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徐光启视线恢复。他先是看见明媚到刺眼的正午骄阳，随后才看清袁可立的脸。“我还好。就是有些饿了。”
袁可立觉得应该不是这么回事，但也不细究。“你还能站起来吗？”
“能，多谢。”徐光启甩了甩脑袋，站直身子，向袁可立道谢。
“这两本奏疏你还看吗？”袁可立说道：“这都是通政使司存档的原本，我不能让你拿回去慢慢研究。要看就在这儿看吧。都是好消息。”
徐光启不想看了，他差不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搞清了。不过，袁可立拿着奏疏专程找过来，他不看便又显得不领情。于是徐光启还是点点头，接过来草草地翻了翻。
奏疏上的内容和袁可立口述的内容几乎没有区别，但徐光启还是敏锐地注意到了一点新意，那就是行文和字迹。
行文上，这绝不是一个“慕化”的色目官员能写出来的文章。即使汤若望天赋很高，学习能力很强，也不可能写得出来。尤其是第二篇，那里面连串的典故绝不是他那点阅读量能憋得出来的。他必然找了代笔。而在字迹上，徐光启竟然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徐光启很快就看完。他收起心神，将奏疏递还给袁可立。“礼卿，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很有用。等空闲下来，我再登门道谢。”
袁可立收起奏疏，高兴地说：“咱们二十几年的交情了，别搞得这么生分。”
袁可立和徐光启是在焦的引荐下认识的。
焦是万历十七年己丑科的状元，袁可立与之同科。万历二十五年，焦不顾必然到来的争议，毅然将徐光启的落卷拔至第一，强取为当年顺天府乡试解元。
乡试之后，徐光启正式拜焦为师，焦也将当时已名满天下，却被皇帝削职为民的袁可立引荐给徐光启，两人就此相识。
袁可立和徐光启同岁，不过按照礼制，袁可立既与大他二十二岁的焦同年，两人又是忘年交的好友，那袁可立就是徐光启的师辈。但袁可立并不讲究这些，只当徐光启是自己的知己好友，从不接受徐光启的高拜。
但是遗憾的是，这二位知己很少碰面，往来多靠书信。毕竟袁可立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就一直赋闲，除了偶尔游历访友，几乎都在老家，也就是河南睢州待着。直到去年，吏部上奏，请大批补充缺官。
当时，吏部的奏请被皇帝搁置，或者说否决了。不过一段时间后，皇帝又从那张名单里挑了几个起复授职。在吏部的名单上，袁可立是正六品的尚宝司司丞，而在皇帝给吏部的旨意里，袁可立直接就是正四品的通政使司左通政了。
这已经不仅是起复了。要知道，袁可立在被万历皇帝削籍之前，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山西道监察御史。就算要升，按照官场惯例也是先低位起复，再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升迁。可是皇帝完全不讲官场惯例，直接就给了袁可立一个四品官，显然是准备重用。
不过比起徐光启，皇帝对袁可立的看重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平日很少关心官场的事情，连邸报也不看。来京之前，他还以为徐光启仍是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只不过因为辽事加挂了都察院御史的衔充作练臣，在通州督练新军。
可走到半路，袁可立却听说这个同岁的后辈直接进京当大宗伯，位列九卿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极特殊的偏爱，还是一种让袁可立难以理解的偏爱。
在袁可立看来，当时徐光启身上唯一的特点，就是积极兵事。在其他方面，徐光启并不比别人突出。就算跳着脚往上升，也该是进兵部，或是直接扔去辽东、朝鲜这些地方领兵，再不济也是去户部督饷，或者去工部造兵器、修工事。进礼部当掌印尚书实在是太怪了。
进京之后，袁可立原本的疑惑解除了，但心里又升起了更深的疑惑乃至担忧。
皇帝让徐光启做礼部堂官似乎只是因为他与西洋人交好，并推崇西洋学问。这确实是徐光启的独到特点，也能用来解释徐光启为何升迁。
但袁可立不理解。
尽管说袁可立也承认，西洋的学问确有其独到可取实用之处，不过这些学问归根到底也就是术而已，在大道上比之儒学并没有更多创新。袁可立对基督教的教义更是没有任何兴趣。
他实在不理解皇帝为何如此重视这些人，结合张天师受召的事情，袁可立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皇帝可能是因为听谁说西洋人有什么修仙的独到法门，所以才格外重视。
出于对这一猜想的担忧，他还特意警告徐光启，让他一定要防着西洋人靠修仙法门、左道学术接近皇帝迷惑圣听。把徐光启搞得一头雾水。
放榜过后，袁可立离开科场，回到通政使司得知发生沈阳教案，皇帝震怒的事情，他竟有些窃喜。皇帝不为海外巫蛊所惑，这毫无疑问是一件于江山社稷有益的事情。
不过窃喜之余，袁可立又怕徐光启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牵连。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一天之内从云端跌到泥底也不奇怪。礼部尚书做不成了都是小事，要是给徐光启定下“导夷入华”的调子，被拿到诏狱严办，最后再安一个谋反的罪名，那才真是要命。
于是，袁可立立刻就把最近关于教案的事情全部打听了一遍，然后又带着两封奏疏，和阁中有高人奥援消息来知会徐光启，让他有所准备。
“礼卿。我要回部办事了，在那之前，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徐光启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就是，能帮我一定帮。”袁可立立即点头。
徐光启将手伸进怀中，缓缓地将那本奏疏掏出来。“代我把这个拿去通政使司吧。”
“这是奏疏？”这回轮到袁可立问了。
“对。”徐光启点头道：“是奏疏，是我的奏疏。我要上疏皇上，陈奏沈阳教案事。”
“你这不是才从宫里出来吗？”袁可立大惑不解，两眼圆瞪。“什么时候写的！？”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是我写的！”徐光启半硬塞地将奏疏放到袁可立的手中，接着一拱手，便转身离开了。
袁可立愣在原地，缓缓摊开那本奏疏，过眼一看，后背立刻就冒出了冷汗。
第402章 长幼自有定序，事有轻重缓急
徐光启最后还是向西离开了千步廊。可是向东向西哪有什么分别呢。只要徐光启不向南离开大明门，那他就只能向西。即使他是从东长安门出去的。
出了东长安门，再过东公生门就是吏、户、礼、兵、工等五部所在地了。但徐光启再一次站住了。他站在东公生门下，仰头望着匾额上的“公生”二字，一时竟感慨万分。
《英宗睿皇帝实录》载，正统元年乙巳，于长安左右门外之南，作公生门两座。朝廷之所以将此二门命名为“公生门”，是因为《荀子不苟》有言：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荀子所言，为的是警告为政者必须公平公正，不得带个人的偏见与私利，不然就可能转禹为桀。
考虑到正统元年，幼主朱祁镇才九岁，其本质算是一个象征着无上权力的橡皮图章，所以这一警告不太可能是皇帝陛下对普遍大他好几轮儿的臣子们的谆谆教诲。反而有可能是主政的三杨或者“从中主之”的太皇太后张氏对皇帝的殷切期待。
这一期待没能教导皇帝，却在一百八十五年后莫名地安抚了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臣。
徐光启轻轻一笑，毅然从“公生”二字下经过。差不多同一时间，袁可立也拿着徐光启的奏疏穿过了西公生门。
徐光启来到礼部的时候，礼部的官员们大都已经吃过午饭正在午休了。可徐光启走到大堂，竟发现有一个穿着绯色文官服的人还在低头办公。
那人没有用原本就摆在堂上的桌椅，而是另外搬了一套来用。就摆在正案的右手边。
那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发现来人果然是礼部的掌印尚书徐光启。便放下手上的笔，起身来到他的面前，行礼道：“下官见过徐部堂。”
徐光启看清那人的脸，先是一怔，但旋即就反应了过来，并回礼道：“见过盛侍郎，这段日子真是有劳盛侍郎辛苦操持了。”
自从孙如游被降调南京之后，礼部就没有侍郎了。吏部、吏科乃至礼科都曾提请会推侍郎，以减轻徐光启的工作压力。左右两个缺，但凡补一个也是好的。但皇帝没有批，学先皇的惯常做法给奏疏留中了，所以到直到现在也没有补。
礼部当然可以没有侍郎，甚至也可以没有尚书，但不能没有管事儿的人，于是皇帝便在会试开考的前一天，应内阁所请，照例指定别部尚书代管礼部印务。吏部尚书周嘉谟就是那个代管礼部印务的人。
可是吏部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尤其是迫在眉睫的临时京察。之所以说是临时京察，是因为按照弘治、正德年间制定并完善的制度，京察是每六年一次，或者说每逢“巳年”以及“亥年”进行。
上一次京察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那么这次京察就该是泰昌三年癸亥。但皇帝是高于制度的存在，既然泰昌皇帝明旨要求吏部展开京察，那么规矩就变成次要的了。
为了这次“恩察”，周嘉谟忙得团团转。按理说，这个事情是不该由他来忙的，因为按照御制的章程，他只需等考功司把降黜升迁的名单拿出来，再和其他由皇帝指定的审查官凑在一起，做一做审核的工作，最后上一道联名的奏疏，等待皇帝最终裁决就好了。
可是吏部考功司郎中蒋一骢，在二月初被都察院山西道御史李九官，以贪横不法状给参罢了。蒋一骢罢去后，皇帝又将请求补员的奏疏留中，考功司剩一个主事，几乎瘫了，周嘉谟只好按照惯例兼起考功郎中的职责。
因为李九官是山东籍，蒋一骢是浙江籍，再加此后不久，浙江籍内阁大学士沈，一手起草了对包括齐党领袖亓诗教在内的集体降调命令，所以朝野中曾一度有浙齐内斗的传言。
不过这个传言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因为蒋一骢被李九官劾罢之后没多久，又被田尔耕参了一本。皇帝收到奏报之后，直接让北镇抚司把蒋一骢给抓了。拷打追赃，竟搜出了价值近万两银子的财物。“皇帝由此震怒”，削籍为民的拟判，也被改成了抄家流放，全家连坐。总之，事实证明李九官的弹劾是公正无私的，有真宪臣风。
更关键的是，在浙齐内斗的传言兴起后不久，京里又流出一则新的传言。该传言说，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方从哲，曾为保住那张名单中的“正人君子”，而被司礼太监当着其他阁员的面斥责，是沈一个人因为比附权，逼得方从哲不得不退让。而且方从哲自始至终也没有在那张名单上签名，皇上也接受了劝谏。所以皇上是好的，首辅大人也是好的，坏人只有沈一个。齐、浙两派总体仍是亲密无间的。
齐、浙两派倒是亲密无间了，这可就苦了东林老先生周嘉谟了。老头儿今年七十五了，要忙吏部印务，要兼考功郎中，皇帝还让他管礼部的事情，顺带还得再做做鸿胪寺的差事，在朝会的时候报一报幕，可以说整个人忙得都快燃起来了。
周嘉谟没有办法，也不想累死在任上，就只好把还算年富力强的吏部右侍郎盛以弘扔到礼部去做代理堂官，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比如派人去太医院监督生药材入库。而周嘉谟就只在散衙之后，到礼部正堂用徐光启桌上的大印，给盛以弘决定的事情盖印。瞟一眼就盖，效率相当高。
盛以弘的出身很特殊，不但显赫，而且还是明代独一档的那种。他是陕西潼关卫人，家里有一个指挥使的世职。其祖父是潼关卫的实职指挥使，昭勇将军盛德，因征讨洛南盗匪而战死。
其父盛讷于隆庆五年进士，与他现在的上司周嘉谟同年，而且成绩更好，周嘉谟是辛未科的二甲第二十九名，而盛讷则是二甲第九名，之后还被选为了庶吉士。盛讷的官运也很通畅，万历二十一年就是吏部右侍郎了，要是一直这么干下去，指不定哪天就入阁了。但盛讷有一点不好，他命短。万历二十二年六月，盛讷因母丧归里，次年十月卒，乡里都说盛讷是因母亲过世悲痛万分，所以随之而去。
三年后，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盛以弘丁父忧结束，北上赶考，一举中第，并和他的父亲一样，被选为庶吉士，颇有些子承父志的浪漫意味。史称：明世，卫所世职用儒业显者，讷父子而已。
徐光启和盛以弘还算熟，这两个人曾同在詹事府任职。盛以弘还是徐光启的前辈，也更早升迁，万历四十七年，徐光启因陈奏辽左兵事而以詹事府左赞善升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去通州练兵的时候，盛以弘已经在少詹事这个位子上挂了一年多了。没想到徐光启兵没练完，就被新皇帝召到北京当尚书了，而盛以弘反而是在徐光启之后才按部就班地被擢为吏部右侍郎。算是有了文、史、教职之外的第一个实差。
不过盛以弘倒也不羡慕，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行过礼，盛以弘走到那张临时添置的书案前，拿起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徐光启跟到他的身边，他便顺势将之递给徐光启，微笑道：“徐部堂。这是您总裁会试期间，由下官经办的一些事务的摘要，与摘要条目关联的文书都是单独保存的。当中要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请海涵。若是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担责，您直推给我就是了。”
“不会，不会。”听见这样令人如沐春风的话，徐光启的脸上总算有了些苦、惨之外的笑容。可这一开口，还是显有伤情：“盛侍郎过谦了。您的才学在我之上，跟您比起来，我不过是忝蒙皇恩的庸才而已。”
盛以弘被徐光启的谦虚小小的吓了一跳。徐光启这已经脱出谦虚而进入自贬的范畴了。联想到最近围绕着徐光启，却因科场隔绝又没有直接影响到徐光启的事情，盛以弘不由得在脑海里演绎了一场大戏。他安慰道：“世间纷扰如云，只要心公行直，不偏不私，便无愧于天地君亲、列祖列宗，何来忝蒙、庸才之说。徐部堂还是不要妄自菲薄了。”
为了不使徐光启陷入不知如何措辞以回应安慰的尴尬境地，说完这一句，盛以弘立刻就将话题转移回了公务交接上。
他拿起不久前正在处理的公文，径直走向徐光启的正案。放下后，又说道：“我没能处理完的事情，以及不便由我越俎代庖的事情，都在案上放着。既然您回来了，我就放心地把它们交还给您了。”
“好，有劳了。”徐光启感动异常，鼻子也有些酸了。“改日必登门礼谢。”
“实不必多礼。”盛以弘照例婉转推辞，接着行礼辞别，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下官就此告辞了。”
“再会。”
盛以弘离开之后，徐光启也不午休，而是回到久违的正案后坐着，一边吃衙役送来的简单午餐，一边阅览那本盛以弘亲手递给他的摘要。
这摘要是一本典型的，以时间为序的流水账。基本格式就是一句话描述某日某人某事，之后接上一到两个词，描述处理结果。
结果大多是“照例”或者是“待办”，只有极少数是“驳回”并跟上一段驳回的理由。可以说毫无文学加工的痕迹，完全就是实干家的手笔。
简餐还没吃完，徐光启留意到了一个特殊的条目。
条目上写道：泰昌元年二月廿三，安嫔邵氏诞皇女一名，未命名，上谕礼部照历年旧例贺之。代掌礼部印务吏部尚书周嘉谟得旨，上疏以老迈不悉礼部事务为由，请暂缓行，待礼部堂官复职后再依例贺之。报可。
徐光启咂摸了一下，品出了三层意味：
首先，邵氏诞女，上谕礼部贺，但缓行报可，且公主未命名。说明皇帝并不特别重视这个皇女。至少不像先帝重视郑贵妃所出云和公主那样，一上来就重赏内阁辅臣，并命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五万两用以庆祝。虽然最后经阁臣劝止，贺礼规格降为十万两，且皆由光禄寺取银，但也还是太夸张了。
其次，旧例并不难查，就算周嘉谟老迈不悉旧典，也可以安排盛以弘把旧例翻找出来。周嘉谟疏请暂行，其实质也就是周嘉谟想把事情留给徐光启来做。
再者，邵氏诞女是二月廿三的事情，这时候，都察院已然完成了对辽东证据审查，开始翻译分析北镇抚司从耶稣会驻地那里搜罗到的书信文章了。可即便如此，皇帝仍然对奏疏报可，允许“引荐贼人”的徐光启来操办此事。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此，徐光启的心底竟莫名地升出了一丝奇怪的暖意。
“来人！”吃过午餐，摘要也看完了。
“部堂有何吩咐。”一个在堂上伺候的衙役快步走来，刚才就是他为徐光启取来午餐的。
“撤了，”徐光启指着餐盘说道。“再研一砚墨水过来。”
“是。”衙役领命。可他刚端起餐盘迈出步子，徐光启眼神便移到了盛以弘添置的书案上。“算了，你直接把盛侍郎的砚台端过来吧。”
衙役点点头，顺势问道：“部堂，盛侍郎的案台要撤了吗？”
“撤了吧。他的差事结了，再回来也是坐会客厅了。”徐光启说道。
“是。”衙役领命照做。
笔墨纸砚准备妥当之后，徐光启排除杂念，开始给回部之后的第一封奏疏酝酿措辞与行文逻辑。至于奏疏所奏的内容，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
他准备一疏奏两事，既奏皇女诞生之贺礼，又请行册、冠、婚之国本三礼。
徐光启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的第一句话是：长幼自有定序，事有轻重缓急。
请假
有事外出。
第403章 两礼并行
“来人。”誊录完最后一个字，徐光启的请正国本疏也就写完了。
这本奏疏虽然以讨论皇女出生的贺礼为开头，但几乎通篇都在说给国家正位储君，也就是册立皇太子的重要性。可以说，皇女出生只是册立太子的引子，本身并不重要。
今年初，徐光启曾上疏请求举办册立大典，以正人心。得到的批复是：待办诸礼繁多，且科闱在即，暂缓行。
告天地、告祖宗，受贺、受朝等典礼仪虽然算不得复杂，严格掐时间走流程，一天就能弄完，但典仪所需的服饰、器物以及必要的预演还是得花费些功夫准备的，确实不太适合和恩科放在一起进行。加之皇帝也批准了礼部的预算。所以朝野上下也就接受了这个说法，没有人干扰催促。
现在恩科中最繁琐也最关键的会试结束了，也就是时候把册立大典提上日程了，而且就算徐光启不提，礼科的人也会提，要是等他们主动开口，势必会在奏疏里顺带骂徐光启两句，说他尸位素餐，身为礼部尚书，竟然毫不关心国家的根本大礼，还是尽早告老还乡得好。
“部堂有何吩咐？”衙役走了过来。
“把这本奏疏送去通政使司。”徐光启将誊录好的奏疏递给衙役，又道：“再把徐仪制和熊祠祭叫来。”
徐仪制，也就是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徐谟。熊祠祭，也就是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熊文灿。在国家典仪的准备与筹措上，这两个清吏司是怎么也绕不开的。
“是。”衙役拿着奏疏快步向门房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