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大明 第28节

  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使得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了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名士的热烈响应。也使他能够破天荒地进入北京,在北京立足,直至病逝并葬于北京。

  利玛窦在世时,龙华民一直遵从“利玛窦规矩”,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现出对于该规矩的反对。在利玛窦及其他中外耶稣会士看来,他就是“利玛窦规矩”最忠诚的拥趸。

  但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之后,接掌教务的新任会长立刻改弦易辙。他首先宣布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将Deus译为“陡斯”。

  其次。他宣布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的传统与教义相悖,宣称真正的圣教教徒不应该继续进行这些富有迷信、崇拜要素的活动。

  “礼仪之争”由此肇始。

  礼仪之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华耶稣会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以龙华民为首的澳门总会,与两京路线上的各分会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

  支持“利玛窦规矩”的人较多,并以故去的利玛窦为精神领袖,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反对“利玛窦规矩”的人虽少,但龙华民却是实打实的耶稣会现任会长。

  两方论来论去,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分歧演化成分裂,两方决定让返回欧洲汇报教务的金尼阁将此问题提交罗马教廷决定。

  教廷是教事的绝对权威,只要教宗就此事颁布诏谕,无论结果如何另一方都将无话可说。

  但在教廷的诏谕到达之前,皇帝的圣旨却先一步宣告了传教事业的死刑。

  万历四十四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三次参奏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

  这次攻击绝非无的放矢。沈正是看到了龙华民的改弦易辙以及耶稣会内部动荡,才发起了进攻。他判断,此时的皇帝必然不会像利玛窦在世时那样袒护耶稣会。

  五月、七月、十二月,沈三上《参远夷疏》,并得到内阁首辅方从哲及阁臣吴道南的支持。方从哲入场“南京教案”不是对沈的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首辅大人正是算准了皇帝的心思,才顺水推舟地帮了老乡沈一把。

  首辅的支持就像是风向标,原本中立的或是偏向耶稣会的大小官员全部转向,如洪水般朝耶稣会扑来。徐光启、杨廷筠等支持者独木难支。

  皇帝被说动了:既然尔等视“三祭”为邪祀,认为“唯一真神”并非“昊天上帝”而另为他物。那尔等就滚出大明的地界,朕不杀尔等已是额外开恩。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罕见地下旨表态:王丰肃等人“立教惑众,蓄谋叵测。”,交由广东督抚驱逐出境;庞迪俄等在京参与修历的教士也勒令遣返。

  至此,南北两京的西洋传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境。

  龙华民固执地相信,耶稣会之所以受到教案的打击,是因为朝内的声量不够。但他没有或者不愿意识到的事情是,本次打击不止是朝内声量大不大的问题,更是他自己犯了右的错误。

  经过南京教案的重大打击,耶稣会内部普遍认为龙华民的传教方式存在问题,认为“利玛窦规矩”不应被废止。这给了龙华民巨大的压力。

  但耶稣会又不搞元老院式的贵族共和,理论上能够任免会长的只有远在欧洲的教廷。利玛窦也是得了教廷的授权才能在临终时任命龙华民为会长。

  万历四十六年三月,教廷的诏谕姗姗来迟,但没有任何意义。

  教宗保禄五世此时正努力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兰西波旁王朝之间的和平,企图再次组织十字军进攻奥斯曼帝国。根本没有额外的精力组织教廷讨论远东地区的传教问题。

  所以教宗只是同意了没有争议的《圣经》翻译问题,并恩赐金尼阁一系列图书,让他带回大明。

  金尼阁带回的消息并没有弥合耶稣会内部的分歧。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前一个月,郭居静返回澳门,决定就“利玛窦规矩”的问题与龙华民展开最后的谈判。

  他已下定决心,如果这次谈判仍然无法劝服龙华民,那么他永远离开澳门总会,去杭州,去他与利玛窦临别前约定的相会地点过完自己的余生。

  但就在谈判陷入僵持之际,广东香山县县衙带着礼部的函件,来到了澳门耶稣会总会,圣保禄教堂。

  礼部的邀请函和徐光启的私人信件让龙华民坚信,并非是自己“拨乱反正”的行为触怒了皇帝,而是在朝声量不够。只要加大力度支持徐光启,并发掘其他心向圣教的朝廷重臣,就能够左右皇帝的意志。既然当年利玛窦能凭借自鸣钟获得万历皇帝的青睐,那他龙华民带着价值远超当年的贡物,又何愁不能赢得新君的赏识呢?

  但郭居静却认为,这是皇帝给耶稣会最后的机会,如果龙华民一意孤行,再在中国教徒中间搞什么“反孔”、“反儒”、“反传统”,一定会丢掉这个天赐的机会。

  看着借酒意拍案而起的郭居静,徐光启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他眼角的余光飘向屏风,似在欣赏上面的锦绣花纹。

  徐光启举起酒杯,朝着紫禁城的方向微微一敬。心想:听仔细了锦衣卫们,把这些对话传到皇上那里去吧。

第62章 所谓长生之道,有势而不争也

  “拉扎罗卡塔尼奥!这不叫背叛,这叫拨乱反正。”龙华民冷笑一声。

  “你要拨乱反正?马泰奥里奇在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正?”郭居静的捏紧了拳头。

  郭居静还记得,利玛窦每次谈及龙华民,都是以师傅对徒弟的口吻对龙华民赞赏有加。利玛窦曾不止一次发出过后继有人的感慨。

  “只有教皇才能改变教会。”龙华民用挑衅的眼神看向郭居静。

  “你简直是疯了!”郭居静双眼通红,眉头紧皱。

  “我哪里疯了?圣教唯一,天神唯一!”龙华民的眼神逐渐狂热。

  “传教不是讨伐!不是取代,是文化与思想交流与互补。只有求同存异才能互相充实!”郭居静的思绪翻涌,他回想起利玛窦说过的话,不禁悲从中来: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

  “子先兄,敢问圣上如何看待我教?”郭居静不再跟龙华民争吵,他明白自己与龙华民已经是同志而不同路了。

  “天意难测,我又岂敢妄议。”徐光启此言半真半假。他知道皇上既要用耶稣会,又要钳制耶稣会。但他现在已经无法确定皇上会用那种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

  张天师称病不来,只派自己的女儿进京敷衍皇上,狗咬狗式的制衡多半是走不通了。

  张显庸的长子张应京比长女张诗芮小不了多少,甚至在今年春末还上表神宗皇帝,说希望与郡主喜结连理。神宗见此事涉及朱氏皇族,还好好考虑了一番,只是还没等得出结论,皇帝便病笃了。

  路上染疾很正常,但为什么不派长子而派长女?徐光启心想。

  虽然徐光启不知道张显庸具体在想什么,但神州大地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他,奉诏称病不朝,不是想反就是想逃。

  如果张天师这把刀子递不上去,就只能换一把刀子了。徐光启又思考片刻,最后给郭居静追加了一个偏正面但模糊的补充:“虽说如此,但至少现在应该还是不排斥的。”

  南京,狮子山麓,天妃宫

  张应京和父亲张显庸一同结束冥想。

  “父亲,咱们还不北上吗?这都快十一月了。”导出体内的最后一口浊气,张应京便迫不及待地询问父亲:“皇上召令我龙虎宗进京论道,我们却一直在南京蹲着。长姐虽略通道术,但毕竟是一介女流。传出去各方道友岂不笑我龙虎宗无人?”

  “论道?吾儿,你的道行还浅呢。”张显庸收敛心神,睁开眼睛,将目光投到长子身上。

  “圣旨上就是这么写的,还能有假?”张应京不解。

  “世间万物,有虚有实,虚实相生,变幻莫测。”张显庸站起身,轻撩道袍,严肃地说道:“世间诸道,仅次天地大道而独立的,恐怕就只有圣意了。不解天道则不辨昼夜、不知星移。不解地道则不识草木、不明毒益。而不解圣意,轻则富贵尽失,重则杀身之祸。”

  “圣旨乃形而下之器,圣意乃形而上之道。解器悟道,方能化险为夷。”

  “您是说皇上并非召我等进京论道。”张应京思虑再三,试探性地问道。

  “当然不是!幸亏有此一病,否则还看不清呢。”张显庸过洞庭湖因水土不服染病不假,但在张诗芮抵达天津之前,他就已经病愈了。

  “父亲,我不明白。”张应京被父亲说糊涂了。

  “你自己看吧。”张显庸从袖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张应京。

  “六月初,澳门耶稣会士金尼阁至南京,欲交金陵名士,不果。”

  “本月中,澳门耶稣会士汤若望至南京,执杭州通关文书,称耶稣会奉礼部函进京面圣。”

  “金、汤二人租小型民船一艘,载洋书若干,已离留都。”张应京越念越疑惑。“父亲,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龙虎山虽在鹰潭,但两京官场还是有些熟人的。”张显庸面上古井无波,但语气却越发凝重。“皇上旨令龙虎宗进京,不是要我们论道,而是要我们斗法。”

  “和耶稣会?耶稣会不是自称西洋儒士吗?这与我道家何干,斗也斗不起来啊。”张应京问道。

  “皇上可不管这些,圣旨要你斗法你就得斗法!”张显庸说道。

  “那就斗呗。”张应京不以为意。“龙虎山岂能畏惧洋儒生?”

  啪!张显庸一巴掌拍到张应京头上。

  “斗法也是假!两广、江西、湖广,浙江,南方这些年什么时候太平过?去年辽东丧师、天下震动。西洋人火器犀利,商路广通,所以圣上想借西洋人的势,靖清宇内、中兴大明。”张显庸顿了一下。“驭人之道重在制衡,过盛则压、过衰则提,圣上想用西洋人,又不想让西洋人势力太盛。”

  “皇上是要我龙虎宗做一条拴住耶稣会的狗链?!”张应京明白父亲的意思了。

  啪!又是一巴掌。“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张显庸推开静修室的门,阳光穿过层层树林映在他的身上。

  “天下道士何其多,为何唯我龙虎一宗屹立千年不倒?”张显庸转头询问儿子。

  “为何?”张应京两三步走到张显庸身边。

  “因为我张家有势而不争。”张显庸轻笑着揉了揉儿子的脑袋。“自大明开国以来,每代天师都获赐‘掌天下道教事’。但我张家何时掌过道教事?正是因为我张家从不染指龙虎山以外的事情,所以无论哪朝哪代都不会对张家下手。要是真去掌管天下道教事,恐怕皇家的刀子早就砍上来了。”

  “要是进京斗法,无论如何,我张家都得不到好处。输了,张家会丢脸;赢了,皇上会猜忌。当年嘉靖帝修道最盛的时候召第四十九代天师进京论道,只半年便称病乞回。我本欲效法此术,但稍解圣意之后还是决定不去为妙。”张显庸轻叹一口气。“但张家需要给圣旨一个交代。”

  “所以您派姐姐进京.”

  “她只是复旨而已。真正的交代在这儿。”张显庸指了指自己。“我会上表称笃,并向皇帝请求将天师的位置传给你。但我只是病笃,没有病死,所以你这位新任的天师出于孝道应当在病榻旁侍候。至于你姐姐,我想皇上应该不会为难她。”

第63章 早朝改制(一)

  按照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的传统,由皇帝和上百名官员共同参加的早朝无疑是处理小事的大会。

  说得准确一点,在绝大多数时候,早朝基本什么事情都不会处理。它存在的意义只是把之前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拿出来照本宣科,让皇帝再点一遍头。

  早朝的传统跟其他很多传统一样,起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太祖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又不愿意放权想把一切事情都抓在自己手上,故而规定朝廷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情必须面奏皇帝。

  如果只有上午,恐怕得从天不亮奏到炎天光。所以,为了不让朝廷各部一上午只奏事,朱元璋很贴心地在早朝外另开了午朝和晚朝,以方便大家在领旨后及时办公、及时上奏。

  事情在正统皇帝朱祁镇的登基之后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改变。朱祁镇九岁即位,远没有太祖那种铁打钢炼的精力,所以朝中另设新规,早朝以呈报八件事为限,而且要求奏疏在前一天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御前。

  此例一开,“决后再奏”便取代“面奏待决”成了新的规矩。

  之后经过百年、数代的简化,太祖定下的御前陈奏已然流于形式:早朝不集于正殿、撤除大汉将军林立两侧的排场、骏马驯象朝前嘶鸣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

  可即便简化如此,早朝仍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事情。

  这种折磨不仅是对皇帝,更是对百官。

  皇帝就在自己家里上朝,走不了几步路就能开始垂门听政,因此就算要早起,也可以比臣子们晚一些。但官员们天不亮就得起床,跑到宫门口让纠仪官盯着。不说咳嗽、吐痰,就连没站稳打了个趔趄也得被参上一本。

  所以,在坚持了两个月后,朱常洛决定体恤官员们的苦痛。

  “这都快散衙了。”内阁首辅方从哲的面前摆着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前不久递来的条子。

  “是要草拟圣旨吗?”次辅叶向高放下手上的毛笔,看向主座。

  “是。”方从哲苦笑一声。“是”字被他拖出了叹音。

  “咱们的方阁老年纪大了,体谅一下。”刘一奋笔疾书间仍不忘呛方从哲两句。

  “圣意,改每日早朝为每旬初早朝。早朝不单宣各部、各司事。”换言之,以后只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一、廿一这三天举行早朝。而且只宣读那些有必要让所有官员都知悉的事情。

  这比当初张居正为年幼的万历皇帝专门制定的,每旬逢三、六、九日早朝的规矩还要宽松得多。

  方从哲瞥了刘一一眼。然后附和似的说道:“我确实是老了,所以这道圣旨就劳烦刘阁老主笔吧。”

  听到方从哲的话,刘一手上的笔狠狠地颤了一下。就是这个错误,导致他不得不重新誊写桌上这封即将完成的文书。“什么?”

  “我年纪大了,恐精力不济,无法完成这道重要的圣旨,所以就劳烦刘阁老你代为主笔吧。”方从哲一脸疲态,声音听起来仿佛苍老了许多。

  “对啊,刘阁老确实年富力强。今年夏天的时候还新讨了一房小妾吧?”沈附和道。

  “与其打听同僚的家事,沈阁老还不如多关心关心‘白莲邪教’的事情。”刘一立刻反击,并不着痕迹地看了叶向高一眼。

  刘一还记得,当初利玛窦病逝,上疏请求皇帝允准将利玛窦留葬北京的人里面就有叶向高。他认为,可以尝试通过耶稣会的事情将“中立偏东”的叶向高彻底推到浙党的对立面。

  “方阁老的意思是,内阁不封驳回皇上的旨意,而是直接草诏?”韩抬起头,微笑着询问方从哲。

  “韩阁老的意思,难道是将旨意封还司礼监?”方从哲不答反问。

  再立西缉事厂的圣旨颁布之后,方从哲获得了“紫禁城坐轿”的恩典。这是泰昌即位之后的第一个。

  方从哲深知,这一恩典不止是殊荣,更是皇上对他形象的固化。皇上当然是以“体恤老臣年迈”为由进行的恩赏。但选在这个时间点颁赏,就是会让百官以为,成立西厂的事情是他方首辅与皇上的双簧戏。

  方从哲当然可以上表辞谢这一恩典。但在“东林”与“反东林”两派对立尖锐的情况下,拒绝皇上就意味着认负,而且新成立的西厂和成化、正德年间的西厂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东厂的案子要是搞株连,整个北京都会被搞得鸡犬不宁。但不到十天,厂督魏忠贤就向皇上递交了结案条陈。

  深思熟虑之后,方从哲决定尽可能和皇上的步调保持一致,并将自己隐匿于幕后。

  早朝改制而已,这又不是“废长立幼”这样的原则性问题。

  所以,他拿到条子的第一反应不是反对,而是让东林党去触百官的眉头。

  方从哲心想:既然你刘一跳出来,那就让东林党也尝尝进退维谷的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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