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岂敢。”杨涟拱手再谦。
好一番推拉客套之后，话头才逐渐转入正题。
“节寰公兵备镇江，为何特地走马义州？”这一阵拉扯之后，杨涟还是没有改口称呼袁可立的表字。
袁可立这会儿倒是不绕了，杨涟一问起来意，他便直接切入：“我在京时，便知朝廷有抚夷平奴之策，而行策之地就在广宁，我冒昧过来，正为了解虏情与广宁抚夷之策。”
杨涟一怔，旋即笑道：“正巧，我们刚才就是在商论此事。”
“太好了！还望三位不吝赐教。”袁可立也笑了。
“这”杨涟却迟疑了起来。
“怎么了？”袁可立问。
“还不知道这位陆兄在何处高就？”杨涟以问代答。
袁可立当即明白杨涟的顾虑。他也一迟疑。略一沉吟后，袁可立选择实话实：“正式介绍一下吧，这位是锦衣卫东司房的陆千户。”
“锦衣卫？”杨涟一愣。心下立时多了不少猜测。
陆文昭缓缓起身，微笑着再向三人行礼。“在下陆文昭，蒙圣上信用，目下在东司房当差。”
“陆千户此来，是奉旨拿解万有孚进京问罪的吗？”杨涟不着痕迹地瞥了李光荣一眼，发现他脸色已经完全凝住了。
“不是。”陆文昭摇头道，“万有孚之后会有其他人过来拿解。在下只是陪护袁大人历辽上任。袁大人走到哪儿，在下就跟到哪儿。”
杨涟又是一愣。
锦衣陪护上任，这排场未免也太大了些。大到不该是兵备道应该有的。
“既然说到这儿了，”两人之间没有提前商量，只有不言的默契。袁可立怕陆文昭在杨涟的追问下说漏嘴，索性主动接过话茬，转移话题。“那咱们先就说说万有孚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吧？”
“审讯记录和万有孚的口供都已在前些日子送去京师了，”杨涟又望向陆文昭。“陆千户没有和节寰公说起过？”
“在下不知道口供和勘问记录的事情。”陆文昭实话实说。
杨涟恍然。他大概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驿递需要时间，在报告送到北京之前，袁可立就已经接到了兵备镇江的任命。与此同时，皇帝也有意了解走私案的案情，乃至更进一步探问全辽的情况，于是就让锦衣卫顺路跟着。名为陪护，实则通行。
“既如此，那我就简单说说吧，”杨涟眼神微斜，脸上显出思索的神情：“经过近一个月的审问调查，巡案衙门大概可以确定。至少从三年前起，万有孚就已经开始行贪污不法之事了。”
“三年前，”陆文昭像是想到了什么，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
“陆上差说得没错，正是万历四十六年，”杨涟已经把陆文昭当成了奉旨问案的钦差，所以也就顺遂地改了称呼。“彼时，万有孚还只是一个靠着父荫获职的正八品的户部照磨。本来不该有大肆贪污的机会。但当年四月，奴儿哈赤大扯反旗，攻陷抚顺，户部又严重缺官。朝廷为了尽快筹措援辽征奴所需马匹，只能让万有孚领差，带着太仆寺支发的十二万马价银前往宣大市口买马。他就是以此获得了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
关于这笔十二万两的马价银，其实还有一点儿别样的波折。
一开始，皇帝给太仆寺下达的旨意，是让他们将寄养的三千匹马送到刘、柴国柱、官秉忠等三路援辽将领那里，以让他们能快速形成战力，火速援辽。
太仆寺当然不敢怠慢，他们接到皇帝的旨意立刻动了起来。很快就把三千匹马拨到时任蓟辽总督汪可受的手上。
蓟辽总督汪可受收到太仆寺送来的马，并未直接将之交付给刘、柴国柱、官秉忠等驻留蓟镇等待援辽的将领使用，而是把这批马划进了密云和蓟州驻军的手里。接着，他又从密、蓟驻军那里兑出等量的营马发给三将使用。
汪可受之所以搞这么一出左手倒右手的戏码，是因为他发现太仆寺发来的马，都是娇生惯养的圈马，用汪可受自己的话说，就是“素未披鞍习劳”。
倒过这一手之后，三将便获得了三千匹可以立刻使用的战马。可即使有了这批马，三将也还是继续驻留蓟镇，拒绝出关。原因无他，三千匹不够。
经过皇帝陛下持之以恒的折腾，各镇缺饷的缺饷，缺马的缺马。三将只有少量亲兵家丁随行，几乎是空着手从本镇出来。
而蓟辽总督汪可受最多接受调换，不愿意将蓟镇本身的马匹拨给援辽将领使用。原因很简单，蓟镇自身也缺马，要是拨马给辽镇用，蓟镇自己的防务就会出问题。毕竟察哈尔部只是被挫败了，并没有就此消亡。
于是，汪可受上疏说明现状，并乞发太仆寺马价银以购买更多的“夷马”以充不足。
疏上，报可。上命太仆寺发马价银十二万付户部，往宣大市口买马。
章下太仆寺。时任太仆寺少卿赵士谔立刻上本哭诉，说太仆寺经历年逋欠挪借，库存所存无几，只能酌量拨给一半，也就是六万。
逋欠自不必说，就算派人去催，一时也收不回来。那么能叫挪借库银的衙门还钱吗？显然不能，因为这笔账算来算去最后一定会算到皇帝陛下的头上。而且算到他老人家的头上也没用，一个“不报”就给你打发了。
幸运的是，赵士谔的奏疏没有享受不报待遇。虽然皇帝还是不发内帑，但也同意了兵部关于此事的建议，也就是从户部新发的辽饷内，动支六万，凑足十二万交付万有孚，以济急用。
这一番波折之后，万有孚终于能带着户部和太仆寺两个衙门凑出来的共计十二万马价银，前往宣大市口找顺义王麾下的土默特部购买夷马了。
“万有孚短朝廷的马了？”陆文昭问道。
“这倒没有，直接短马实在太明显了。朝廷发出多少钱，至少要买多少马，都有一个最底线的定数。万有孚若敢低于底线交付，当时就被发现了。”杨涟摇头，“就买马本身来讲，万有孚做得很不错，他很快就完成了朝廷派给他的差事。一月之内，五千匹夷马就陆续到关交付将领了。也正是因为办好了这份钦差，万有孚才得以买马有功升任永平府同知，进而转升为广宁兵备道。”户部照磨是正八品官，永平府同知是正五品官。万有孚这一跃，算是大大地升迁了。
“那他是怎么上下其手的？”陆文昭接着问。
“压价吃差。”杨涟说道，“万有孚他们提高了对朝廷的报价，压低了对顺义王的报价。这中间的差价，就被他自己装进了兜里。”
“平均二十四两一匹还能压？”袁可立都有些惊了。据他了解，在关内养马，一年的料价就得十几二十两，比养两个仆人还贵。
“能。”杨涟转头看向袁可立，“关外的马匹报价几乎只取决于天气，只要草原没有遭灾，马儿孳生较多，马价甚至可以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据万有孚自己供述，当年，他以十五两银子一匹的价钱，从北虏诸部收购夷马。但对朝廷的总和报价却是二十四两每匹。他掐得很准，朝廷的底线是三十两每匹，只要不高于这个报价，并满足诸将出关援辽的需求，也就是给够至少四千匹马，朝廷就不会派人过来接他的差，也不会派人来查。”
“万有孚这么干，就不怕顺义王的使者进京朝觐的时候说漏了嘴？”袁可立接着问道。
“他不怕，”杨涟叹了一口气。“因为顺义王那边负责出售马匹的官员也虚报了马价。”
袁可立愣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惊道：“也就是说，顺义王那边的报价比十五两还低？”
“对。”杨涟颔首，“还是万有孚自己的供述。他说，当年马匹买卖的时候，右翼诸部马儿孳生较多，又没有太大的实用需求。顺义王廷的预期甚至跌到了十两银子每匹。”
自从俺答汗接受大明的册封，成为顺义王以来，土默特诸部对战马的需求就逐渐减少了。没有战事，马儿就是一种吃料多产出少还娇贵的废物牲口，既不如牛，也不如羊。双方止戈息战之后，土默特诸部养马的最大动机就是卖给明朝赚取外汇，然后再用赚来的外汇购买明朝的盐、茶、丝、瓷以及被允许出口少量的铁器。如果大明不买，土默特诸部甚至都不一定会养太多的马。
“也就是说，这中间的十四两差价，经办此事的顺义王使者吃五两，万有孚吃九两？”袁可立问道。
“顺义王使者那边怎么给王廷报价现在还不知道，但两相勾兑，各得所需，各持把柄是可以肯定的。要是没有走私的事情，引出这次深挖，我大明朝廷和顺义王廷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两边勾兑的事情。而且，万有孚也吃不到九两每匹。”杨涟解释道：
“首先，为了在一个月内就促成交易，使马儿抵达朝廷指定的地方，万有孚还给操办这个事情的使者们送了不少实惠。据经办这个事情的万家奴仆说，这笔实惠办下来，一共花了二千四百多两。公正地讲，这也算是公家的开销，可以不算在赃值里。其次，马价银里也包括了将领带马出关之前必须消耗的料草廪粮。但就算把这两笔钱扣出去，万有孚他们靠着这个差事也至少贪了三万两。”
“他们.”陆文昭接过话茬，“这个事情果然扯到了其他人。吴总督在里边儿吗？”
虽然陆文昭没被明确地派到探问万有孚一案的差事，但当他听说自己被派了外差，要和袁可立一起巡历辽东之后，立刻就做了不少功课。对可能的涉案人员有所了解。他嘴里的吴总督，是时任山西宣大总督的吴崇礼。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吴崇礼以总督带管宣府巡抚事。换言之，在万历四十六年六月，万有孚前往宣大市口买马的时候，吴崇礼在宣大地方是军政一把抓的。
“陆上差。吴总督有涉案嫌疑，但有没有真的参与其中现在还不能确定，”杨涟想了想，尽量严谨地解释道：“据万有孚自己供述，他在办差期间确实同吴总督有过礼节的往来，也找过由头给吴总督送过二百两的节敬，以及笔墨、折扇、胡饰之类的礼物。”
“对此，吴总督也给予过相应的还礼。不过，从万有孚带着马价银前往宣大，到马匹交付蓟镇，再到万有孚回京交差，他和吴总督就只见过两面。我们审问万家的仆人，也没有得到更多关于吴总督的供述。”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还可以更深入地查一查，派科道官前往兖州府行勘最好。这个建议我也写到给都察院的公函里了。”万历四十七年，时年六十七岁的吴崇礼以丁忧去职，目前正赋闲在兖州府宁阳县的老家。
“其他人呢？”锦衣卫的本能促使着陆文昭继续往下问。他就喜欢这种一扯一大坨的窝案，即使这个案子大概率和他没什么关系。
杨涟深吸一口气，皱着眉头说道：“如果刨根问底，大小都抓。确实能揪出不少涉案的人，但这时候，还是不要株连太多的好。”
第541章 牵扯
杨涟的话让袁可立和陆文昭都感觉了意外，尤其是袁可立。虽然杨涟被外放到辽东的时候，袁可立甚至还没有回到北京复职，但在进京的路上，他就听说了杨涟直犯龙颜，摒抑奸宦的事迹。在袁可立的想象里，杨涟应该是一个刚极易折的人。没想到他竟然能主动说出这种话来。
意外归意外，袁可立总归还是没有开腔表态，毕竟他的身边还坐了一个锦衣卫。直到现在，袁可立也还是不知道，这个跟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的锦衣卫到底领了哪些差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皇帝派给他的锦衣卫一定是不会只是朝鲜监护的贴身护卫，他们至少还有着监视自己言行的皇帝耳目之职。
袁可立了解过，这个年轻的锦衣卫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级，从试百户一直升到正千户。半年升三级，这在锦衣卫系统里这不算难，只要能攀上某位司礼太监的高枝，就算从白身升千户可能也只是一天的事情。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可是，据袁可立的所知，陆文昭三次升迁都有实打实的成绩在背后撑着。
陆文昭的第一次升迁是因为监视与徐光启相善的西洋人。袁可立不知道陆文昭向皇帝报告了什么，但事实证明，那些西洋人确实居心不良，竟然搞出了那么棘手的事情，要不是皇帝自己有心偏袒，徐光启这会儿已经被拖进臭水沟里了。
陆文昭的第二次升迁是因为邹元标和赵南星的案子。这个年轻人漂亮地拿到了足以平息舆情并给整个案子定性的决定性证据没有受刑的孙如游本人的口供。那场庭审之后，一场逐渐汹涌的政潮快速平息。万历朝张居正病故之后，那种愈演愈烈的政斗风气也逐渐归于平静并潜入水下成为暗流。
而他第三次升迁，则是因为武清侯三案中的第二案天津贪渎案。如果就案发的时间来说，天津卫的案子甚至可以说是武清侯三案中的第一案。这件案子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袁可立已经返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京师了。案子在锦衣卫大部出动的时候戛然收尾，草草落下。袁可立本以为这场案子会以沈采域归案作为结局，但没承想，沈采域进京未久，广宁走私案发。紧接着，锦衣卫就像事先准备好了一样，将天津贪渎案的题本送到了通政使司。再后来，东厂又揭发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案。
三案接连发生，令人应接不暇。稍加思索，袁可立更感脊背发凉。
袁可立倒是不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恐怖的手腕。陆文昭这样的锦衣卫再厉害也不过只是一把刀，无非是好用一点，不会砍偏。关键从来都只在于握刀的人。
无论是邹元标、赵南星的案子，还是西洋人的案子，抑或最近那些涉及勋戚的案子都体现一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邹元标、赵南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西洋人在辽东搞出“谤君鼓噪”的事情，但引导西洋人进入京师的徐光启却靠着会试几乎完整躲过一场足以令他身败名裂的政潮；武清侯三案接连发生，硬生生地将李家逼到被足以夺爵的地步
但只要换一个角度，那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那种使头皮发麻的恐怖感。邹元标、赵南星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皇帝要他们死；徐光启能全身而退是因为皇帝允许他全身而退；而沈采域的案子会扯到武清侯定是皇帝允许锦衣卫和东厂往勋戚的身上攀扯。或许，皇帝早就想对武清侯动手了，早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想对他们动手了。
现在呢？陛下让这个连升三级的锦衣卫跟着自己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袁可立猜不到，但谨慎些总是好的。
袁可立微微侧过头，偷偷地瞄了陆文昭一眼。这时，陆文昭正好开口了：“‘不要株连太多’这句话，杨中丞也写进给都察院的公函里了？”
和袁可立不同，陆文昭的意外并不那么纯粹。他有些失望乃至难过了。
尽管陆文昭和杨涟从没有什么交集，但他对这种忠君爱国、敢于犯颜直谏的清正御史始终抱有一份期待。陆文昭希望这些清正的士大夫能永远至纯如初，即使他自己早已不似当年模样。
杨涟隐隐地感受到了那份浅含在语调语气的失望。但他却将这种失望，理解成了锦衣卫缇骑对自己这个主办官员不主张株连扩大的失望。
杨涟确实是变了，他变得比以前更务实了。此时的他现实地认为，大敌当前的现在，并不是在辽搞反腐大清洗的好时候。
“不是原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严办首恶，胁从轻问，并允许戴罪立功’我在公函里写了这些。如果上差要具文奏报圣上，就刚才的原话陈奏也无妨。”说话的时候，杨涟下意识地瞥了李光荣一眼。“从第一次援剿以来，万有孚便深入参与辽事，他算是供职时间最长的一批人。他和在辽的很多人有过往来，就连我都受到过他的款待。如果追究太甚，恐怕会让很多正在关键位置上的官员心生惶惧，长期与他接触的插汉诸部或许也会心生怀疑。我认为，这于大局来说，是不利的。”
陆文昭听出来了，这位曾在京中声名大噪的杨中丞显然是把他当成问案的钦差了。但他也无意纠正，就只是心怀失落地笑了笑。“杨中丞，我想问的是直接涉案的人。”
“不好说，”闻言，杨涟皱着的眉头舒展不少，李光荣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些。“如果只就万有孚自己的口供来看，涉及市马案与走私案的勋戚、官员，确实不少。但哪些人直接参与牟利，哪些人间接获益，哪些人只是被万有孚胡乱攀咬拉扯下水，还需要进一步的侦讯。”
“万有孚的口供提到了吴总督而不攀咬，杨中丞却觉得他可能攀咬其他人？这又是什么说法？”陆文昭很快收拾好了心情。
“陆上差可能有所不知，吴总督和万有孚的亡父，已故万兵部尚书世德素有往来，目前尚不能排除万有孚因此包庇吴总督的可能。”杨涟说道。
万有孚的父亲便是首任天津巡抚，蔚山城之败后代替杨镐经略朝鲜的朝鲜经略万世德。万历二十七年九月，万世德以东征有功，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万历二十九年二月，明廷确定倭国再无征朝逆谋，朝鲜无虞。遂让驻朝三年的万世德班师回国，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当年五月，万世德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等处。万历三十年九月，万世德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旧总督蓟、保。不久，万世德病卒于官。上震，悼予祭葬。赠兵部尚书，荫其子京官。
“万尚书和吴总督一个是隆庆五年的山西进士，一个是万历十四年的山东进士。而且万总督十九年前就辞世了，两人之间再有什么往来，恐怕也早就淡了吧？”陆文昭说道。
“陆上差说得不错。所以我也只是有所疑虑，而不敢肯定。”杨涟说道。“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攀咬无辜，还是包庇有罪，都需要都察院那边增派人手进一步侦查勘核。如果只因为万有孚一侧的供词就贸然下定结论，显然不妥。”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能把名单给看看看吗？”陆文昭开始像一个真正的锦衣卫钦差那样问案了。反正皇帝还没有指派别的厂卫人员过问此事，也没有让他不过问此事，问过之后写一封简单的问询记录让驿站发回去也无妨。
“当然可以。”杨涟颔首道，“名单我也附在呈送都察院的公函里了，但仍抄有一道备份存于祖大寿军中。陆上差若欲悉知，还请稍后移步。”
“袁兵宪有心移步吗？”陆文昭看向袁可立，他可还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目的。
“陆上差若是想看，我也随行。”袁可立也把陆文昭当成顺路问案的钦差了。
“既然名单存疑且已经发往京师，那就不必麻烦了。杨中丞简单说说明白无误的主要涉案人员就好。”陆文昭没想那么多，直接将袁可立的意思当成“无心移步”了。
“如果暂时将兼任宣府巡抚的吴总督放到一边，”杨涟说道：“那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三年前的市马贪渎案中，现任甘肃巡抚，时任宣府口北道兵备副使杜承式有很大的涉案嫌疑。在万有孚自己的供述中，甚至是杜承式主导了这场贪渎。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谁主谁次，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按照惯例，在购买夷马时，应同时有户部官员和当地官员在场。而当时，直接会同万有孚前宣大市口买马的人就是宣府口北道兵备副使杜承式，他也正是因为“市马有功”才能在考核中“举最绩”，并在次年三月超升为甘肃巡抚。所以，如果万有孚真的贪污了户部和太仆寺联合发下的马价银，杜承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虽然杜承式此时还在甘肃巡抚任上，但他已经完了，问题只在于他是不是主犯。
陆文昭点点头，改问道：“那这次走私案的呢？”
“武清侯、阳武侯、平江伯、永年伯这四家都有人参加走私，当中走私数额最大的是阳武侯薛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光是他一家，就走私了不下一百五十口大小铁锅，当中很多是能直接放在粮食袋子里的小广锅。”杨涟说道。
“您抓住的现行犯就是阳武侯的家人？”陆文昭问道。
“不止，还有武清侯的家人。”杨涟说道。
在接到要他查探铁器走私圣旨之后，杨涟立刻带着祖大寿的人马从辽阳一路奔袭至义州，总算赶在抚赏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开放边市的那天，封锁了交易现场。并当场拿获了正在交易违禁物品的薛家商队和李家商队。紧接着，祖大寿的人马又在分巡辽海东宁道衙门里逮捕了正在办公的万有孚本人。为避免夜长梦多，当天晚上，杨涟就写好了那道呈给都察院，并最终在京师引起一阵风暴公函。 “之前不只有武清侯、阳武侯、平江伯吗？怎么又多了永年伯？”陆文昭微微皱眉。现在的永年伯王明辅是去年驾崩的王皇后的侄儿，至少在陆文昭出京之前，皇帝还没有让厂卫逮捕王明辅。因此永年伯的出现，立刻让陆文昭开始犹豫要不要写那道问讯说明了。
“这是最近发现的。”杨涟说道，“目前，只有阳武侯的仆人在口供里提到了永年伯。万有孚似乎也不知道永年伯参与走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永年伯的事情有可能只是仆人扯皮搭车，私下参与。”
即使杨涟如此说，陆文昭的眉头也仍旧皱着。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如实上报得好。如果永年伯真的没参与，那他最多也就因为没事找事而被批评两句。如果永年伯参与了，皇帝也准备处置他，而陆文昭问了却没上报，就有可能被视作不忠不诚，对锦衣卫来说，这可是大忌。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走私的？”陆文昭继续深问。
“据万有孚自己供称，第一次有他参与的铁制品走私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二月。那时，他在未经朝廷批准，经略衙门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插汉部的使者，以十两银子每口的价钱，带了十口十寸左右的小广锅走，这个价钱是官贸铁锅的十倍，如果按关内小广锅的一般市价来算，那就近二十倍。”
经过长时间的贸易封锁，草原上铁制品的价格已经贵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关内，没有经过任何破损的全新小铁锅只卖能五到六钱银子，而在草原上，同样的一口锅则能直接找其他部落换一匹好马。
第542章 政策的漏洞
“二十倍.”陆文昭的神情不免一动。“如此说来，这起走私的涉案金额很大？”
“恰恰相反，”杨涟摇头道，“尽管单件铁器的利润高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走私案的整体规模却很小。如果直接按照出口的实物进行来算，广宁走私的规模简直小得不该是一个足以通天的钦案。据我们调查，从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到现在，从广宁市口流到插汉部的大小铁锅一共也才不到五百口。这当中多数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十寸左右的小广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