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王安的“同舟共济”，方从哲的心里稍稍有了一点底。
在往来寒暄之间，四监十二臣先后穿过了东华门、文华门，并通过长长的甬道来到文华殿前。一行人到时，已经有十六名宦官静静地在殿门口候着了。王安稍一挥手，他们立刻就小跑着过来，轻敏快捷而不失礼当地为诸位监阁部僚解下披风，并将之稍叠起来抱在手里。
仿佛一切早有预演。当排在末尾的礼部尚书徐光启，也被宦官伺候着褪下大红色的披风，文华殿的门便从里边儿被打开了。
监阁部僚雁行而入，来到大殿正央摆放的须弥座前，对龙椅上的皇帝行五拜三叩的大礼。
礼成后，王安、方从哲领头山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左右摆手，回道：“起来。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十二臣没花时间排次序找位置，因为须弥坐左右两侧的紫檀长案上，已经摆了刻着衙署和人名的木质三角拱形桌牌。这些桌牌的制式都是一样的。比如，方从哲就是，阁从哲，王安就是，司礼安，而徐光启则是，礼光启。
和当初九卿官员到内阁值房要求阁员们出面平息天怒的格局类似，文华殿也是左右面对布局。只不过相对的两方，从阁员与九卿，变成了文官与宦官。排序也从掌印、元辅居中，变成了左右首位近帝，而其他臣僚则一字排开，按皇帝排好的次序由近到远地往下拉。
司礼监还是王安、魏朝、崔文升、魏忠贤、刘若愚的格局，只不过在刘若愚之后，还多了司礼监的提督太监曹化淳。他和刘若愚是早就在殿内的，磕头行礼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站着，也跟着磕了。
文官那边儿，当然是方从哲领头，叶向高次之。但排在第三位的，既不是内阁自己默认的史继偕，也不是之前代行首辅职权的沈，而是东林党在内阁的头把交椅刘一。这样的安排，让刘一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雀跃与安全之感。
内阁之后，就是六部了，他们的位次也被调整过。排头的不再是吏部尚书周嘉谟，而是户部尚书李汝华，周嘉谟被排在了他的次席。之后跟下来，便是兵部、刑部、工部和礼部的堂官。
整个文华正殿除了摆在须弥座上的龙椅，只有三张椅子。它们分别属于王安、方从哲以及李汝华。
等到所有人在事先安排好的位置站定，王安率先开口了：“关门吧。”
听见这个吩咐，殿里所有的小宦官就都退出去了。
门当然是要关的，不然殿内的火炉根本兜不住初春的寒冷。可是以关门作为开场，属实有些潦草，很难不让人多想。
“开始议事之前，我先说个事。”还是王安那个四平八稳的声音：“这个会，今年头一次开，但不是最后一次。从今年起，每年的正月十五，都在文华殿召开财政会议，定为永制。每年的腊月二十一，到次年的正月十五，都是司礼监的财政审结期。
“司礼监和内阁将正月十一，也就是
王安的面前摆着一个简要的提纲，但说话的时候，一次都没有看，而是不断地左右扫视在场的文官们。
方从哲的惊讶是显见的，因为在时间安排的问题上，司礼监根本就没跟内阁打过招呼，但王安却处处提到内阁。方从哲不知道王安这是尊重他，还是摆他上台，所以只能无声淡笑。
王安说罢，皇帝开口了：“辛苦诸位。今年凡是参加了决算事务的官员，赏半个月的俸禄。赏赐宫里出。”
“听旨办差，是官员们的本职。圣上宵衣旰食，官员们又怎能因本职而有外赏呢。”方从哲转身拱手辞谢。
“方卿不必辞让。”皇帝显然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多费口舌的意思。“王安继续吧。”
“臣代诸臣工拜谢圣上天恩。”方从哲只得行礼接受。
王安等方从哲直起身才继续说道：“咱们还是由繁杂至简吧。先说户部。”
户部尚书李汝华闻言一怔，他没想到这个会一上来就点到自己的头上。他站起身，想清清嗓子，却剧烈地咳嗽了好几下。
这个年之后，他觉得自己越发力不从心了，好几天几乎下不来床，像是害了什么大毛病。好在刘院使给他做了两次针灸，开了几副药，又把他这口浊气给吊了上来。
从万历三十八年，前任户部尚书赵世卿不堪“楚宗案”的摧折自固于家闭门求去，李汝华以左侍郎代管部务开始，他已经在户部的头把交椅上坐满十年了。如果要李汝华总结这些年的日子，并允许他说脏话，那么李汝华好歹要来一句：户部的活儿，真他娘真不是人干的。
由于皇帝长期怠政，缺官不补。李汝华只能以一己之身管着整个户部的大政，到后来，他甚至不得不向下兼挑好几个清吏司的郎中。尽管他本人精通账务，但户部那凌乱而庞杂的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完的。
他不得不长期依靠那些世传于户部的胥吏。尽管李汝华知道，这些胥吏一定会趴在户部的账上吸血，但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如果不依靠他们，户部就会瘫痪。更别说，李汝华甚至连着好几年，同时掌着户部、吏部以及工部的印了。
大明的财政制度是典型的“中央指令，分散管理”。上缴的赋税，无论是本色还是折色，都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运输。因此户部的工作繁杂得难以想象。北京一个负责接收的仓库，很可能要同时面对若干个不同的解运者，而一个解运者很可能同时也要为很多部门服务。所以有时，李汝华也会觉得，让那些胥吏吸上几口也无所谓，就当是报酬了。
这样现状，加上纯中文的记账方式，每年都会造成极其大量的账簿积累。户部必须详细地审阅所有的账目，有时，北京中央的账册上甚至记着某个县因为某个细小的差事而造成的结余或者积欠。
比如这次，户部就给司礼监提供了好几大车的原始账册。就算到最后，李汝华自己手里总账合出来也是一个本子。在往下报的时候，李汝华甚至念到，南直隶某州某县，欠宫廷实物折银三十二两。而折出这笔银子的实物，是当地特产的蜂蜜。
皇帝有些听不下去了。但看着老头颤巍巍地拿着本子汇报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也不好打断。琐碎的汇报持续了差不多两刻钟。后来，皇帝发现，李汝华竟然是从后面往前面翻的。
“你为什么不正着翻？”朱常洛耐不住了。
“王掌印不是说由繁到简吗？”李汝华解释道：“在总账上就是杂科繁，正税简嘛。”
朱常洛望向王安，那眼神仿佛在问：你是这个意思吗？
王安的嘴角抽了两下，然后对李汝华说：“还是先说正科吧。”
李汝华一怔，微微低头，然后将账簿调转，开始说田赋统计的事情。可没想到，他一上来就给田赋正税的统计结果，定了一个悲观的调子。
“咳咳！”他剧烈地咳嗽了两声，并说道：“户部在簿册上，统计了地方的田亩及税粮总额，但臣不得不说，这些数字并不一定真切可靠。”
“为什么？”朱常洛问道。
“回皇上的话，田土数字都是地方官府一级一级报上来的。下面怎么报，户部就怎么记。户部从来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力对这些数字进行核查。我们最多也就是凭着巡抚、巡按递到北京来的奏折进行些微的调整。”李汝华说道。
实际上，大明的户部就是一个只有脑袋而没有身体的机构。无论是南京还是北京，终明一代，户部在各省都是没有任何分支机构的。虽然各级官府都有分管钱粮、刑名的吏役，但这些人首先对自己负责，然后才部分地对太爷负责。跟两京户部那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就算是那些挂着户部衔的巡抚、巡按，在外派的时候，也是直接对皇帝而非户部负责。户部用他们奏疏上的数字进行微调，都只能算是借用。
李汝华在很早以前就想过这个问题了。但这种从明初开始就一直沿传至今的缺漏，决不是他一个二品的户部尚书能补上的。
“好吧。”皇帝揉开眉间的褶皱，示意李汝华继续。
“万历四十八年，天下田土总计为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九亩。合。其中，北直隶地方为五千一百三十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五亩，南直隶地方为”这个数字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户部第三次因辽事向天下加派银两的基础会计依据。
户部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的三次加派，都是除开了贵州的。但这也不单是因为好心，其中最重要原因还是，贵州的田土数量和其他省直之间有着数量级上的差距。
“咳咳！”李汝华撕心裂肺地咳了几声，稍微调整之后准备接着念。但皇帝却止住了他，并说道。“嗓子都念冒烟了，给李卿弄杯水来润润嗓子。”
皇帝的命令没有指向，但排在宦官队列末尾的曹化淳却立刻有了反应。他很自觉地离开了自己位置，像个伺候人的小宦官那样，给李汝华弄了一杯温水过来。
在李汝华喝水的档口，皇帝又体恤地说道：“你坐着说话吧。不然椅子就没用了。”
“谢万岁。”李汝华没有辞决，直接坐了下来。这几声咳出来，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他甚至觉得喉咙里涌出了一股淡淡的腥甜。
“湖广有田土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一亩田。虽然不知道湖广是怎么造这个册子的。但臣敢肯定，这个数字绝对虚高了。去年加派辽饷的时候，户部也是按九千余万亩而非二万三千余万亩课派的。”即使减为九千万余亩，湖广的税田也是冠绝天下了。
“户部凭什么这么肯定呢？”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司礼监是注意到了的。王安本打算在李汝华汇报完毕之后再行提问。不过既然李汝华敢用“肯定”这个词，他也就直接开口打断了。
可这时候，站在李汝华身侧的吏部尚书周嘉谟却突然开口道：“这个事情，我清楚一点儿来由。能插话说两句吗？”
“可以。周卿说吧。”皇帝点点头。“也让李卿好好儿喘两口气。”
周嘉谟快八十了，但精神却异常的矍铄。“如果往前查账就会发现，湖广数字的骤跃是发生在万历六年。那一年，张文忠公正式主持了对全天下田亩的清丈。”
“万历六年颁布的诏令要求全国各府、各州、各县，在三年内完成对天下的田亩的清丈，并以此为考评和官员升迁的依据。六年末，登记在册的田亩数，就从原来的四万万余亩飙升至七万万余亩。其中涨幅最大的就是湖广，是原来的两倍半还多。”
王安将周嘉谟的回答简单记下，然后抬起头说道：“周吏部，您只是陈述了一个现象，并没回答司礼监刚才提出的问题。”说罢，王安转头看向李汝华，并道：
“司礼监顺着周吏部的意思问户部。司礼监可不可以理解成，户部在向湖广加派辽饷的时候，是以万历六年之前的田亩数为基础，而非以万历六年之后的田亩数为基础。或者说，户部在计算辽饷加派的时候，自动无视了张文忠公在万历六年至九年的成果，又倒退回了隆万改革之前？”
第245章 羸弱的中央财政
在皇帝为张居正平反，并提出全面改革国家弊政的背景下，王安的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如果皇帝有意挑起一场以户部为中心的政治风暴，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李汝华侧着眼看了周嘉谟一眼，接着转过头坦然地面对王安，并道：“王掌印，您说的没错，户部确实是直接无视了张文忠公的丈田成果。户部.”李汝华握住拳，并伸出大拇指朝向自己。“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本人。作此调整的依据，是隆庆五年的户部记录。”
隆庆五年，张居正还只是一个阁员而没有柄政。
王安回以微笑，算是对李汝华的坦诚表示赞许。而他问话的语气也还是像之前那般四平八稳，没有什么起伏：“李户部，您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虽然我不是万历丈田的亲历者，也不是湖广人，但周明”李汝华本是想以周嘉谟的字，也就是明卿，来称呼他的。但听王安一直在以衙门称，李汝华也就跟着改口了。“但周吏部说的事情我还是知道的，至少在账面上知道。不仅如此，户部还知道，万历丈田的结果并不完全准确。”
实际上，除了万历六年至九年，在册的田亩数发生过剧烈的变动。其他时间，无论是六年之前，还是九年之后，年与年之间，都只有细微的浮动。如果上面没有命令，或者晋升指标，地方官府基本是不会费力气去调查自己的治下究竟有多少田土的。他们只会让负责钱粮的胥吏在往年的数字上做低程度的加减法。
数字递到北京，户部没权查，也查不了。就算是江陵柄政那十年，中央也很难真正确定天下到底有多少田。地方官府只会按着簿册上记载，向在册的农户科派税粮。至于这个税层层调整之后，派到谁的头上，会不会逼得某一家无路可走，沦为流民乃至饿死，中央各级官吏多数时候是看不见的，就更不用说管的问题了。
“不准确什么意思？”王安问道。
“万历丈田时，各省的巡抚、巡按、藩台、臬台，无不以超额清丈为报功求晋之依凭，说是恢复洪武、永乐时期的地亩原额。但实际上，地方官府却通常追求溢额。于是层层加码，也不管那些几百年前的田土是不是因为旱涝天灾、兵燹人祸等事废良为荒。总之一概丈报。常常出现，册上有田而土荒无耕的事情。这样的奏报，无论是户部的案牍库，还是文渊阁都是有留档的，司礼监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查。”李汝华揉了揉自己的喉结，将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
“归根到底，这无非‘上有所好，下有所甚’。这很正常。我绝不是在以此抨击万历丈田，甚至说丈田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当然.”李汝华突然回过神来，直接从中间硬生生地砍断关于丈田的话题，将发言扭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户部之所以以隆庆五年的数字为基础进行调整，才向全国发出加派的指令。是因为这三笔辽饷，都是加派而不是正税。之前，国家又分别在西北、东北、西南，用了重兵，同时还有矿税太监在地方刮地皮。太仓年年超支，户部不得不找地方要银子补亏空。如果再按照万历丈田之后的数字，对南直隶等重赋地方进行加派，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逼反多少民，闹出多大的动乱。如果国家内部因为加派起火，那我李汝华恐怕就只有找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了。”
其实从客观来讲，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四十八年，前后三年每亩土地一共加征九银子，合五百二十万余万两并不算多。由李汝华领导的严重缺员的户部，在向两直十三省发布加派的命令之前，也尽可能地依照各省的现实状况进行划拨，以求在最大限度上做到均平。但在各地官仓库银告罄的情况下，这次三次加派还是给他个人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攻击。
朝臣骂他加赋之议不能力持，驯致万方虚耗，内外交讧。地方官员把民众的怨气全部算在他的头上。而辽东那头该死的蛮子熊，也不理解户部的难处，三天一小催，五天一大催地向他要钱，要不到就骂人，而且一次骂得比一次难听。
他曾一度想要学赵世卿，索性借着弹劾上表辞官，假使皇帝留中不发就自己跑路，这受鸟气还不讨好的户部尚书谁爱干谁干。但到最后，他还是顶着压力把事情办了下来。
想到此，他心底的一口淤火又涌了上来。喉管泛起一阵挠心的瘙痒，但李汝华却咬着牙齿，没有咳出来。他凝视王安，并问道：“司礼监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了。”王安越过中间的几人，向曹化淳使了个眼色。“您继续说吧。”
曹化淳会意，又给李汝华续了一杯水。
李汝华不知道自己的回答能不能让司礼监接受，但他已经不很在乎了，他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如实地告诉皇上。“再往下就是额定的税粮了。万历四十八年，天下额定税粮，为二千六九十四万八千一百五十二石。其中，南直隶为六百一十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四石，北直隶为五十九万七千四百二十一石.”
南北直隶额定的未折纳税粮，有着整一个数量级上的差距，但南直隶地方在册的土地，却不到北直隶地方的一倍。这也就是说，摊派到北直隶土地上的正税税率低到了一种极其惊人的地步。
北直隶的税率低，是因为京畿地方时常能得到蠲免。而获得蠲免的代价则是，北直隶各府、州、县的百姓，会经常被本地的官府乃至京师的衙署，征发去履行各种各样的差役。与此同时，北直隶地方的府、州、县，还要为过境的军队提供无偿的服务，也就是承担军事性质的供给。
比如，北上援辽的浙兵和川、黔地方的土兵，在开拔北上之前就驻扎在通州。通州将为这些骤然多出的人口提供口粮，直到他们离开为止。官仓的粮食不会凭空生出来，这个负担到最后还是会落在通州官府治下的百姓身上。这次若不是皇帝及时从内帑给了户部拨了一笔钱，让户部拿着去“犒军”，通州的官仓简直要被这些外地来的兵给吃空了。
一般来说，驻地官府在无法供给过境客军的时候，首先会给户部上本子求助，如果户部无法提供帮助，驻地官府就会转而给兵部上本子，请兵部把这些客军调到其他地方去吃饭。
但兵部通常也不会理会地方官府的请求。因为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府都不想让客军到自己的辖区来，这种事情对当地官府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最多在明年多申得一些蠲免作为补偿。兵部通常不会冒着再得罪一批人的风险，批准驻地官府的请求。
兵部要么变着法的搪塞驻地官府，要么向上疏皇帝，请皇帝裁决。只要请得到圣旨，那就没有争议了。如果驻地官府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帮助，那么被吃空了或者害怕被吃空驻地，就只能削减给军队的供给了。这样一来，军队要么将矛头指向驻地官府，要么各路客军抢夺有限的资源，爆发内讧或者械斗。
实际上。户部拿到银子之后，并没有把它们全部发给军队。而是将二十万两银子当中的五万两，划拨给通州官府，用以购买粮食供给军队，并补充空虚的官仓。剩下的十五万，户部才按各级军官的需求，分别折为粮食、布匹或者直接以银子的形式发放。当然，这样的做法，李汝华在分配之前就已经上疏说明，得到了内阁支持，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允准。
见皇帝和司礼监都没有出言问讯，李汝华便又道：“粮税折银。去年，户部收到北直隶缴纳税银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一两，太仓收入白银，共计四百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六两。”
“支出白银，共计六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一两。其中，官员俸禄及补发俸禄，总计为六十八万四千九百一十二两.”说罢，李汝华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亏空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这是万历十九年以来的第二十九个亏空年。”
李汝华之所以按照“先地、后粮、再银”的方式进行汇报。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官府，都是以土地的产出为基准，先核定一个征收比例，其基本原则是膏腴之地征高税，贫瘠之地征低税，制定计划之后再让手下的胥吏按照这个比例实征税赋。
在一条鞭法全面推行之后，全国各地上解中央的税粮中的八成，都改成了税银。而这个改，并不是按着机械固定的比率，进行全国统一的规定。中央给了各地官府相当大的自主权，允许各地官府，依据当地当年的银、粮比价，进行折算。
只有上缴给内承运库的四百万石粮食，是以每石二钱五分的固定折纳率，进行折兑的，这笔金花银的折纳比率相当低。因为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地区，银粮之间的折纳比率都在每石粮食五钱银子到七钱银子之间。而在北方，每石粮食的折银区间在八钱到一两银子，就算是正常。
综算下来，以税粮折纳之后的银两作为计算标准。国家每年向种地的农民征收的税银，大概为二千一百万两。而太仓收入的四百万到五百万，只是正税中上缴北京户部的部分。
所以，太仓常年亏空，其实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太仓空了，户部的解决办法，无非是停发京官儿那本就少得可怜的俸禄，要是这还不够，那就再想别的办法。通常的做法是，北京户部请旨，让地方官仓乃至南京官仓调银北上。如果北直隶不够，那就调北方四省，如果整个北方都不够，那就调南直隶，南直隶再不够，调南方。要是哪里都找不出来了，那就只能加派了。
那几年，万历皇帝以“国本三礼”“公主大婚”“藩王建府“重建乾清宫”“重建三大殿”等名义向户部伸手要钱的时候，太仓掏不出银子，就是用这种方法补齐的。
皇帝酒色财气，不知收敛，当然是国家陷于危难的重要原因。但首都中央的财政收入，常年维持在全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被一条鞭法计入土地的役银。役银是地方官府自行支配的，如果算上这些役折，那么首都的财政收入就只占全国收入的两成不到了。
报完去年的收入和支出，就该报预算了。
但事实上，北京户部能够报出来的预计收入，基本等于去年的总收入，而且这还是一个无法被核实的约数。
“今年太仓预计收入，折白银五百万两。”李汝华甚至报了一个整数。“司礼监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王安摆出请的手势。“您还是接着报预算吧。”
因为收入有限，所以由户部本部直接发放的银两是很少的。只有贵族勋戚的禄米，在京文武官员的俸禄，本应该发给军匠的米粮的折银。锦衣卫士兵的俸禄，五城兵马司辖下士兵的俸禄，制作兵丁服装的布匹、棉花等物的采购银，御马监所需的马匹的采购银，在京所有马匹草料等的折银，各部门吏员的俸禄等。
“.综合以上各项，今年户部本部预计支用白银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两。”这是北京户部最有把握，或者说最容易查实的开销。但户部能查，不意味户部会查、敢查。像锦衣卫的大爷若是要吃空饷，那户部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种事儿只有皇帝能管。
第246章 盐业的滥觞和边镇的军费
尽管京师税出近乎一百二十五万两，但由户部直接拨给某个衙门的银子，却不一定是那个衙门的全部收入。
还是拿锦衣卫举例。锦衣卫在万历四十八年，提报了十一万五千两银子，六万石粮食，以及一万匹布作为兵饷。但在发给锦衣卫的货币以及实物中，只有在京的五大千户所，走的是户部账。综算下来以银两计，大概只有六万八千两银子。
而京师之外的百户所，则是从临近的其他卫所，或是州县支取钱粮以供使用的。至于那些在锦衣卫册子上的军官们，便与其他的武官一样，通算在官员俸禄一项，而不在锦衣卫兵饷一项。
司礼监在对户部报上来的数字进行核算的时候，同时引用了西厂稽查局早期查账的成果。以单个衙门的总收入账，与户部及其他衙门报上来的零散支出账，进行了比对。最后得出的结果是，账面上存在大量无法完全对应的收支。但是，收支之间的偏离程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