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把载滪所有的勇气化解为无形即便得皇阿玛的赏识，也只是一时一事之得；而得罪了京中大大小小所有的官员，自己日后如何立身？即便皇阿玛对自己荣宠不衰，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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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节两省报销案（2）
第105节两省报销案（2）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老五好了。”皇帝又说：“潘祖荫为人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龢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部院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潘祖荫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是京中南派的重镇，后来更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如果他垮下来，于军机大臣的脸面上，怕也不是很好看了。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潘祖荫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皇帝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潘祖荫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一边的潘祖荫。
潘祖荫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心中有些欢喜，口中却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潘祖荫这样问，“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潘祖荫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权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交卸差事，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心罪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上一年的临近年终的时候，曾国藩以退为进，言语之中有要挟之语，事后皇帝降旨，让曾纪鸿进总署衙门当差；曾国藩感于圣德，更羞于一己之私，连夜进宫请罪，闹了个灰头土脸。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大约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张佩纶这番话也算是诛心之论，指的是景廉当年在山东任巡抚的时候，泰安府下辖的莱芜、平阴两县所出的谋害御史崔荆南的大案，因为景廉处事糊涂，在案情大白天下之后，把他发到乌鲁木齐军前效力——这样的事情对旗人而言，不算是非常严重的过失，过了几年，有人在皇上面前说说他的好话，将他释放回京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他是咸丰十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从军机章京外放，到安徽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安庆，你去问安徽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部院，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倭仁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