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些资料上了解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共有七十三万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有三万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全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有二万六千零七十一受到迫害，平均有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有些还死得很惨，例如辽宁省的张志新等。这些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责，是不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应该负刑事责任？如果都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话，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和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应该受到刑事处罚呢？
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呢？
据我所知，包括“延安整风”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整死过人。比如说“反右斗争”，死的人就不少，而且很多人死得还很惨，都是罪不当死的。再比如，对我们“林彪集团”的审查过程中，被整的军以上干部就有八百多人，一些人还被整死了。像我们空军的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就在这次的“学习班”里被整死了。曾国华究竟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人的挨整和曾国华等人的死，是不是也应该追究一下有些人的刑事责任呢？
至于说到对空军的刘震、成钧等人处理，我在前面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一节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了，说他们夺权并不是我所说的，而是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说向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情况时说的，而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由刘少奇定案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几位老帅都对这一定案表示了赞同。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并非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话，绝不是想要为自己推卸责任，如果是我的责任也不可能推卸得掉。我只是想说：在“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干部的这个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的基层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都有错误，大家都应当承担责任，接受教训，该谁负责就应该由谁来负责，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四、关于“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生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的问题。
关于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个话的确是出自我的口，是我同王飞、林立果私下里讲的。这个话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讨好林彪。然而说了以后，又感到很后悔，想公开收回又怕得罪林彪，以至被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利用来兴风作浪，我负有失职的责任。不过这话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更没在在任何文件上出现过类似的文字。而且我后来意识到有了问题后，确实叫人不要宣传，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影响。
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说了这个话就等于真的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都交给了林立果？当然不是。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来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如果林立果真的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那他为什么只是指挥、调动了“小舰队”的几个人，而没有能调动、指挥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的部队来搞他们的那一套呢？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林立果在空军是不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所以，这个话我虽然在私下里说过，但是空军的领导权和指挥、调动权，我从来也没有交给过林立果。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部队工作过，特别是在空军工作过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个常识。说我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说了不该说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利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甚至据此来给我判刑，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法律上讲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历史学术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用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这样一来，这一段历史，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象是一团迷一样。我感觉到，当时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关系和实际需要，不想说清楚，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
我完全同意由后人或历史学家来为“文革”作结论的说法。因为，由于有当事人的个人利害冲突，就很容易造成粉饰或掩饰一些事实的真相。我看到过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描述，是相当失真的。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和林彪两人的单独的谈话，描写得象章回小说一样。我感到好笑，当时有谁在场？
“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现在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说一说。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自有大量的文件档案可以佐证，有朝一日这些档案材料公布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拿来加以对照和检验。至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我们这些人的功过，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父亲最后的日子
吴新潮
父亲自从一九八一年保外就医以来，一直生活在山东济南，二十多年来，父亲从历史舞台和政治漩涡中回到了普通老百姓中间，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真正融入了老百姓柴米油盐、妻子儿女、繁琐平庸而其乐融融的生活中。整日里买菜、做饭、烧水、打扫卫生、搬煤、倒垃圾、洗衣服，这一切他全要自己做，闲下来时就看看报，锻炼身体。济南的老百姓和街坊邻居，接纳了他，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常常是晚饭以后，拿一个小马扎，和一帮大爷、小青年一起家长里短的，边剩凉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还领了一帮人做健身操。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中的一员，没有任何歧视，而是亲切地叫他老吴或者是吴老头，也有叫他“吴老”的，个别的还有叫他吴司令的。每逢这时，他就连连握手，说：“我已经不是司令了，快不要这样叫了。”
这时，生活虽然清贫，但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常对我们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老百姓中间）好。在他一生中，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他吃得香、睡得着，再不用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改革开放以来，他也亲身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老百姓的衣食温饱逐渐得到了解决，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他说：这一点邓小平功不可没。他从内心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山东历届省委省政府，对父亲的生活医疗给与了多方照顾。中央历届领导同志万里、胡耀邦、趙紫陽、李鹏、乔石等对父亲生活医疗上的困难，有过多次批示，这也使父亲在精神上得到了不少安慰。
闲暇之余，父亲捡起了他多年喜爱的书法，整日和一帮书友切磋技艺，由于他多年私塾的老底子，很快有人上门求墨宝。甚至有一次济南市有关单位为了外商投资的事情，指明要父亲的一幅字，说是要他为济南市的建设作一点贡献。父亲为他的劳动得到了社会承认感到很高兴，父亲对我们说，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二OOO年，父亲得到有关单位的批准，到北京探亲，见到一些亲友和老部下，由于劳累和兴奋，不幸得了脑中风，一下子瘫痪了。山东的有关部门，力主我们迅速将父亲送回济南治病。虽然有山东齐鲁医院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父亲从此一病不起，在病房里住了三年。由于长期的卧床和一生坎坷艰难的岁月，终于熬干了他的生命，父亲骨瘦如柴，包括大脑和肢体都已经萎缩，奄奄一息，像一支生命的蜡烛燃到了尽头。
二OO四年一月三日，父亲由感冒转成肺炎，虽然使用了大济量的抗菌素，但依然是高烧不退。紧接着父亲又发生了呼吸困难，医院的主治大夫潘教授，向我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并说明，将父亲转入“ICU”（加强医疗科）进行抢救的必要性。在十一楼全体医生护士的帮助下，我们把父亲推下了楼，转入“ICU”病房。大夫随即切开了他的气管，并插上了所有能插的管子。几天以后，奇迹发生了，父亲的肺炎和体温得到了控制，一天天好起来，一个月以后已经可以不用药了，父亲的体症恢复了正常。五月十日，应“ICU”病房的要求，我们又把父亲转向了十一楼保健病房。保健科医生护士都说，像父亲这样的情况，在他们科里从没有过，凡是去“ICU”病房的病人，从来就是有去无回。医生、护士都对我们说，你父亲创造了一个奇迹。父亲在十一楼医生护士和我们的照料下，渐渐地恢复起来，脸色也好多了。
然而就在父亲的身体正慢慢恢复时，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在山东省换发医疗保健证的时候，有关部门告诉我们，吴法宪原省级医疗待遇不符合要求，因此停发吴法宪省级医疗待遇的保健证。得知这个消息，我们都很着急，因为这样一来，父亲今后的住院和用药都成了问题。正当我们通过有关部门向上反映，甚至准备直接向中央领导写信的时候，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十月十六日早上，我从青岛回济南。一路上，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径直往医院去看望父亲。一进病房，就看见父亲那张蜡一般惨白的脸，甚至连嘴唇都毫无一丝血色。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40跳。我用手抚摸着父亲的头，只见他满脸痛苦，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和死神进行着最后的搏斗。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主治医生一个也不在。值班医生决定立即给他输血抢救，但是，父亲的血管里的血液已经干涸了，保健科的护士想尽办法也抽不出一滴血来，无法和血。医生又提出找“ICU”病房的护士来进行静脉穿刺，但又叫不动。这个时候，正在济南的京秋也赶到了，我们俩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院领导的电话挨个拨打，幸好找到党委书记。他说他立刻通知麻醉科的医生来。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麻醉科的医生赶来了。当他们正在商量应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父亲的呼吸却突然停止了。一看这情况，医生、护士以及赶来的麻醉科医生，飞快的推来了呼吸机，并开始用人工按压的办法维持呼吸，但是我看到，父亲已经进入了深度的昏迷，失去了条件反射。我从父亲因严重缺血而失去光泽的眼睛里看到，一个生命正在不可挽回地离我们远去。医生说，父亲在临床上已经表现为脑死亡。
事后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消化系统出现了大出血，出血量应该在一千毫升以上，出血的时间也应该有半天以上，他的血管里已经没有血了。不要说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就是一个年轻人，这样大量的出血，也已经完了。但是他的一颗顽强的心脏还在跳动，为了一生没有得到澄清，不肯停息。
医生、护士们在进行最后的努力。给他做血色素的检查，发现只有两毫克，出血不能制止，输进多少血，就流出多少血。齐鲁医院的医生、护士，用尽了一切办法，山东省老干部局和干休所的人员连夜守候在值班室。一直在济南轮流看护父亲的大姐陈采芹得到消息，也赶到了医院，我在北京的几个妹妹，也连夜赶来，但是一切已经无力回天，我们盼望着的奇迹没能出现。这一次是死神胜利了，父亲临终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参加抢救的医生、护士，告诉我们，父亲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脑死亡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但心脏还在跳动。
十月十七日下午十五时十八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急忙赶到了父亲的身边。此时，医护人员还没有放弃抢救，主治大夫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明白再继续抢救下去也恐怕无济于事了，就表示抢救可以停止了。父亲终于怀着莫大的遗憾，和我们永别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准备处理后事。我们想按照他的遗愿，按照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方式，将他平安地送走。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波正在到来......。
为了有尊严地送别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面对着种种压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全部累倒了。在此期间，一些亲朋、好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为我们的事前后忙碌着。对此，我们十分感谢他们的真诚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送别父亲的那一天，十月二十一日，天气阴沉而惨淡。下午一点，母亲带领我们准备前往殡仪馆。刚一走出家门，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门口的胡同聚集了大批的群众，黑压压望不到边，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大娘、大婶、叔叔、大爷、街坊、邻居，把整个胡同都堵住了。见到我们出来，好几百人一拥而上，争着与母亲握手致意，以表达对父亲去世的哀悼。
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为了避免事态的发展，母亲再一次显示了一位老革命者的风范。她再三感谢大家之后，就随即登车离去。我们又耐心地说服大家散去，对大家说：“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以送别普通老百姓的形式为他送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在我们的说服之下，情绪激动的群众才让开一条路来让我们离去。
如果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一切，我想他应该可以瞑目了。还有什么能高于老百姓的声音，这是对父亲一生功过的结论，对父亲最大的理解，也是最高的安慰。我们真正看到了在老百姓的心目里，功过是非，心如明镜。我们的父亲，有错误，但是人民群众给予了谅解，人民群众看到这样对待一个老红军、老战士、一位老人，深感悲切。就是天理。
父亲少小离家，为了千百万像他一样的穷苦百姓能过上好的生活，南征北战，浴血疆场十九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他一家七口全部被国民党政府迫害而亡。建国以后，为了保卫和建设这个国家，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心中只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时，与父亲共处一屋的我们，一个月下来甚至连他的面都见不着，只知道他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对父亲的这些贡献，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可亲可敬的普通老百姓心目里，父亲依然是一个值得被他们尊重和纪念的人。我们的父亲并不是完人，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理解他，愿意谅解他，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送别的会场，凄惨而凝重，说凄惨，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由我们家属自己举办的送别仪式，说凝重，是因为所有参加的人，个个都冒着风险，他们对父亲的情谊，各个千钧重。父亲的挽联是母亲亲自审定的：
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
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静
父亲将自己的名字改做吴澄清，大概是看淡一生的荣辱和功名吧。天上究竟有多少冤魂？比起历史的长河，比起天下的苍生，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父亲穿着四十年前的旧军装。让父亲穿着这套红星加红领章的旧军装离去，是母亲决定的。这是因为：当年，他顶着这样的红星、戴着这样的红领章，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后，他又顶着这样的红星、戴着这样的红领章，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在四十一年的军队生涯中，父亲曾先后穿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五五式和六四式）等各式军装。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四十一年始和终，他都是与红星、红领章相伴。所以母亲认为，今天他也应该顶着红星、戴着红领章，与我们诀别。
父亲身上覆盖着白色的丝绸，周围簇拥着鲜花，我们本来可以给他覆盖红绸，但是我们想到这血红的颜色，对父亲来讲，过于沉重了。父亲为共和国的事业，献出了他的全部家人。他们大概在召唤父亲，他从无色的世界中来，回到无色的世界中去。
母亲没有一滴眼泪，她的泪腺中已经没有泪水，她给我们规定，不准哭，要集中精力考虑办好父亲的丧事，谁只知道哭谁就对不起父亲，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离去，没有人比她更悲痛，但是她的坚强，使全场的人感到震惊。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都没有失声痛哭。我看到，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姐妹们一个个都紧紧地咬着嘴唇，有的甚至咬出了血印。当母亲最后一次亲吻父亲的时候，她喃喃的向父亲诉说着什么，事后我们问她说了些什么，她说：“我告诉你爸：放心的走吧，永别了！”
最后，我们把写着“澄清”的白绢和一面“八一”军旗，覆盖在父亲的身上，并与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并目送着他走入天国。
永别了父亲，您放心地走吧，我们绝不会辱没您的名声！安息吧父亲，愿您在天国里得到永生！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关于父亲丧事的问题，我们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申诉信。在一些老同志的关切和安排下，不久新的精神下来了，对父亲的后事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在这里，我们全家衷心感谢这些老同志，衷心感谢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吴官正书记。是他们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愿我们国家走入民主法制的轨道。愿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成为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