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咸丰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乾隆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七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时机也把握得刚刚好。眼见到了谷雨节气，京中的天气逐渐燥热，皇帝最不喜天热，尤其是北京城在清明、谷雨节气之中，天气干燥，让人虚火上升。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体不适，连着三天卧病在床，连召见军机处，也只好在病榻上进行——这也更让他的心情坏到了极致，这样的天气虽然燥热，但屋外*光大好，自己却要拥被高卧，换做是任何人，也会烦闷的
张佩纶的折子便是在这时候上的，缘由是“请饬廷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在折子中，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虽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上圣躬虽渐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二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初六日因两省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皇帝也顺水推舟，不作任何表示的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皇帝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春阳燥暖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圣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皇帝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皇帝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皇帝，则又非提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两省报销案三可疑：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张佩纶真不愧是清流中的健笔，字里行间的指责，皇帝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皇帝便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抱病复起的奕和文祥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得辞官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还有些恋栈之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皇帝虽然精明，但这十余年中，因为当年事情的缘故，于他总是有几分慈蔼，若是能够有得力之人在皇上面前进言，也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一部尚书。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一月初，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二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当地官府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江苏巡抚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朱光第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朱光第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案情逐渐明朗，而王文韶也再不能安于位了，上了一份奏折，请求归养。
王文韶辞官，报销案却不能就此底定；正好相反，皇帝有意借此再度掀起朝局中的大*澜
在恭王与曾国藩等人想，王文韶开缺，户部一案就算有了结果，邓承修指责军机颟顸无能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二月十六日的早上，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问道，“邓承修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他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皇上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是谁都听得出来的，皇帝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处分的，日后再谈”他说，“在朕这里，尔等都是国家柱石，偶尔有监理不到的，总还能为你们遮掩一二；但举国滔滔，众口籍籍，对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第107节两省报销案（4）
第107节两省报销案（4）
第107节 两省报销案（4）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皇帝的要求。
皇帝的要求是要让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自贱，这难道不是有伤国体吗？”
“信公，说这些做什么？”阎敬铭做好做坏的解劝，“皇上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说出的话几时有折扣可打了？”
许乃钊脸色阴沉，一语不出。阎敬铭给奕使了个眼色，示意此事由他来解劝比较适宜。
“涤翁？”奕这样问曾国藩，“您以为呢？”
“既然做错了，总是要认错，皇上当年就说过，自朝臣以下，若是全能以实事求是之心办差，何愁我大清国势不威？”曾国藩说道，“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邓铁香的文字，更是要逐一辩驳的。否则的话，日后传扬出去，我等颜面尽失还在小事，若有人以此立言，成时虞陨越之讥，军机处如何承旨办差？”
曾国藩名义上还是在说遵从皇帝的旨意办事，但内中深意，却是不言自明的——御史随意攻讦军机大臣、六部堂官的恶例一开，今后禁无可禁，国事就很难措手了。
军机处都是人精，这样的意思也悟得出来，“涤翁高见，我明白怎么做了。”奕点头，随即传军机章京进来，让他们按照这番意思拟旨。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许乃钊和曾国藩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
对于邓承修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王文韶，“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才行亦非上佳，着即行开缺。”再说王文韶在这一次户部报销案中承担的责任，也只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时日尚短，公务不恰，以致有此缺失——这番话半真半假，不过瞒哄过去了；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王文韶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在奕几个人看来，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军机甘愿领受责备的痕迹已经很明显。但上复到御前，皇帝仍然不准，“署理尚书的时日尚短，这倒是实情，但要说部务有所不恰，就难逃为该员遮蔽之私了”
“皇上，王文韶领差事不过一二年之久，户部堂官，差事最称繁复，其人一时间有未尽圆通之处，也是情有可原的。”
“王文韶做户部尚书的时候是不很长，但他在户部侍郎上做了有三五年了吧？怎么说部务还不曾熟悉，为下面的人欺敝？若真是三五年的时间都不能将差事运作得得心应手的话，那，朝廷还要这些读书人做什么？干脆，就全都交给那些司员一级的胥吏好了”
奕脸一红。皇帝说的本来就是实情——各部的日常运作，往来公事，也确实是操诸于那些末流小吏之手的；各部堂官看上去威风八面，但实际上所要做的，也只是应声画诺而已。但这样的事情是数百年以下的积弊，从来没有人能改变得了；皇帝以此为借口，行究诘之实，令人难以心服。
“皇上说的是，但臣以为，朝廷有朝廷的难处。各部部务，术业专攻，非是侵yin其中多年而不能融会贯通、如臂使指。”
“你说的这些，朕也知道，但也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使国家大政尽皆操于小吏之手便说这一次的事情吧，王文韶要是多动动脑筋，或者你们中的某一个平日里多到户部去看看，料想那些人也未必敢行以如此不法你们说，朕说得对不对？”
旁的人也还罢了，阎敬铭和许乃钊就很觉得有些局促了——清制，国事尽在六部，而为了加强皇帝对于六部的管理，有两重机构来进行负责，一个是军机处，一个是内阁。这两处衙门的公事有交错，有重叠。
先说军机处，入值军机处的，一般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王族亲贵——选择这样的人不是为其能力有多高，学识有多深——自然，若是这两者占全，自然是最好，便如奕；再有一种便是久历封疆，对地方行政无比熟悉的大员，如曾国藩；还有一种就是京官，这其中又以六部九卿为主。大约是从吏部、户部、都察院等国家紧要衙门的直属长官中进行选择。
各部尚书入选军机处，又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交卸部务，专责赞启轮扉；一种是不交卸本来的差事，平时在军机处入值，退值之后，还回到所属部院中去，担任自己的职务——但这后一种，在咸丰朝之后，久矣不见。这是因为皇帝体恤——能够入选军机处的，除非是奕这样的身份特殊的皇室子弟，其他的，大多都是年老气衰，唯一的一个特例就是阎敬铭，但在咸丰十一年之后，也免去了他户部尚书的职衔。
另外的一重机构就是内阁。内阁以大学士组成，分为四正两协，合计六员，叫做入阁。军机处之外，朝臣做到协办大学士，就可以为人称之为‘中堂大人’，但入阁而不能进军机处，犹不能算是朝中重臣，唯有像曾国藩、许乃钊这样，身担大学士和军机处的，才算是名副其实。
而内阁大学士，却是一定要交卸部务的，但另外有一种办法，就是以大学士管部——因为这两重机构，就出现了一人管多部或者多人管一部的情况。
以许乃钊为例，他是体仁阁大学士，奉旨管着礼部，又因为户部差事繁忙，皇帝担心阎敬铭照管不来，命他从旁分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皇帝话说到这里，他和阎敬铭大觉尴尬的原因。
而更让奕等人觉得奇怪的是，皇帝始终抓住这件事不放，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要行进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他满意？这就不能不问一声了，但却不能直抒胸臆，而是要绕着弯子来，“皇上，臣以为，云桂两省报销大案固然引发国人关注，百姓热议，但也不妨冷静对待，否则的话，给天下人以为，朝堂之上，皆是借机生利的小人，天朝颜面攸关，不可不谨慎从事啊。”
“颜面？你和朕谈颜面？”皇帝震怒，用力一拍御案，砰的一声大响，吓得众人都跪了下来，“要是你们能够恪尽职守，又如何会有今天这样颜面尽失的事情出现？户部是天下度支所出之地，却闹得满城风雨——连‘里子’都烂了，还谈何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