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圣明！”方从哲的眼里仿佛闪着跃动的火焰。
“皇上圣明！”诸卿叩首道。
“坐下。”在朱由校也准备起身叩首的时候，朱常洛摆手止住他。接着，朱常洛对诸卿说：“都起来，接着议事。首辅，宫里的流节了，还有别的地方吗？”
方从哲起身回答：“整饬吏治，清理冗员。”
大明王朝不提供社会福利，唯一勉强能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政策，就是遇到天灾的时候，朝廷会拨发钱粮予以赈济。所以，“节流”二字，说来说去也就是裁撤冗员、欠发官俸、减少兵饷这几条。
但欠俸、减饷这种不正当的节流手段，一般只发生在皇帝极度昏聩，享乐无度的情况下。所以一般提起节流，就一定会有裁撤冗员这一条。
尽管与欠发官俸、减少兵饷，这种寅吃卯粮、自寻死路的做法相比，裁撤冗员显得既正当又堂皇，可其中仍有非常多的猫腻。最显见的问题，是由谁来主持裁员。
在吹风说要裁员的时候，舆论往往是支持的。其中首因自然是裁冗正当堂皇，跟着呐喊总没错。可一旦政策真的落地，选定了主持政策的官员，很多此前支持该政策的官员就会跳出来反对。
而这是因为裁冗的主持者，往往拥有判定谁是“冗”的权力。比如，骆思恭在清理锦衣卫的冗员时，就能让孙光先走，海镇涛留。而天启朝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在天启三年主持京察，开展大规模的饬吏、清冗时，就利用了手里的权力定点打击了一大批非东林党的官员。这导致剩下的乡党成员，直接倒向了正在崛起的魏忠贤，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组成了一个名为“阉党”的怪物。
但朱常洛认为，方从哲这时候应该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在之前的东林党案中，方从哲的第一反应是请求骆思恭收敛，不要扩大打击面。之后甚至上表请辞，主动承担责任。
更关键的是，方从哲虽是浙党领袖，祖籍德清，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北直隶大兴县人，他身上挂着锦衣卫的军籍，不是大户出身，在浙江也没有田。唯一的儿子方世鸿身上没有官职，也不想当继续当官，是一个纯粹的，脑子里只有打围子狎妓这种低级趣味的人。说得更直白一些，虽然方从哲不是什么清廉如水的人，该收受的常例孝敬一点儿也没落下，但这是内阁首辅这个位置给它的。浙党的党派利益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
果然，当朱常洛问出“谁来清，怎么整？”这个问题的时候，方从哲回答道：“臣以为，应当以张文忠拟制之《考成法》为准，并择选钦差办事官进行会考。对外廷之六部，五寺，各司，各院，各监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考察。裁汰冗员，节省开支。”
别看万历皇帝久不临朝，有缺不补，但这只是对中央枢机、地方衙门的主官以及科道言官来论的。他老人家三十多年不临朝的时候，科举和绝大多数不需要他老人亲自点头批准的恩荫和官授还是正常进行的。比如，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并在万历三十五年被授予了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会考？像法司会审那样？”朱常洛问道。
“臣就是这个意思。”方从哲肯定道。
“首辅点名吧。”朱常洛颔首。
“东阁大学士刘一、沈，吏部尚书周嘉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大理寺卿何宗彦。”方从哲在家里就酝酿好了这个名单，只要皇上下定决心整饬吏治，就算皇上这时候不问，他也会以内阁的名义上疏。
“还真均衡啊。”朱常洛点点头。东林党、浙党、“帝党”，就差没把王安塞进去了。“准了，但先压住。让北京安安稳稳地过个年吧。”
“遵旨。”方从哲拱手。
“节流的事情说完了。”朱常洛又颔首道：“再说说开源。户部为朝廷聚财。李卿，你署理户部近十年，有什么可以说道的情况吗？”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朱常洛对李汝华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李汝华拱手说：“臣初为官时，曾出阅甘肃边务，亦曾巡抚江西。臣观国财之窘，一在需索过多，征调过频，滥发民力。二在各级官吏欲壑难填。”
“地方各级衙门、各级官员，莫不以每岁夏税秋粮为利窟，千方百计地侵盗中饱。他们减贪的手段层出不穷，往往找各种理由一税多征，令庶民缴纳超额之粮，使朝廷之轻税变为重课。”
“钱粮收缴到手，他们又拖延起运。如果不派人核查催收，他们甚至敢于将之报为损耗，直接贪墨记在赋役黄册上的银粮。农民缴了粮，朝廷没收着，却养肥了经手的官僚、吏胥、衙役人等。此所谓民匮国穷而墨吏肥。”
“故臣以为。杜绝中饱，勿使惟正之供落入贪吏之囊橐，方能足国裕民。”李汝华建议道。
“唔。杜绝中饱，防止贪官污吏侵贪正供”朱常洛点点头。“小修小补，总比没有得好。说说怎么做吧。”
尽管被皇帝说的“小修小补”惊得一愣，但李汝华还是重咳两声，清嗓奏道：“征赋课税，无非收、运、解、纳，四个环节。”
“臣以为，应当敕行各省巡抚，各州巡按，令其严督所部。如果管粮官员索取常例，扣除余价，及滥发力役，乘机侵盗，当严缉重治。若巡抚、巡按等掌印官失于防嫌，与所属管粮官员蝇营狗苟、首鼠侵克之事，即一体参处，绝不姑息。”
“同时应当敕地方巡抚、巡按。令其亲自查验应输京库之钱粮，核验起解，不得滥恶，苟且充数。至于运输途中所征发的力役，则决不能让巨猾积棍混肆包揽。”
“至于交纳，应当委派司官一员，会同巡视科道，逐一拣查，果无滥恶，方与进入。如该库内外人等，有仍前妄行需索，鞭挞凌轿，迫苦解役，致损国课，则听科道言官据实参奏。严惩不贷！”
李汝华的奏议颇有些“首长负责制”和“全过程管理”的意思。因此，即使他的奏议还是在搞存量管理，朱常洛仍旧点头赞许：“准奏。下去之后，拟一个详细的方略递到内阁。年前完成。”
“臣遵旨。”李汝华拱手领旨。
“还有吗？”朱常洛的目光再次扫过众卿。最后定格在徐光启身上，但就在他即将示意徐光启出来奏请开埠天津、增加海贸的时候。刘一出乎意料地站了出来：“臣有本奏。”
“哦？”虽然有些意外，但朱常洛还是微笑着鼓励他：“刘卿有什么要说的，但说无妨。”
“臣以为，李户部之奏请，不过是治标而已。国用不足之顽本，实在于田失丁减。”刘一的这道奏请已经酝酿很久了。他原本还想再等等，但听皇上说李汝华的建议是“小修小补”时，刘一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臣阅览旧册故载。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共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至弘治十五年，天下之田仅存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两相之差，为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减少的田土甚至比存留的田土还多。”
“由洪武初至弘治末，不过一百四十年而已，天下可税之田减半。弘治末至隆庆末，又失赋田逾百万顷。臣查览近年黄册，发现田土之记载，唯有隆庆六年至万历九年间有所回升，但仍去洪武初年远甚。方今，天下有多少田土，已不可实考。”
刘一深深一揖，长叹一口气，然后又接着说：
“再说人丁。臣是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人，就以南昌县论。洪武初年，南昌有成丁男子二十一万二千二百丁。到嘉靖年间，只剩下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丁。而近年，又减为十万八千八百有零。大明立国二百五十年，人丁不增反减。”
“而且田失丁减，册赋不变。就每年夏秋正税来论，洪武初，两季正税合计共二千七百万石。去年，正税合计共二千九百五十万石，且不论其中有多少陈滥，有多少虚报。就表象来论，册上的正税是有增而无减。”
“也就是说，负担缴纳赋税的田亩虽然锐减，但适才李户部所言之‘惟正之供’的皇粮国税却没有也不能少交；应调服役的人丁，虽然半数已逃移隐匿，但朝廷和各级官府催征的徭役数量却翻番日增。所谓征敛无度，赋役繁苛，不仅是各级官吏‘视夏税秋粮为利窟’，更是赋不均、役不平。”
皇帝的眼睛里闪烁出惊异的神采。
“我大明以农为本。而农者，不过地、丁二字。地匿丁逃，国粮不减，苛捐杂税，侵盗中饱。国家积弊二百五十年矣，焦澹园尝言，‘天下多事，为患在民，民不聊生，易于为乱’，纵使北镇夷狄，亦难复天命！”刘一把皇帝给会议定的调子，和方从哲之前的谏言也一并搂了出来。
“故臣请丈田、清丁，均平赋役！”说罢，刘一长长地出了大口。也让整个弘德殿陷入了恐怖的沉寂。
在场的高官都被他的谏言给镇住了，但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大明真正的弊患，不是北边建奴，不是东南的海寇，而是江北、山东、河南等地那些久迫饥寒，行将揭竿而起黔首。朝廷没有钱，不单是因为内外两廷的浪费和税收的过程有问题，而是大明的税基垮了。
大家都知道“富者多享无税之田，贫者空输无田之税”的事实，但大家更知道，“使富者税田，使贫者无输”这条路有多么的难走。
嘉靖年间，张璁走了这条路；隆庆年间，高拱走了这条路；万历十年，张居正更是将这条路走到了死。但他们都没走完，而且搞得自己一身腥臊，乃至身败名裂。
所以，在刘一说完这番话的时候，众卿的脑子里不约而同地跳出了同一个问题：刘阁老，您真的敢走这条路吗？
第191章 闭月开天
沉寂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回皇帝的身上。他们等待的目光里有期待，有惶恐，但更多是忧虑。
朱常洛斜下瞥去，正对上少年皇子热切的眼神。朱常洛无声一笑，问道：“诸卿以为，刘卿所谏，然否？”
他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停留了一会儿。但一直没有人说话。
最后，内阁次辅叶向高站了出来。“臣以为，刘阁老所言极是。大明之弊、朝廷之患，实在民伤。”可说完这句，他立刻调转话锋道：“但就像方首辅先前所说的那样，事要一件一件的做。清田丈地、厘清人丁、均平赋役，这些都是一动而天下骚的大事情，不应草决而率行。”
“嗯。说得有理，那就先这样吧，朕知道了。”虽然朱常洛被刘一狠狠地惊艳了一把，但他认为，现在还没到搞全国性丈田清丁的时候。虽然可以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性质的丈田，但朝廷的精力有限，他还有别的事情想做。“还有其他的奏议吗？”
“臣”刘一还想说话。但被皇上给制止了。“好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刘卿先退回去吧。”
刘一只感觉有一股淤气塞在自己的胸口，但皇上不点头，说什么都没用。最后，他只能叩首回答：“是。”
“臣有本奏。”徐光启浅浅地睨了刘一一眼。等到刘一退回原位后，他才出来奏事。
“说吧。”朱常洛点点头。
“臣以为，无论是方首辅所谏之裁冗，还是李户部所谏之督税，抑或是刘阁老所言之均平，都是在我大明国内想法子开源或是节流。”徐光启先对此前三人的谏言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与评价，然后说：“但臣觉得，可以将目光投向大明以外的地方，通过与海外诸国洋商进行官、私海贸，获得商利以及关税，用以补充国用。”
“徐礼部，你这是老调重弹。”徐光启的话刚说完，李汝华就跳出来反对了。“隆庆元年，庄皇帝就已经下旨开关了，可国用也没怎么增加。”
整个明代，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明初，只有“朝贡”这一种贸易方式，所谓“海外诸国入贡之时，方许朝贡使团进行商品买卖。”
洪武和永乐时期，为了显示对外藩小国的慷慨，以展现天朝上国的威仪，朝廷的政策往往基于“怀柔远仁”“薄来厚往”这样的原则。也就是不抽分、不征税，还给大量的回馈。
比如，洪武二年规定，“朝贡使臣附带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也就是说，朝廷拥有购买朝贡使团六成商品的权利。但这个所谓的“购买”实际上就是“赏赐”，因为朝廷往往会以商品价格五到六倍之多财货回馈给使团。还会给使臣本人以丰厚馈赠和高规格的招待。
靖难后，尽管成祖施行了“谴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积极的对外政策。但在海贸方面仍然沿袭了不征税的做法。甚至说“今夷人慕远而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辱大体多矣”。
只许朝贡不许私贸的情况，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海禁才有所放松，但也仅此而已。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嘉靖皇帝仙逝之后。隆庆元年，在福建巡抚谭纶的积极倡导下，舆论普遍认可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了避免东南地方再生倭乱，穆宗庄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并开放福建漳州府之月港以通商。
不过，这个口子开出来之后，大明官方得到的收益却非常少，而且北京中枢是根本没有获利的。
月港开港当年，征银六千两，留充福建军饷。万历二十二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廷关闭月港。直到万历四十三年，月港才被重新开放，并计划每年征收二万七千余两白银，仍充福建军饷，北京半个铜板都收不着。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隆庆元年的六千两，还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二万七千两，都和白银大规模入华的现实是完全脱钩的。隆庆开关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以亿两计，真要俱实征税，绝不止这个数。
尽管徐光启不知道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可即便只从表象切入，也还是很有说服力了：“臣与海外洋儒有交，洋儒对臣说，澳门及福建海面上千料大船，络绎不绝，近海小舟，更是不可胜计。故臣敢断言，国用之不增，不在于海贸无利，而在于海贸之利都让沿海的富商巨贾，以及从海澄县衙到福建藩司的贪官墨吏给攫取了。”
“说说具体的建议吧。”朱常洛颔首。
“臣以为，应当闭月开天。”徐光启解释道：“也就是关闭福建海澄的月港，并开放天津作为新港。”
“以天津卫辖之？”朱常洛问道。
“臣以为，不然。天津三卫腐朽不堪，应当裁撤三卫，并设立由朝廷直辖的天津府。并派遣能员干吏以督之。”徐光启回答道。
“你疯了不成！？”李汝华又跳出来反驳道：“天津可是京畿重地，在这个地方撤卫设府，开港通商，你是想在京师重现东南倭乱吗？”
“如果武备废弛，军士惧战，纵使天津有卫又能如何？”徐光启像是有准备似的立刻反驳道：“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由古北口进攻北京，纵兵四掠，残掠人畜二百万，三卫可曾勤王？可敢一战？”回敬完李汝华之后，徐光启又对皇帝道：
“圣上。臣以为，三卫早已废弛，不堪一用，军士名为卫军，实为军官之佃农，没有丝毫战力可言，不如尽早裁撤，另募新军，以专司京津两地之间的防务。而新军之供，不由军屯而是由朝廷由兵部统一拨发。至于海上防务，其一，在天津多设炮台以拱卫海港。其二，则征募水师分屯于登州与旅顺，并在两地之间的岛屿上设置炮台。”
“如此，陆海皆防，渤海可无虞矣。”徐光启最后道。
朱常洛点点头，然后看向李汝华，唤道：“李卿。”
“臣在。”李汝华拱手。
“徐卿说服你了吗？”朱常洛问。
“说服了。”李汝华回答说。
“其他人还有疑问吗？”朱常洛的目光扫过众卿，最后在刑部尚书黄克瓒的身上驻下。黄克瓒是福建泉州府人，有可能与当地的利益集团有某种关系。尽管朱常洛对黄克瓒的印象不错，但他只要敢于跳出来反对，说什么“与民争利”之类的鬼话。朱常洛也不吝于换一个刑部尚书。
不过黄克瓒和其他人一样，都静静地立在那儿没有说话。
“那就这样吧。撤卫设府建港的事情，徐卿写一个详细的条陈，送到通政使司去。”朱常洛收回视线。
“臣遵旨。”徐光启拱手道。但其实，他的奏疏早就已经写完了。
“征税的事情，就由户部和司礼监商量着定个章程。”朱常洛继续下令。
“户部衙门领旨。”李汝华领旨。
“司礼监领旨。”王安看了看李汝华和徐光启，心道：这两个人又唱同台戏了。
“需要设立哪些衙门，这些衙门有哪些品级的什么官缺。吏部会同各部拟定一个章程。”朱常洛对周嘉谟下令。
“吏部衙门领旨。”周嘉谟领旨道。
“筹建陆师和水师的事情，兵部拟一个章程，并把预算做出来送到户部和司礼监去。”朱常洛对崔景荣说道。
“兵部衙门领旨。”崔景荣在这儿杵了半天，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天津港以及各处炮台的选址，还有天津港城的城市规划，工部可以开始做了。必须在春闱开始之前完成。”朱常洛又对王佐下令。
“工部衙门领旨。”王佐猜测：徐光启一定就这个事情和皇上商量过。
王佐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卫帅。”朱常洛对骆思恭的态度明显好了不少，至少没有在称呼其他人为“某卿”的同时直呼他的姓名。
“臣在。”骆思恭甚至有些受宠若惊。
“派你的人进驻天津三卫，彻查各级军官。有罪者，立刻锁拿进京。”下令后，朱常洛又问道：“不耽误你手里的事儿吧？”
“回皇上的话，不耽误。”骆思恭抱拳道。
“好。就这样，诸卿跪安吧。”天津设港的风已经吹完了，朱常洛决定散会。
“臣等告退。”
诸卿跪叩离开后。朱由校站起来走到父皇面前，拱手作揖。
“有疑问？”朱常洛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有话要说。
“是，儿臣有一事不解，求父皇解惑。”朱由校点头道。
“是刘一的谏言？”朱常洛反问。
朱由校一怔：“父皇圣明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