也在制度和人事安排方面频动手术，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派的首脑，照葫芦画瓢，依模依样地把小同乡抬举上来。落在非同乡籍贯的高级特工眼里，便有了“中统局清一色吴兴（浙江省吴兴县），军统局清一色江山”的牢骚。幸亏蒋介石自己也遵奉黄（埔）、浙（江）、陆（大）的取仕尺度，对军统、中统不出浙江地域的用人方式并不“感冒”，尽管异议纷纷，怨声沸沸，却起不到什么大的诋毁作用。
攻心为上
形势有了松动，戴笠、毛人凤再接再厉，又把改善处境的工作做到了宋氏家族门上（主要是宋子文和宋美龄）。这一点戴笠清楚，毛人凤也清楚，如果不把宋家兄妹从对立的阵营中转化出来，军统最终要在者蒋眼里不见外，恐怕很难如愿。于是营营嗡嗡，绿蝇飞动，一心找起下蛆的缝来。幸亏搞情报的眼线多，三下五去二，便把宋家公子的短处瞄准——崇洋、贪财、怕死、好色。常言道：老拳不打送礼的。你宋子文不是崇洋吗？军统局利用缉私之便，凡见有USA商标的物件，不论吃的用的，尽挑好的往宋公馆送。
不是贪财吗？要趁着国难，利用同乡出面，大办套购外汇和倒卖物资的公司。
军统局便利用管交检的权力，索性为宋公子洞开大门，让他聚敛个痛快。不是怕死吗？早在30年代，宋子文曾遭人暗算，大命虽然不绝，余悸却至今未已。戴笠马上跑来为其改善警卫条件，专门从军统中挑出一批好手当保镖，并改善了警卫装备，加强了防范措施，让宋公子好生感激。
最最得手的，当然是投其好色之欲。为此，戴笠常向宋子文介绍女人，代为物色女人，并且还提供幽会场所。原先，戴笠在香港有个情妇，人称容夫人，是个出名的交际花。这个女子姿色不凡，还调教出了一个比她更为动人的女儿，艳帜高张，为众多登徒子垂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容夫人母女一起到重庆投靠戴笠，凭着戴笠的“色”劲，放在平时早就“统吃”了。
可这会儿，为讨宋公子满意，只好忍痛割爱，让宋子文尝了鲜。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经不任长时间的香风蜜雨，宋子文跟戴笠的交情由私而公，渐入不分彼此的佳境，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男女性事，都可谈得“推心置腹”。
比较起来，争取宋美龄的工作要艰难些。或许女人有凭直觉取人的天性，一旦讨厌了，不愿轻易改变。戴笠为此伤透了脑筋，献足了殷勤，成效十分有限。还是毛人凤心机灵动，见正面攻击不行，就改成迂回包围，把功夫花在了宋美龄周围的那批人身上，上到“黄胖子”黄仁霖，下到用熟了的老妈子等等，无不注意笼络，逢年过节总还送上一份数字保密的“节敬”。平时，军统在外面捞到了油水，也不忘给他们送去一份，鼓动得这些人常在宋美龄跟前说戴笠的好话。时间一长，夫人的态度也随之软化。后来，宋美龄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访美国，破天荒地开口向戴笠要一名高级特工当恃卫长，激动得戴笠像过电一样，唯恐应之不快。
笼络人心的工作，外线开展得环环相套，内线同样是丝丝入扣，对象主要集中在唐纵的“基础”上。唐纵不像郑介民，给人以钝厚的感觉，属于“深沉性”，兼有“智多星”的美称。原先在军统局曾得“湖南派”附骥。眼下，再挟天子之令而来，老关系连带着“墙头草”，一时里声誉雀起，颇有居位震主之嫌。从防患于未然的旧训出发，戴笠开始处心积虑地玩起侵削“基础”，架空老唐的把戏，这方面貌似诚善、内心阴毒的毛人凤发挥了很有效的帮衬作用，魏大铭变换旗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魏大铭早先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李范一夹袋中的人物，后来被胡宗南要去当无线电教官。当年戴笠在浙江办警校，培训特工，急需电讯人才，央求胡宗南割爱，让魏转换门庭。因此，就戴记特工系统的电讯行当来说，魏大铭有开山之功。接下来，抗日战争爆发，魏又在破译日军密码，截获敌方情报以及创立国军密码通讯制度的方面，干出了几桩连蒋介石都称道的显绩，就此成了军统中少数有资格骄矜的人物。或许是恃才壮志，得寸望尺，魏慢谩地流露出了想直接挂靠委员长侍从室，使特工的电讯系统单立山头的心思。对这种“分家”行为，戴笠怎可容忍？于是变着法地找碴儿，整治魏大铭；同时再加紧提升江山小同乡姜毅英，以形成对魏的制肘。魏大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等到唐纵重返“娘家”，便主动靠了上去。
心机幽深的唐纵，虽然不想跟戴笠对着干，但有魏这样的实力人物附骥，有利于开展工作，稳固地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互相嘘长道短，问寒问暖，处得日益亲密起来。这些动向，瞒不过戴笠、毛人凤，他们出于改变格局的需要，决定缓和对魏的态度，明里示以拉拢，暗里加紧离间。这时正巧发生了一桩事，成为戴、毛图谋得逞的契机。
事情开始于魏大铭与赵蔼兰的婚姻。这位赵小姐本与叶霞翟、余淑衡等人一样，是戴笠的“枕头”，视为禁脔。但眼看“老板”玩一个丢一个的习性不改，“枕头”们便有了自奔前程的念头。趁着年轻，余淑衡、叶霞翟相继找到归宿。只有那邹志英，觅死觅活地要“从一而终”，结果老板娘没当上，倒先去息烽监狱读“大学”了。赵蔼兰旁观音清，自寻出路，对象选定了电讯专家魏大铭。然而，按照戴笠“针不能两头尖”的规矩，军统人员抗战时间不许结婚，如此有归无宿怎么办呢？魏大铭心情非常沉重。自两年前，戴笠为“犯规”一事处决了王春泉以后，这么长时间罗家湾大院内还没有以身试法的。再说赵小姐又是“老板”的禁脔，谁敢胡来？更不用说事主不“忠”的魏大铭了。想到这里，魏大铭一筹莫展，决计求唐纵帮忙。
旧历春节前夕，魏大铭摸到唐纵家里，把自己的愁绪倾吐出来。此前，他曾向戴笠作过试探性的请示，吃了闭门羹，心中愤然，表示愿不惜以身试法来争取婚姻幸福。唐纵见魏大铭偏于激动，劝他不要失去理智，并答应为此向戴笠求情。魏期望的就是这一点，当下表示感激后离去了。
唐纵果然有信，瞅了个机会跟戴笠说起魏大铭的婚事，劝戴何不明为训斥，暗中结纳，以示恩威并用呢？戴笠不领唐纵的“好意”，马上说这般勾当自己干不来，让唐纵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唐纵说情不成，魏大铭决计一意孤行。旧历春节刚过，唐纵就接到魏发来的帖子，说是婚礼既然在违背军统“家法”的情况下举行，故不宜于“老板”眼皮底下张扬，所以移至江北乡下。这一天，唐纵夫妇光临，想不到毛人凤也去了，令魏大铭格外高兴。一些原本怕惹麻烦的本部同志一扫忐忑，放开了胆量和肚量，猛吃猛喝，场面好不热闹。俟酒足饭饱、闹够之后，毛人凤忽然向唐纵和新郎提议，一起去戴公馆看看“老板”。魏大铭反正豁出去了，凭着酒壮人胆，爽快地答应下来。于是众人一行向戴公馆走去。
到了戴公馆，戴笠指着魏大铭一顿臭骂，直到骂倦了，才回头问唐纵：
“你看该如何处理？”唐纵想帮魏大铭的忙，又必须顾忌戴笠的威信，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建议给魏处长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戴笠听罢连连摇头，直面垂头丧气的魏大铭说：“这样吧，我特准你结婚，并发给你一万元！”一席话听得三人中倒有两人（毛人凤除外）如雷炸耳，目瞪口呆，等到回过神来，魏大铭惊喜之际流下了眼泪，唐纵却如同闷棍击顶，一口气堵在了胸里。当晚，灯下冥想，反复思忖，恍然明白，自己中了戴、毛的圈套，于是便以《权诈可畏》为题目，在日记中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并把毛人凤抱怨了一番，他说：“……乃便追问人凤，彼对大铭事何以要我同来？岂非故意使我为难！是否有意破坏我与大铭的感情，而故意示其权威”？最后的结论针对戴笠而发，“其权诈令人可畏！”遭此一挫，唐纵对军统局“帮办”的差使益发意趣索然，而那些原以为附骥帮办能够扬眉吐气的老同志、“墙头草”们，见魏大铭已与戴笠重叙旧好，生怕缺了呵护，成为断奶的孩子，僵旗的偃旗，沉默的沉默，反戴势力终于受到了全面性的遏制。
面谒蒋介石
1942年秋某日，是毛人凤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戴笠去老蒋在黄山的官邸，汇报筹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他特意带上了毛人凤，并把他向蒋介石作了单独的引见。过去，蒋介石来军统参加类似“四一”纪念大会这样的活动，照例有接见高级干部的程序。逢到这种场合，戴笠总是把郑介民、唐纵、周伟龙这班“黄马褂”先引到台中间亮相，平时显得权力很大的毛人凤反而落在了后面，以图给老蒋留下一个重用黄埔生的良好印象。现在，经过了整肃平“叛”，戴笠觉得让毛人凤公开出头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碰上有重要的汇报场合，他就把毛人凤带上，甚至包括面谒蒋介石。
毛人凤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单独谒见“领袖”，平时不好吹嘘的他，回到罗家湾后竟按捺不住兴奋，破例地找一些好友来分享得意。据他说，蒋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态度非常随便，完全没有平时的那种庄严气息。他还叫人端来一盘甬式点心，一面吃一面同戴、毛谈话。“这是领袖对我们亲切和信任的表示”，毛人凤一脸崇敬相，感动不已地说。
凡是了解蒋介石接见部属习惯的人，都不怀疑毛人凤的结论。据一些侍从官员回忆，蒋介石接见武职和文职部属的态度确实大为不同。凡武职，要么是黄埔生，有学生见校长的性质；要么是部属，有下级见长官的性质，均以军礼仪节行事，所以这时候的老蒋显得很威严。对于文职，蒋要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通常会请人坐下。但要随便到吃着点心谈话，却鲜有可见。说来这里还有毛夫人向影心的一段功劳。
原来，蒋介石有个嫡亲外甥竺培风，从小和蒋纬国一起读书玩耍，一起长大，极讨娘舅蒋介石的欢喜，后来年龄渐大，一直没有遇上合适的女子完成婚娶大事，蒋介石十分关心。当时，毛人凤夫妇借居杨森的寓所，向影心凭着一手交际功夫，与房东婆、杨森最宠爱的四夫人田蘅秋打得火热，不知她从什么地方获悉老蒋关心竺培风讨老婆的事，便通过俞济时夫妇成功地做了一回大媒，把杨森与田蘅秋生的三女儿杨郁文介绍给了竺培风，由此爱屋及乌，连带着对毛人凤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再加上毛人凤的一口浙江话，为人又态度恭敬，见面便有了人生情分熟的感觉。
蒋介石谈完公事，有时候喜欢拉拉家常，问问对方的父母、家庭、籍贯等情况，三言两语就从江山的毛氏谈到了奉化的毛氏，引出了一线渊源。当年奉化石门的毛氏宗祠大门上有副对联，上联是“江山衍派三千里”；下联是：“宋室开基八百年”。说的正是奉化毛氏从江山迁去的历史。宋朝时，江山有个叫毛旭的进士去奉比，看到那儿景色优美，便定居下来。蒋介石的原配毛福美，就是奉化毛氏。这样七拐弯八抹角，老蒋与毛人凤就沾上了“亲”字。可见，毛人风力“亲切和信任”而深受感动的话语，并非言过其实。
打这以后，戴笠有事离开重庆，就直接对老蒋禀明，局本部的工作交与毛人凤了。对此，老蒋非但没出过异议，而且还逐渐养成了戴笠不在重庆，有事直接找毛人凤的习惯。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沈醉的回忆是：“最初蒋介石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以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身份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长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开始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我们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即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谈到蒋见他的情况。以后蒋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习以为常，不是那么感到紧张了”。
不过，毛人凤一直没有利用面谒“领袖”的机会显山露水，照沈醉的说法，“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恐怕这也是毛人凤心计过人的地方，否则就做不成戴笠身上的一根毛了。
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