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35了，能跳出来演一些复杂的人物了，可惜也找不到愿意怼着我的脸一拍一天的摄影机了。
好不容易遇到这家伙”，段一宁指了指陈一鸣，“结果还不愿意给我个正脸。”
老段的粉丝被说中了心事，立刻朝着陈一鸣转火，“陈导，电影里参谋牺牲的段落，为什么不拍段老师的正脸呢，我一直期待着镜头能甩过来。”
翻译小哥难得可以休息一会儿，因此也没有控场，于是两拨人就这么隔着台阶聊了起来。
说起来那场戏还真挺对不住老段的，因为最初的设计，以及随后的排练，都是一场双人戏，中线对分各擅胜场。
而且之前的版本，老段的台词更加曲折丰富，并不是像成片中那样，一句话说完光速下线。
陈一鸣怎么可能被这种质问难住，当即说道，“就像小说作者无法掌控书中人物的命运一样，电影里的人物也有他们各自的选择。”
段一宁毫不犹豫地插话拆台，“我可没想那么选，别甩锅给我。”
“吁！”几十位听得懂华语的观众马上就嘘了出来，剩下听不懂华语的观众一看有热闹也果断跟进，一时间放映厅里嘘声震天。
陈一鸣面不改色，等声音停歇才再次举起话筒，“我的意思是，镜头也有它自己的想法，而我对其表示尊重。”
“吁！”又是一阵嘘声，当即就有观众喊起了保罗的名字，其实是提醒他某人的恶劣甩锅行为。
可惜保罗根本没听懂刚才台上台下在说啥，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进入了表演状态，笑呵呵地挥手不止，一边挥还一边“YEAH、YEAH”地点头答应着。
简短的相声剧到此为止，小闹一下没关系，自己人当着外人长时间自嗨，就显得不友好了。
结束了与观众的互动，意味着陈一鸣的行程已经过半，又可以轻松几天了。
当天晚上，《每日银幕》正式发布了媒体评审团的第一期场刊评分，《1951》以3.0分暂时排在并列第3位。
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共入围20部电影，其中一半已经正式亮相。
受邀的媒体评委共12家，除了戛纳场刊自己之外，还有来自坚果、高卢、不列颠、斯威典、河南、金字塔国、泰兰等国的11家媒体记者。
目前暂居第一位的电影是土鸡的剧情片《燃烧的树叶》，高达3.4分，在历届戛纳电影节场刊评分中也能排第二。
排第二的是德意志的正治讽刺电影《新手》，场刊评分3.1。
《1951》与坚果影片《十四个月》、不列颠电影《利益攸关》同为3.0分，并列第三。
媒体评委对《1951》的评价，以《好莱坞报道》的专栏作家波拉克-杰克逊的影评最具代表性。
波拉克列举了《1951》做出的三大创新，并予以高度评价，他甚至认为《1951》进一步扩展了世界影史的外延。
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独一无二的“移动式一镜到底”，或者说“移动式长镜头”。
虽然也有评委认为，《1951》是由长镜头拼接而成的电影，只不过拼接得更加隐蔽，但论其实质，终究不同于《夺魂索》这种彻底一镜到底的开山之作。
波拉克对此种观点极力反驳，在他看来，电影论其本质就是视觉欺骗的艺术，评价电影的出发点，始终应该是电影本身，而没必要及于其幕后制作。
幕后的工作当然有其意义，但那属于技术探讨的层面，而不是影片鉴赏的范畴。
从这个角度来讲，《1951》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它第一次尝试把三一律的戏剧原则跳出时间运用于空间。
如果把约束条件限定得更为严格一些，《1951》已经做到了它可以做到的极致，即引导观众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整且不停顿地游历限定的空间。
这是一个拓展电影可能性边界的有益尝试，试验的结果也并非简陋粗劣，而是具有相当观赏性和思想性的佳作。
任何一名电影人，都应该对试验的设计者陈一鸣导演表达善意与鼓励。
如果说第二个创新是世界性的，那么第二个创新就是民族性的，波拉克称之为“东方哲学范式下的留白艺术。”
波拉克提醒影评人注意，《1951》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物，其命运都处于“薛定谔的状态”，也就是结果如何不取决于剧本和表演，而是观众本人在观影时的心理。
主角一路上偶遇的友军士兵，有哪一个是确定死亡的吗？
似乎有一个，就是侦察小组里被敌人观察手击中的士兵。
他真的死了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如果有善良的观众认定其只是受伤昏迷，也并不是完全说不通。
以往的战争电影，特别是反映火线交战的电影，往往会倾向于采用大量直接性的爆炸、血浆、脏污来凸显反战立场、引导人物弧光。
《1951》显然也是同样的路径，但是在具体实现上，他使用了留白的技法，通过回避殉道者的死亡，放大被感召者的情绪，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如果这是一部正常拍摄的蒙太奇电影，可能留白的技法反而会适得其反，但正因为“一镜到底”的限制，让这种东方式的留白最大化地发挥了其积极作用。
这同样是一种有益且有趣的技法探讨，至少我现在就对“留白”有着浓厚的兴趣。
第144章 缺陷 宽慰
波拉克在影评中提到的第三个创新，则是对已经没落的战地公路题材的复兴与开拓。
众所周知，战地公路片已经绝迹影坛很久了，上一部引发反响的电影，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列颠导演理查德-克雷莫尔的《遇见伍德沃德》。
自那以后，还能挑出哪怕一部制作上乘、讨论度比较高的战地公路片吗？
没有！一部也没有！
我想《1951》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类型缺失的根源，因为在《1951》之前，摄影机无法满足主视角拍摄的进化要求。
而《1951》出现之后，战争片有了另外一种拍摄方式。
不止是战地公路类型的复兴，还有战争片与其他边缘题材的交叉与融合。
拿《1951》来说，两位主角与掉队士兵的丛林潜行戏，显然大量融入了悬疑元素。
其实这在以往的战争电影中并不少见，“转角遇到爱”不止恐怖片喜欢用，战争片也很喜欢，而且这很契合战场的固有特性。
但是旧技术的局限，导致这种悬疑感只能浅尝辄止，无法深入挖掘。
此外，战争片与青春片同样存在天然的交叉，但以往在这一领域的挖掘同样缺失。
如果把《1951》的剧情做一下简化和替换，火线改为学校，绵延的炮击改为恶劣的家校环境，道中的友军改为同班的同学，逻辑上同样成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一鸣导演对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最大贡献，大概是与他同行的两位摄影师。
我很期待《1951》中使用的开创性摄影技法，可以以戛纳为起点推广普及开来，应用到更多的电影之中。
当然，如果波拉克真的认为《1951》完美无缺的话，他也不会在场刊上只打出3分了。
他同时认为，这部电影有着两个巨大的缺陷，拉低了整部电影在他心目中的综合评价。
第一个缺陷，在于《1951》试图从一个正治性的视角出发，讲述一个普世的成长故事，但是这两者存在天然的错位，不是靠耍弄导演手法可以掩盖或隐藏的。
虽然导演刻意回避了对敌人具象的刻画，而代之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强大武器，但是片中角色除了成长期的主角，其他士兵形象都有着完美人设的弊病。
这恰恰说明导演和编剧的基本立场，是正治性的，而非普世的。
第二个缺陷，则是《1951》为了追求商业化的效益，片面地强调可看性，添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视觉奇观。
“戛纳和我本人并不排斥商业电影，我只是有些惋惜，同一个段落，理应存在更富寓意的呈现方式。
陈一鸣导演已经告诉我们，他完全做得到，只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愿意而已。”
波拉克的长篇评论，最初刊载于《每日银幕》8月14日那一期，隔天《好莱坞报道》予以全文转载。
申菲随后主导了一波扩散，国内在周一安排了一轮新闻群发，算是给《1951》定下了媒体传播的基调。
其实在戛纳，波拉克所说的“三个创新”并没有多高的影响力。
每年电影节期间，短短10天之内要首映多达五六十部电影，从来不会缺少吸引眼球的创意之作。
特别是战争片本就属于电影节的小众题材，关注度和话题性先天不足，如果《1951》没有一镜到底的噱头，很可能场刊出个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申菲知道场刊分只列第三的时候，百忙之中还专门抽出时间来宽慰陈一鸣，生怕他泄气。
“一鸣，戛纳的媒体评分只是个发新闻的由头，连风向标的意义都欠奉，你不用把它放在心上。
历数各届戛纳电影节，媒体、影评人和评审团，从来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场刊最高分电影拿到金棕榈的次数，只有5次，其中还有2次并列。
反之，场刊分在3分以下的所谓中庸之作，笑到最后的次数超过30次。
由此可见，评审团从来都不把场刊分当回事，甚至有一种专门跟媒体打分反着来，以彰显个人品味的趋势。”
陈一鸣对申大姐的关心还是很感激的，不过他也不好说自己同样没把场刊分当回事，那样显得他过于自大了。
索性他就以请教的口吻，转移了一下话题。
“申姐，这么说来，闭幕式上的各大奖项，完全由评审团那9个评委一言而决喽？
具体怎么决？一人一票投票吗？”
陈一鸣的这个问题可谓投其所好，申菲一下子被问到了痒处，靠在沙发上开始侃侃而谈。
“这就不能一概而论啦，各届有各届的潜规则，不是内行人肯定摸不着门道，而真正的内行人，谁拿谁不拿，其实闭幕式还没开就八九不离十了。”
马云腾十分配合地扮演捧哏二号的角色，“申姐肯定是内行人，你说说，《1951》有希望拿金棕榈不？”
申菲脸上挂起神秘的微笑，拿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然后标了3个名字。
“呐，姐姐我今天倾囊相授，给你们讲一讲国外电影节该怎么玩儿。
其实只要是精英评审团的评选方式，内部运行逻辑就大同小异，一法通万法通。
戛纳算是各大影展中吃相比较文雅的，不像蒙特利尔那么简单粗暴。
这是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2004年以前，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可以左右50%的奖项归属。
如果在选片阶段，的电影被雅各布主席点名参赛，那么恭喜你，至少一个银棕榈到手了。”
大壮指着另外一个圈问道，“申姐，这个标着亨利的，应该就是那位艺术总监吧？”
申菲点了点头，“没错，2005年蒂埃里-亨利逆袭上位，从此以后对外代表戛纳电影节的，就是老亨利了。
不过雅各布依然保留着主席职位，而且多年经营树大根深，支持者和同情者相当多，总监大人并没有雅各布在位时那么大的权利。
因此亨利大幅提升了评审团主席的裁量权，欧洲的电影精英显然不会拒绝这根橄榄枝，由此亨利从执棋者转变为仲裁者，渐渐坐稳了戛纳电影节话事人的位子。”
这下子两兄弟都明白，最后一个圈代表的，自然就是本届评审团主席托尼-塔伦蒂诺了。
申菲在那个圆圈旁边画出三条横线，进一步解说道，“戛纳评审团主席自带声望BUFF，受邀的影人肯定不会少，因此雅各布和亨利的地位毋庸置疑。
但是，西方的传统就是选举选举选上就举，评审团主席一经公布，雅各布和亨利就靠边站了，反正这个主席就是一锤子买卖，没人会指望连任。
既然是一锤子买卖，那当然是怎么放飞怎么来，不任性一下，都对不起自己的艺术家灵魂。
雅各布和亨利也不想艺术家玩儿得太嗨把电影节的名声搞砸了，所以会在普通评委的人选上进行牵制，给当届的评审团主席踩一踩刹车。
至于效果如何，那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比如去年是高卢演员萨拉-普鲁斯特做主席，好家伙直接就是一个女暴君，金棕榈由其一言而决，票数多少都是浮云，女人耍起赖皮来没人顶得住，更何况还是个女影后。
当届评审团里有德高望重的高卢导演彭扎特，估计就是亨利找来约束萨拉的，然并卵，根本按不住。”
陈一鸣哈哈大笑，“所以今年换了个男主席，对吗？”
申菲也笑了，“差不多吧，其实换汤不换药，搞艺术的就没有省油的灯，既然你给了人家那个权力，就得承受让渡权利的代价。
我划这三条线的意思，就是8个普通评委名义上彼此平等各有1票，但实际上的话语权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一档的当然是那两个好莱坞大咖，导演罗贝托是托尼的亚平宁老乡，显然关系不会差，说话也有分量。
另外一个是坚果女演员安妮特-盖博，3届奥斯卡影帝老盖博的女儿，同样属于好莱坞的权利者，托尼再傲也会卖她个面子。
至于另外两个坚果评委，一个制片人，一个影评人，名不见经传，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档的就是两个老欧洲，一个高卢导演，一个斯威典作家，他们对金棕榈的影响力恐怕不会很大，但几个银奖肯定说得上话。
第三档的就是许可和那个棒国导演，不是我说话难听，他俩就是来凑数的，全程跟着举手的待遇。”
陈一鸣想了想问道，“申姐，照你的意思，《1951》能不能拿奖，全看托尼一个人的想法呗？”
申菲先点头后摇头，“不能这么说，要看托尼有多大的意愿，为某一部电影争取金棕榈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