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变化都不算太大。由于分开日久又加心里有顾虑，特别是怕周围安装有窃听器，因此虽然彼此相见，但是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邱会作比较积极，几次拉我一起打扑克。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身陷囹圄就算了吧。
王洪文是个小青年，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深浅，只会跟着江青和张春桥乱跑。但是他的福气好，混了这么高的职位。他也来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在空军的问题上搞了我不少的材料，有很多不实之词，很对不起我。我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了。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看得出来，他的确是比较后悔。当时正值夏天，我们的牢房里蚊子比较多，王洪文年轻，每天傍晚就到我的牢房里来帮我打蚊子。他个子高，站在我的铺板上，能用拖把帮助我打房顶上的蚊子，算是来补偿他自己的过失吧。想想也是，他以前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怪可怜的。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并不能完全怪他。
在那一段时间里，时寒时暖的。王洪文身体不大好，经常头痛，有时候甚至痛得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他们在他的房间里铺上了一块地毯。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四个人玩过几次扑克。一开始我和江腾蛟算是一家，邱会作和王洪文算是一家。后来江腾蛟怕出错牌时我骂他，不敢同我一家，就换成了邱会作同我一家。有时，我们几个一起聊一聊天，但是大多数的日子是整日里个人自己看报纸、杂志、听广播，有时也在走廊上散散步。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先找邱会作，继而找江腾蛟，最后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去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你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总算是有出狱这一天了，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至于改一个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吴澄清。是我原来叫过的名字，只不过是把“臣”字改为了“澄”字。我改的名字，他们同意了。但是究竟哪一天才能出去，还不知道。这样，我更加度日如年。
八月五日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来看我，陈绥垢也一起来。我听了以后，不禁欣喜若狂。十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十年里，她肯定也遭了罪了。
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来叫我出去。走过层层铁门，到了接见的房间，看到陈绥圻带着采芹、新潮、仲秋、平原、京秋、巴璀和梦璀，已经在那里等我。一眼看去，陈绥圻已经老了许多，脸显得消瘦，头上也添了不少的白发，像是刚刚从农村回来的样子。我心里难受，眼泪欲出，但是又极力忍住了。他们又带来不少吃的东西，让我边吃边谈。我问陈绥圻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她告诉我，是前一天下午刚刚回来的。她说，她是七月二十日离开绍兴的农场回到上海的，原想在上海孩子们的舅舅那里住几天，但是得知八月五日下午要来秦城监狱探视，就特地在四号这一天赶回北京，想一起来看一看。话刚刚说到这里，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来找陈绥圻，说是秦城监狱的王主任要和她说点事情。
陈绥圻出去以后，我和孩子们一起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不久，陈绥圻回来了。她告诉我，王主任叫她去商量了一下保外就医的一些事情，有些具体问题，回家以后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她说，等几天再来看我。
很快，探监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催我回去。十年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又没有办法。
回到牢房不久，邱会作和江腾蛟都来告诉我，说胡敏（邱会作的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的夫人）都来过了，都在作接他们出去的准备。邱会作准备安排在西安，江腾蛟准备安排在太原。
在这之前，王洪文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实际上，这次保外就医，只是把我们几个放出去，而对“四人帮”是不放他们出去的。把王洪文送到医院，说是为他治疗，恐怕是为了防止他的精神受到刺激，出问题。
过了三、四天，陈绥圻和金平原两人又来了。他们先见到王主任，提出了她和孩子们商量后的三点意见：第一、由我的女儿京秋，跟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一起到济南去看房子；第二、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胡耀邦总书记曾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也表示要尽快对她的问题作出结论，这样陈绥圻在北京等一等空军的结论，先由我女儿巴璀陪我到济南住一个月；第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带出来，由我女婿金平原到绍兴农场去，把她的行李运到济南。对这三个问题，王主任都表示了同意。之后，陈绥圻要求再见一见我，王主任也同意了。
当我第二次见到陈绥圻的时候，她把一切的安排都告诉了我。她还说，公安部的同志告诉她，今后我的生活费是每月一百元，她的生活费也已提高到了一百元，这样每月一共是二百元钱，如果省吃俭用应该也够了。我们到济南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另外全家人还一共凑了一千多元钱，孩子们说要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去，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她要我再耐心地等待一下，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我听到这些，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也感到有了着落。时间过得很快，规定探视的时间又到了。从这一天开始，我只身在牢房，每天掰着指头，算着日子。
大约到了九月七日或八日，首先是邱会作出去了。我有一点着急，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呢？到了九月十四日，管理人员来通知我了，说已经全部安排好，第二天准备动身去济南。他还对我说，先把我进监狱时扣押的一些物品还给我，叫我去清点一下。
多年没有带过的手表又还给了我，从此我又可以清楚地知道年、月、日和几点、几分、几秒了。我心里十分高兴。东西倒是一样不缺，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没有办法再穿了。
二、出狱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早饭以后，管理员告诉我先到公安部。来到外面，看见几辆汽车，陪同我到济南的一共有四人，公安部一位处长，警卫大队的苗政委，一位医生，还有王主任拿着报话机，加上一个警卫班，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出了秦城监狱进城。到了公安部的院子里，我见到了新潮、仲秋、京秋、巴璀和梦璀来送我，匆匆见了一面之后，巴璀和我一起上车到北京火车站。
我们的车直接开到了站台上，上了火车，车就开动了。我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王主任他们四人在另一间包厢。苗政委嘱咐我，不要随便走动，在车厢里看一看外面的景色就可以了，中午吃饭，会让送到我包厢里来的。
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人间景色了，看到一路上的田野和村庄，让我感到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点，车到了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来接我们，把我和巴璀一直送到了济南市南郊一个居民楼的二层楼上。我进门一看，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一共四十多平方米，里面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有一张床、两个桌子，还有一个煤气灶、一个蜂窝煤炉子和一套炊具等，看起来他们花了不少的钱，想得真是周到啊！他们告诉我，紧挨着这套房子旁边，还有一套也是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也是给我们的，以后如果有子女来随我们住，那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进了屋，赵科长给了巴璀一百五十元钱，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之后，他还带着巴璀去买了一些米和蔬菜。办完这些事情，赵科长他们就走了。
刚才还乱哄哄的小屋里安静了下来。一时之间，我还难以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自由了。当我看到只有女儿在身边，而没有高墙、电网、重重铁门和带枪卫兵的时候，我这才想到，我真的是自由了，又重新生活在虽然十分简陋，但却是自己的家里了！
第二天，公安部的那位处长和北京来的人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交待我，以后的一切都由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负责，有什么事情找他们。我的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三、闲居在济南，全家团圆
从此以后，我便正式开始了在济南的生活。我从十五岁参加红军那年开始，就是过的集体生活。后来当了红军的干部，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就连在监狱里也是如此。到了济南，一切生活都要靠自己，都要从头学起。当时，我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对煤气灶这样现代化的东西，就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使用了。发给我的人民币也分不清哪是一块钱，哪是两块钱，幸好有巴璀在，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全靠巴璀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搞卫生来照顾我的生活。
过了两天，越科长带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刚刚去的时候还好，人们都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济南。但是等我检查完身体出来，有人一下子认出了我。一传开，不少人好奇，就来围看我，而且人越来越多，把我和赵科长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他一边大声呼喊，一边领着我往外挤，好不容易把我和巴璀送上了车。
经过这一次，我白天基本上不下楼，每天都是在清晨天亮以前和晚上天黑以后，才和巴璀一起出来到室外活动。有时候，我白天在阳台上甩甩手，下面也有不少的人观看。不过围观的群众，态度都很好，不少人对我笑一笑、点点头，但是都不敢说话。
九月二十三日，金平原从浙江绍兴农场把陈绥圻的行李运到了济南。然后，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忙前忙后，把家里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使房间的使用更加合理。
十月上旬，新潮和京秋从北京来到济南，给我送来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新潮用转业的钱买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办手续，准备转业来济南照顾我。从此，这台电视就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可以看新闻，可以看到全国和世界的事情，我基本上是每天看电视到最后预告第二天的节目为止。
到了十月上旬，已同丈夫一起转业到潍坊的采芹也来济南开会，到了我这里。她带来了不少食品，有鸡大腿、猪肘子等。之后，她和新潮、巴璀几个人忙了好半天，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我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十月十五日，巴璀的一个月的假期已经满，和新潮一起回了北京，剩下采芹一个人一面在济南开会，一面照顾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陈绥圻能早一点来济南。但是陈绥圻告诉我说，她已经接到空军的通知，要她十月下旬到空军去看对她的结论，还必须在北京再等几天。
十月下旬，陈绥圻到空军去看对她的结论。虽然她的结论，已由原来的“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里面的不实之词，一点都没有变。她认为，这样的结论不能接受，因此拒绝签字。看来，虽然有党的一贯的政策，有总书记的批示，但是落实政策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个人思怨成分在里面。不过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于是陈绥圻在十一月十一日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就来到了济南。从此，我们两人一直生活在济南到现在。
在陈绥圻没有来济南以前，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对我的事情十分尽职尽责，几乎是每隔几天就来一次，看一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陈绥圻来到济南以后 ，赵科长对她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十二月九日，赵科长来向我们传达了我在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第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第三、未经过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第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第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 ，由医生来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以上的这几条，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外，其它的我都是严格遵守的。我一般看病都是自己到医院去的，因为医院的大夫工作十分繁忙，每次都要求大夫来出诊，也有困难。
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我学会了做饭、烧水、升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除此之外，打扫卫生、倒垃圾、买菜等，我也样样都自己做。
我们在支出上精打细算，买一斤肉要分成十块，每次只吃一块。到了月底的收支大抵相当。生活虽然难一些，但是过得还比较充实。
周围的邻居对我都很好，也很关心我。出门去买菜，他们看到我年纪大，都不要我排队。副食店的同志，把好一点的菜卖给我，对我非常照顾。家里的水龙坏坏了、门锁坏了，邻居们总是主动帮助我修理。每次我们去买煤，看到我们一块块地往楼上抬，邻居们也总是自动地来帮忙。这种种事情，都让我十分感动。
有一次，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在采访我时曾经问我，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在山东生活，我感觉到比北京好，有人情味。济南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
很快就到了一九八二年的元旦。这个时候，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陈绥圻的哥哥）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来和我们一起过这个春节。我们老两口一算，好家伙，一共是十七口人！这样，吃、住都是一个难题。
我们把这个情况向赵科长报告了，赵科长答应由他向市公安局的招待所租用被子，再借给我们几个凳子和几块铺板，用来搭床。我们把两间屋子分成男、女宿舍，用借来的凳子和铺板搭成两个大通铺，这样才解决了住的问题。至于吃的，则各自带一点、再买一点。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大了。
到了春节的前两天，各路人马都到了济南，小小的房间，挤得不成样子。但是“人多好过年”，青年人到了一起，说呀笑呀，闹个不停。当时，采芹还从潍坊带来了一台录音机，晚上大家在屋里跳起了交际舞。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我也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囚犯，感到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还是充满了希望。
十年多的监禁生活以后，这是我第一个愉快、热闹的春节。但愿人长久，花长开，月长圆，全家幸福。过去的一切，就让它像梦一样的过去吧！
四、我的妻子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因为我的问题，我的妻子和孩子全部都受到了株连，没有一个幸免于难。我出来以后，他们的问题也一个一个地逐渐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我的妻子陈绥圻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原籍浙江余姚，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求学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参加了上海的学生救亡协会，这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一九四O年一月经同学介绍入党。一九四一年六月，经上海党组织决定，她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跟随新四军三师部队行动，在三师政治部任职。抗战胜利后又随三师到了东北。解放后组建空军时，她也随我调入空军，在空军干部部工作。一九五四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决定将部队的女同志，除医务、文艺工作人员之外的，统统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陈绥圻也转业到了中国民航总局工作。以后，她在民航总局任生产计划处处长，一直工作到一九六八年，才由军委办事组下令调回空军，任命为我的办公室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逮捕的当天晚上，空军政委王辉球到我家里去找陈绥圻谈话，要她和我划清界线，交代和揭发问题，并对陈绥圻进行了隔离审查。与此同时，还把我的几个秘书也都送到了亚非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这样，他们就都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年的十一月三十日，空军成立了“陈绥圻专案组”，把陈绥圻和巴璀、梦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搬到了一幢简陋的小楼里。这之后，又把陈绥圻和两个女儿也隔离开，除了节假日以外不准她们见面。
陈绥圻被关的地方名为“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狱。她所居住的房间只有八平方米，有六个女看守，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晚上除了不准关灯以外，还有女看守在床边守着。这样的情景是很折磨人的，几乎让她整晚都睡不着觉。平时不谁她出门半步，只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个小时可以到室外去“放风”。房间窗户全部都被封死了，白天也像地牢一样，靠一盏台灯来照明。这样，时间一长，视力下降，眼睛就逐渐看不清了。
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经上面同意打开了一扇窗子，房间里才见到了光亮。在这个“学习班”里，她一住就是七年。
说来也凑巧，一九八二年，在发还我们家被他们没收的书籍时，里面夹杂着十几个笔记本，一看才知道是看守陈绥圻的人员写的值班日记。笔记本里篇篇都是这样的记录：“7：20（陈）吃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了饭，7：40吃光，收拾了一下东西。8：00开始学习。8：25泡一杯茶，一边喝，一边看报书。10：05在椅子上想问题，一直到吃午饭。1：05睡觉。3：00起床。4：05点眼药，4：45继续学习，5：45在椅子休息，过了一会，又继续学习。6：35吃晚饭，收拾了一下，继续学习。9：40在床上休息，躺了一会没有睡着。10：20看电视的回来把她吵醒了，她好像是生气地猛一翻身。10：50睡着，打了一小会儿呼噜。11：20翻身，又好一会儿没有睡着。12：00以后又睡不大着，总的上半夜没有睡好，下半夜睡得好。2：25翻身，2：37动了一下，3：00起来上厕所，躺下就打起呼噜来。3：10可能是睡熟了，拆掉了半截被子。3：40翻身，3：53翻身，不一会就打起呼噜来。4：35翻身。4：37起来上厕所。5：00打呼噜声音比较响，到5：17翻身，呼噜也停止了，随后就一直没有睡着，有时翻身，有时睁睁眼。6：40起床，上了十分钟厕所，就开始洗漱。”
七年来，看守陈绥圻的人员一共换了几十个，国家花了大把的钞票。可每天都是这样的记录，也真是太精心也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