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大明 第148节

  上报皇帝之后,皇帝也认可了这样的差额。所以司礼监也就没有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对户部发起诘问。

  “扣除京师税出的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两。剩下的三百七十五万六百四十八两,将全部投用于北方军镇。至于具体如何分配,惯例由兵部自行安排。”李汝华总结道:“以上,就是去年田赋正税以及太仓收支的部分了。”

  小四百万两是完全不够九边军镇使用的,更何况还有辽东那个三百二十万两起跳的吞金兽。但就像太仓收入只是国家税收中的一部分那样。由太仓供给边镇的军饷,也只是边镇收入的一部分。

  实际上,边镇收入的构成非常复杂。除了太仓银,还有北京解运的粮食,北方省份解运的粮饷,边镇自己的屯垦收成。

  以及,基于盐的收入。

  

  基于盐的收入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通过开中法召商支边,二则盐课折银。

  所谓开中法,简单来讲就是解粮支边换取食盐。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复杂得不得了。先是户部授权边镇军官,允许他们接收商人的粮草,然后开出仓钞,仓钞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商人,另一份发给由户部管理的盐运司。这种仓钞并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金,也不能直接兑换成食盐。商人必须将之出示给盐运司核验,以换取盐引才有可能拿到食盐。

  而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仓钞或者盐引常常被超发。而在盐课折银之后,盐产量的下降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显现。反正朝廷只要求盐户交银子,至于银子是不是来自产出的盐,朝廷是不管的。

  尽管户部在理论上统管盐业,但实际上,大明朝从来没有一个主管盐业专卖的衙门或者官员,户部尚书只在名义上统管各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

  朝廷在各地的盐业管理机构,包括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等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和灵州、广东、四川、云南等八个盐课提举司,其中广东两个,云南四个。

  每个都转运盐使司都控制着一个主要的产区,每个盐课提举司则控制着一个略小的区域。这些管理机构通常并不跨越省界进行管理,唯一的例外是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其管辖范围包括浙江和南直隶一部分地区。

  万历三年,时任户部尚书王国光得到元辅张居正的支持,对盐业的管理进行了大明历史上首次改革。王国光要求各地盐衙门,将其下所有的账目提交给山东清吏司。而在此之前,各地盐务账目还归属本地对应的户部各司。

  不过这种程序上的改变,仅仅影响到账册管理。虽然山东清吏司从那时开始处理所有的文书工作,但山东清吏司郎中并没有成为户部尚书之下的盐务总管。名义上的盐务总管仍旧是户部尚书,而这么一个盐务总管根本管不到地方上的盐业提举衙门。地方上产了多少盐,户部不知道,能产多少盐,户部还是不知道。

  分散的管理,缺乏实权的领导部门,滋生了巨大的腐败空间。万历四十四年,李汝华派遣山东清吏司郎中袁世振,前往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清查当地盐业。袁世振回复说,每纲盐商中通常会有几个大的操纵者。他们通过游说当地官员,制定利于他们的规定,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相应的,当地官员也能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

  次年,李汝华将袁世振提拔为两淮盐法道按察使。令其在一定的范围内打击不法商贩,足征收盐课支边。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计岁入九十万两整。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计岁入十六万两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计岁入十四万两整。山东都转运盐使司,计岁入六万两整,共计收入白银一百二十六万两。”李汝华报告道。

  这四个都转运盐使司,由户部直辖,其盐课银由户部支配,户部也只给这几个司下达定额的征收命令。至于福建、河东的都转运盐使司,以及其他八个盐课提举司的盐课银收入,则直接解运给对应的军镇。

  由于这笔钱是直接调给兵部使用,而没有进入北京仓库的,所以李汝华索性补充道:“一百二十六万两,已经全部调拨兵部充作边饷银。再之后,就是户部管理的其他杂项收支了。”

  “杂项就不必说了。您先歇着吧。”王安看着那厚厚的一本册子,知道李汝华的所谓的杂项还不少。因为这些项目司礼监没有在这些庞杂的小项目上查出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干脆跳过:“崔兵部,到你了。”

  

  召开御前会议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国家的财政现状,皇帝甚至都没有立刻改革现行体制的想法。按理说,如果只是要了解财政现状,单召户部官员叙述即足矣。

  但实际上,其他五个部都在某些方面卷入了财政管理,都有各自的财政利益和并独属于自己的账本。单靠户部,是根本没法子全面了解国家的财政状况的。比如,吏部有开纳的收入,刑部有赃罚的收入,礼部有来自外国朝贡使团的赏赐收入和僧侣、道士的度牒纳银开纳。各部的收入,一部分用来维持本部门的运转,另一部分则按皇帝的要求进行调拨。也就是说,这些项目的收支,户部是不会也无权管理的。如果其他衙门不报给户部,那户部都不知道有多少流水。

  一般来说,户部很少就收支的问题,与吏、刑、礼等部发生矛盾。但是在以洪武制度为基础的明代体制之下,户部往往会与兵部及工部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冲突则多根因于历次的改革。

  比如,明初实行马户养马交马,就可以免除部分田赋的制度。因为御马监以外的马政,是由兵部下辖的太仆寺负责的。所以当马户马差的制度被废止,并改为田赋乃至折为银两的时候,这笔多出来的税粮或者税银,就不是户部而是兵部下辖的太仆寺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某些地区的正税收入竟是由兵部而非户部来征收的。

  “去年,太仆寺常盈库实收白银四十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两。已经全部消耗。”崔景荣汇报道。

  “什么叫全部消耗?”王安问道。

  “呃”崔景荣尴尬地愣了一会儿。“反正常盈库是没有银子的。我亲自去看了。至于怎么用的,我还真不好说。”

  “兵部尚书说不清兵部的收入银子往哪里流了?”王安面前的簿册上也没有载明太仆寺常盈库库银的流向。

  “我是去年才从山西回京师接掌部印的。兵部一堆窟窿,好多记录都找不到了。但里边儿至少有十万两是用来买马的。其他的应该都拨给边镇了吧。”崔景荣确实找不到相关的记录了。

  “好了好了。报预算吧。”朱常洛揉了自己的太阳穴,他有些乏了,繁杂的数字让他觉得有些乏了。

  “是。”崔景荣原本是打算像李汝华那样先报消耗再报预算的。但既然皇上让他直接报预算他也就先跳过了。

  崔景荣并不打算上报南方数省的军事预算,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账。南方的供给从来不由兵部或者户部管理,南方军队所有的开支都是由地方自行筹措的。朝廷的惯例,是允许各省督抚自行安排当地税收,甚至授权督抚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自行征税。一旦兵事消弭,督抚就要解散这些军队,以减少当地的开支。如果某地的供应不足,户部也不会从北京的仓库里调银子或是粮食去支援南方,而是会下令让临近的布政使司就近支援。

  “包括辽东,北部边镇共有在册军士八十六万七千九百四十六人。马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匹,其中甘肃镇有在册军士六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人,马八千五百七十六匹.”

  崔景荣报完各镇兵马的数量之后,停了一下。等确定无人问话,便又道:

  “根据各边镇上报的数字进行计算,今年预计消耗粮食三百一十二万石,折银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两。饲草二千二百三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二束,折银六十七万两。饲料一百七十六万石,折银六十二万两。及饷银九百二十一万九千六百两银。以银两计,边军预计消耗一千三百万又五千六百两。算上加派的辽饷和两次天恩开帑,去年的花销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一千三百万”朱常洛眼皮一跳,问道:“算上户部移交的太仓银,和盐课银,边军还缺多少?说总数,直接折银。”

  其实不必皇帝说,兵部也会自动将户部的太仓银视作即将拨给边军的军费。这个惯例从宁夏之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崔景荣翻页道:“回皇上的话。算上北方省份直接供给边镇的税银、粮食、草料,盐课的折银,边镇军屯,户部太仓银等,预计边镇能够收入九百一十二万四千余两。也就是说,边军还需要三百八十八万两银子。其中最大的缺口还是辽东。”

  王安的眉头拧了起来。“也就是说,把整个北方的供给和户部太仓的库银都算上。边军还缺小四百万两银子?”

  崔景荣不着痕迹地往御座的方向瞥了一眼,看见皇上的脸色有些难看,于是连忙补充道:

  “当然,这个数字是以辽东糜烂,仍需朝廷大力支持为前提进行计算的,如果辽东能够恢复生产,大概还能再少个二百六七十万。”辽东能不能恢复生产,恢复生产之后能弥补多少军需,崔景荣自己心里也没数。

  这时候,崔文升突然开口说道:“崔兵部,您这预算都是按着顶格儿来算的吧?据我所知,北方边镇除了辽东并没有哪个地方有大的战事。按照通行的惯例,边镇在承平时间通常不会足额发放军饷、军粮。您这一千三百万两足额扔出去,有多少会进地方军官的腰包,而他们又会给您老分多少呢?”

  “崔秉笔!您不要凭空臆测,污人清白!”崔景荣一愣,脸色旋即涨的通红。

  “呵!我可不是臆测。咱们先不说那笔不知去向常盈库银”崔文升过来之前是做了功课的。“据我所知。万历二十年,也就是镇压宁夏拜叛乱的那年。北方边镇报上来的总消耗也不过才九百万余两,这还是大战的时候。咱们再往前面倒,隆庆至万历初年,边镇的消耗顶破了天也不过才八百五十多万。去年用掉一千二百四十万两,真是不知道用在哪儿了。”

  “既然你这么会查账,那我建议你再仔细看看当时在册的边军到底有多少人。”崔景荣针锋相对地说道。

  “如果是那段时间,边镇在册的军士大概长期维持在五十五万到六十万之间。”徐光启不咸不淡的声音从文官队列的末尾飘来。

第247章 一团乱麻的兵部账

  “对!”崔文升立刻接住徐光启的茬。阴阳怪气地说着话,那语调像是被谁掐住了嗓子。“崔兵部方才提报了八十六万人粮饷呢!真的有八十六万吗,北方边镇要的了八十六万人吗?”

  “崔秉笔。照你这么说,司礼监的意思是要削减边军的规模咯?”崔景荣冷哼一声,又睨了王安一眼。见王安没有接话的意思,他便将矛头又转对回崔文升的脑袋上:“如果因为削减边军的数量引发鞑靼人南下劫掠,这个责任是由您来担,还是由边军来担?别到时候,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往我的脑袋上砸这么一钉耙!”

  崔文升不敢接这个话,于是只好说:“你这说得,就好像边镇真的那么固若金汤似的。”

  这时候,魏朝出来帮崔文升的腔。“要是真有那么固若金汤,那就不会每年都有鞑靼人南下劫掠的奏报递进北京了。”

  崔景荣的话崔文升接不上,魏朝说的也是事实。崔文升的态度就是不想再由宫里出钱填边镇的窟窿。但崔文升的态度能不能代表司礼监的一致意见,王安没说话,大家就不知道。大殿里的沉寂持续了好一会儿。方从哲微微侧仰,发现皇帝仍旧保持着斜坐的姿势倚靠在龙头扶手上。比起之前,他老人家甚至连眼睛都眯上了,要不是紧皱的眉头微微颤动,真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就在方从哲准备出声打圆场的时候。站在宦官队伍末端的曹化淳突然开口,打破了沉寂:“我有个问题想问崔兵部,不知道可不可以问?”

  “曹提督有什么话直说无妨。”方从哲将涌到喉咙口的稀泥又给咽了回去。

  “外廷送到宫里的账都是我主持查的.”曹化淳的左右扫视了一圈,最后将视线定格在崔景荣的身上。“.所以我只说账目的事情。”他将手放账本上,满脸公事公办的肃然。“我们通查了兵部、户部的本部账,以及边各镇总兵的账单,并调阅了边镇督抚、巡按去年一整年的奏报。此外,还有陕西、山西部分州县官的奏报。”

  “最后发现户部和兵部的账对不上,兵部和边镇的总兵报上来的账对不上。地方州县的支出和对应边镇的收入对不上。一言蔽之,边军的账上就没有能对得上的项目。我想请问崔兵部。边镇去年的耗用到底是多少,兵部查过吗?说得清楚吗?”

  “当然查过.”崔景荣竟然莫名地笑了。“但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

  崔景荣从万历十七年巡按甘肃开始就一直在边镇打转。边镇是个什么情况,崔景荣当然知道。非要硬查,那账目肯定是对不上的。

  曹化淳怔住了,他倒是没想到崔景荣竟然这么坦诚直白,连辩驳都没有。就在他语塞的时候。崔文升又跳了出来。“既然边镇和兵部的账目这么混杂紊乱。那兵部这一千三百万两银子的账就没依据,没道理!崔兵部,您究竟想从里边儿”

  方从哲开口截断了崔文升的话:“边镇有问题可以派官员去纠核。有事说事,没必要对人。”

  “崔文升,听方首辅的话。”王安招呼道。

  “是。”崔文升立刻听王安的招呼,收起自己的咄咄之态。“那么方首辅,我就有事说是了。既然兵部现在理不清楚自己的账,那就等理清楚搞明白了再上疏报账吧。”

  “不能因噎废食。”一直眯着眼睛沉思的朱常洛突然插了一句。

  “万岁此言极是!”崔文升立刻拱手行礼附和。礼毕之后,又把视线转回到崔景荣的身上:“但是,咱们总不能兵部报多少就给多少吧?方首辅,您说呢?”

  方从哲没有接崔文升的茬,反而是刑部尚书黄克瓒说话了:“可以一边查,一边给付嘛。皇上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能因噎废食。咱们开这个会不就是定预算的吗?而且一年十二个月,粮饷也不是一下子就消耗掉的。预算支出不等于实发,咱们先定个数,等到时候查实查清了,再根据情况追缴或是补发嘛。”

  别看黄克瓒现在是刑部尚书,可他在万历三十八年的时候,就在山东巡抚的任上加挂兵部尚书的衔了。

  “黄刑部,你倒是说得好听。哪年不是十二个月啊?可边镇的用度什么时候足过?”崔文升嘴角一勾,冷笑一声。“哼!真不知道你们拣选的那些巡抚、巡按都是干什么吃的,连个账都查不清楚。你们要是真查得准,崔兵部怎么还报不出实账来呢,崔兵部,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崔景荣无话可说,没法接话,索性不搭理崔文升了。

  这时,次辅叶向高警惕了起来。他觉得再这么说下去,崔文升就该扯到往边镇派遣监军太监了。于是高声说道:“臣以为,司礼监的考量是有道理的。”

  “次辅?”从进入文华殿以来一直就没有吐过半个字的刘一倏地转过头,震惊地看向叶向高。

  叶向高注意到了这个视线,却没有回看他,而是自顾自地说道:“土默特部的顺义王卜失兔,自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得到朝廷的册封以来一直对我大明极为恭顺。宣府镇、大同镇久无大战。最近,插汉部的虎墩兔憨亦遣使来朝。只要大明继续保持与卜失兔及虎墩兔憨的关系,就能保证宣大、蓟州等镇不会起大的战事。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考虑进去,边镇或许确实用不到八十六万人。”

  “.”朱常洛睨了崔文升一眼,接着又看向叶向高,一锤定音道:“辽东春季的军饷仍由宫里出,至于其他边镇的事情先放一放。之后另召御前会议商讨。王安,下一件事情。”

  “是。”王安大声应答,接着转头对工部尚书王佐说道:“王工部。说说你那边儿的事情吧。”

  “好的。”王佐点点头,接着打开了自己的总账本。

  

  如果说兵部只在马差折银这一项与户部“争利”,那么工部则直接在职能上与户部高度重合了。

  工部甚至在各地设立专门机构征收竹木税,并从渔业收入中抽取部分款项。此外,工部还负责从全国各地征集物资与资金。

  工部不仅要负责宫殿、陵寝、桥梁、城墙等重要设施的修建与修缮,军需装备与战船的制造,还要负责主持水利治理、屯垦管理以及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就是说,工部的“工”既包括了工程建造,也包括了工业制造。

  这些工作纷繁复杂而且花费巨大,但在大明创业伊始,朝廷却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资金用于支持上述工作。朝廷的做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征派劳役或是征集物资。

  对于无需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从普通民众中征发;而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则从匠户中征发。至于工程建造和工业制造所必需的材料,则在原产地设置相应的课派。所有这些都是征发或是课派,都像农税那样是无偿的。有时甚至还要自带工具。

  典型的例子就是治水。当为了治水而征发劳役时,被征发者不仅要准备劳动工具,而且还要从家乡带来一些用具,包括木棍、钉子和绳子,朝廷只负责提供粮食。这些物资的课派与劳役的征发有的是计划内的,有的则是临时派征。计划内的征派被分配到帝国的每一个府,再由各府分派给属下各县,被称之为役。

  在建国初期,赋、役分别征收,匠户与民户分开登记。差不多从正统年间开始,这些人口登记渐成具文,登记在册的劳动力大量逃亡。许多杂色税收,诸如对猎户与渔民的课派已经无法征收。大多数州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各种役摊入田亩,甚至于附加到正赋之中。这也就是桂萼发明,并由张居正全国的推广的一条鞭法的实践基础。

  改革当然是好的。但它的问题在于,这些鞭入田亩的收入也按照政策的惯性由工部而非户部接收。不同于兵部太仆寺常盈库的马差银。由工部节慎库接收的各类杂课折银的来源遍及全国,而且收入相当不少。这意味着工部在事实上成了一个能与户部展开竞争的财政部门。

  “去年,真定、保定、芜湖、沙市、清江浦、杭州、兰州、广宁.等十五个竹木抽分局,课得竹木抽分折银,共计二十八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万两。其中十二万三千两解运至工部节慎库。”王佐汇报道。

  工部的统计方法和户部稍有不同,工部只统计辖下司局在地方上征了多少银子,其中有多少运到了北京,至于这些役折银对应多少亩田,这些田每亩征多少粮食,工部并不统计,这是户部的活儿。因此,尽管工部的收支项也不少,但账本儿却要比户部薄得多。

  接着王佐又报告了匠银、芦课、渔课、矿税、四司料银等。以上几项都是常设的杂课,能为工部提供稳定的收入。其中四司料银岁征五十万两,是工部管理的最大常规进项。

  所谓四司是指都水、营缮、虞衡、屯田等四个清吏司。一开始,工部只要求开展相关工程或者工造的县,为支援他们的工部官员提供相应的物料支持,以作为开展这些工作的管理费用。不过嘉靖四十五年,工部尚书雷礼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支持,决定每年向广西、云南、贵州以外的各省直州县加派五十万两,作为四司官员外派时的行政费用。

  “.综合以上,去年工部节慎库总计收入八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两。其中,十二万两作为四司料银,三十一万两解付辽东用以加固城防。十六万三千二百一十九两,解付辽东及山海关,用以制造甲胄、兵器及火药。二十万两用以对定陵做最后的修缮。”王佐合上册子,最后道:

  “目前,节慎库存银二万六千五百三十六两。”

  实际上,节慎库存银本来是不该有存银的。因为最近这些年,节慎库每年都要向内承运库输送至少三十万两银子,用以修缮宫殿。但李汝华在朝会上,当众请求停修皇极殿并获允之后,内承运库竟然把这笔银子给退了回来。如果没有这笔退款,他就只能先把辽东的要求放到一边去了。比起挨熊廷弼的骂,他更不愿意因为忤逆皇帝的意志而丢官。

  “请继续。”司礼监没有责问工部的意思。

  这倒不是因为工部的账做得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有严重贪腐行为的工部官员,都被那些和他们有过往来的内廷宦官给供了出来。因为这些官员现在正在东厂提刑司里享受或者等待享提刑官的大刑伺候,所以司礼监也就没有浪费时间问责王佐的打算了。

  王佐翻开另一个记载着预算的本子,说道:“今年节慎库预计收入与去年的实际收入相同。”他倒也不整虚的,调都懒得调。“至于预计支出,臣以为,首先应该准备四十万两白银的预算,用以定穴庆陵,并开始营建。”

  王佐此言一出,文华殿内再次陷入莫名的沉寂。就连随时准备着跳出来跟文官们进行“近场肉搏”的崔文升也站直了。

  “什么庆陵?”朱常洛还在想边镇军饷和财政改革的事情,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先是望向王安,见王安正低头很专注地看着书案的账本,于是就转过身看向方从哲。可方从哲也眯着眼睛,仿佛老僧坐定。

  就在朱常洛准备叫王佐说明一下的时候,他那混沌的思绪中突然蹦出了一个相关的信息:庆陵乃大明光宗贞皇帝之陵。

  想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的表情突然就从凝重沉思变得无所谓了起来。“选址就不必了,把景皇帝那座尚未落成的寿陵拾掇拾掇,清理清理,该修缮的就修缮,该重建就重建。一切从简,别浪费银子。”

第248章 被砍掉八分之七的预算

  “寿陵”并非某一个陵区的正式称谓,而是对在世皇帝所建陵寝的通称。景泰七年二月,景皇帝的继后杭皇后逝世。上命太监曹吉祥、保定侯梁、工部右侍郎赵荣等人督营寿陵。六月,地下玄宫落成,杭皇后即安葬于此,而皇帝的主陵则继续营建。景泰八年,英宗复辟,废景泰帝号,改王。一个月后,被软禁的景皇帝病逝。

  当时,位于皇陵区的景泰寿陵尚未完工,景泰寿陵的明楼还未动工。而已建成的杭皇后明楼则与成祖长陵,仁宗献陵相类。天顺元年五月。襄王朱瞻为打消英宗的顾虑,上奏说,“圣德之可容,柰礼律之难恕,伏望夷其坟垣,毁其楼寝,则礼法昭明天下幸甚。”

  此时的英宗已经恨极了景皇帝,故而欣然应允之。上命时任工部尚书赵荣领长陵等三卫护陵官军五千人,拆毁杭氏所葬的寿陵,将杭氏“肃孝皇后”的谥号废去,并“迁主别室”。之后,又以亲王礼将景皇帝归葬于西郊金山的所谓“王墓”,并议谥戾王,称戾王,并令廷臣议景皇帝妃为景皇帝殉葬。

  英宗驾崩后,宪宗为景皇帝平反,去掉父皇为景皇帝拟定的戾王谥,并追谥其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并将王墓也被扩建为皇陵,加盖了享殿、神库、神厨、宰牲亭、内官房等皇陵所配之建筑,但仍以绿琉璃瓦覆盖之。直到嘉靖年间时,该墓葬的陵体被整体改建,绿琉璃瓦被换成了皇帝才能使用的黄琉璃瓦,至此,整座墓葬才算基本符合了皇帝陵寝的规制。

  但是这样一来,原本建于皇陵区的景皇帝寿陵也就因此而荒废了,变成了一座只有部分地下玄功的空坟。

  “皇上,这不妥!”王佐大惊失色。

  “有什么不妥的。那地方儿不是还空着吗?地方儿选好了,墓室也挖好了,不用白不用。”朱常洛不以为意。“这样一来,选址的花销全省了,建造地下玄宫的花销也能省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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