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早上起床以后，他们叫我在走廊里活动了一下，护士同志给我打来了早饭，有牛奶、鸡蛋、面包和火腿。这是我几年来吃过的最好一顿早餐了。同时他们给了我中午和晚上的菜单，说规定，我的伙食每顿饭是三菜一汤。
吃过早饭，主治大夫告诉我说：“上午做准备工作，有两位专家要来同你讲手术的情况和要注意的事项。下午卧床休息和输液，因为手术以后，有两天不能吃饭，要靠输葡萄糖来维持。
大约到了九点钟，进来了两位专家。虽然他们的年纪都比以前大了，而且带着大口罩，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一个是吴蔚然教授，一个是王历耕教授。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外科教授。为怕他们感到不方便，我没有开口同他们打招呼，但是从心里暗暗感到高兴。公安部的人对我说，中央批准要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给我做手术，这一下子得到了证实。
王历耕教授一九五四年为我做过切除阑尾手术，当时我住在北京医院的老楼上，他对我的情况，应当是比较熟悉的。吴慰然教授虽然没有给我看过病，但他是负责刘亚楼治疗工作的，是他最先发现刘亚楼得了肝癌。另外，中央领导同志得病，都是由他负责组织治疗。
他们两个人，先是给我检查身体，量血压，检查心脏、肝脏，看心电图，研究X光片等。接着，他们告诉我说：”手术的部位在右腹部，因为你的身体比较胖，刀口可能比较大一些，大约有二十公分。另外，你的胆囊里装满了结石，大的有三块，还有许多小石头。这些结石如果不摘除，胆囊一破，就会危及生命。日前其它的一些治疗，如针灸、中药等，都不能解决结石的问题，除了手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动手术切除胆囊，这是最安全的办法。摘除胆囊对人的影响不大，这样的例子很多，手术的时间也很短，有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手术由我们两个和主治医生来给你做，你尽可以放心。“另外他们还非常耐心地解释了我关于手术的一切疑问，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心里也踏实多了。
上午谈完话以后，我开始躺在床上输液。困为怕我心脏负担过重，输液进行得很慢，一直到下午才输完。到了下午四点，吴、王两位教授又来告诉我，手术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要我放松精神。那天整个下午，护士长都在我的床前观察，并不断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主治医生也来看我。
到了晚上七点钟，护士长穿上手术服、戴上帽子，推来一个车子，要我躺在车上。接着，她和另一个护士推我出了病房，经过走廊，上了电梯，一直来到手术室，要我上了手术台。上面一盏大灯，把整个手术室照得雪亮。
我在手术台上看见子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都在消毒。不久，一位麻醉师走过来，要我侧着身体曲着腿，从腰部给我打了一针麻药，然后给我带上了氧气罩开始吸氧。我听到吴蔚然教授说”“我要上台了。”王历耕教授说：“你不要客气。”我感觉到有人在肚子上给我盖了一层布，有东西在我的肚子上从左到右划了下。在手术过程中，我不觉得有任何疼痛，脑子也一直是比较清醒的。主治医生和麻醉师不断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说：“没有”。当教授翻动我肠子的时候，我感到很难受。王历耕教授告诉我说：“挪动肠子主要是看一看，胆管里有没有结石，如果有就一起摘除。搬动肠子是有些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你忍受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主治大夫拿了一个瓶子给我看，里面装了三块大石头，还有一百七十多粒小石头。整个手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胆囊切除了，胆管保留了。吴蔚然教授给我缝刀口的时候，我的神志仍然清醒，没有感觉到疼痛。
手术完了以后，两位教授回去休息，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就把我从手术台上，移到了手推车上，推回病房。主治大夫在我的腰上涂了一种药水，护士长又给我输上了液，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到了晚上十二点钟我醒了，急于要小便，但是在床上又无论如何也小便不出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输液瓶下床。护士长说：“你的身体真好！”护士给我量了一次体温，没有发烧。这时主治医生告诉我，要尽量向右侧身睡，因为刀口上还有一根小管子，以便排出血水。他又要我尽量不要下床小便，这样刀口才容易长好。他还告诉我，要先吃两天流食，第三天就可以吃东西，第七天可以拆线。我请他们回去休息，他们不肯，说现在我这里还不能离开人，需要轮流来护理我。
这一睡就到了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看见我醒来，主治大夫又来检查了一遍，又在我的背上涂了一些药，还再三告诉我要向右侧躺，以便让血水流出来。下午三点，吴蔚然和王历耕教授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问了我的感觉情况，又查了血压和脉搏，说一切正常。
公安部的那位处长也来看我。他跟我说，拿出了这么多的石头，证明不动手术是不行的。押送我来医院的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来看我。他们告诉我说，我动手术的时候，他们都在另一个窗口观看，看到了手术的全过程，手术非常顺利，他们都很高兴。
北京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来看我手术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八点钟，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他们都说，情况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后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输液，他们说不能停，还要继续输液，如果晚上睡觉右侧比较难受的话，可以让护士帮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输液，也不想吃饭。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个屁，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听到以后都说，这就好了。因为动手术时翻动了我的肠子，只有肠子通了，才能放出屁来。我问他们，我在卫戍区吃的饭里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子砂子以后，才产出这么多结石的。护士长说，这跟吃进去砂子没有关系，结石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我又问医生，切除了胆囊，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说：“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就行了，因为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别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五月一日，节日放假，但主治医生和护士照常来上班。值班护士给我量了三次体温和血压，一切情况都很正常。他们都说：“像你这种情况很少，一般人做了手术以后，总有一些低烧，可你和平常人一样，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这证明你的身体是不错的。”
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觉到医院很安静，只是看到外面起了风，地面上风沙很大。自从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来，六年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城过“五一节”，而且是在病床上度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没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监狱，而且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想自己为了革命而抛下的父母，想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和孩子是死是活。他们不会知道我的情况，他们也不能来看我，反而我时刻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说：“可以下来，走几步试一试。”我爬了起来，就觉得肚子像捆着绳子一样，但是对走路没有多大的妨碍。从这一天开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饭，但还得继续输液。
这天上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又来查房，问了问手术以后的情况，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后告诉我，手术以后的情况一切良好，过四天以后就可以拆线，就可以正常起来活动，正常吃饭。他们还祝我早日恢复健康。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真诚负责，对我的病情也很关心。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
五月三日，我开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动，但是开始吃饭以后，一天大便四、五次，还带有血色。主治大夫详细地问了过去的情况，还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验，结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住院期间，看守我的几个战士，无论白天黑夜都轮流在我房间里放哨。他们每人发了十五天的饭票，到医院食堂里吃饭。听他们说，食堂的伙食很好。
在床上躺着没有事情，就想让护士帮助找两本小说看一看，但是管理员硬是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我心里想，这里的人哪个职务不比你高，上面的斗争懂得什么？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后我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
身体逐渐地恢复，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两次给我拆了线。九日下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再次来看我，为我检查了伤口。检查以后他们告诉我，一切正常，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来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院了。他们给我带一些药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来医院结账，并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医生和护士都在办公室和治疗室清理自己的东西，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下午五点，公安部的两位处长来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护士长送我到大门口，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不好问他们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车子开动的时候，有六、七个医护人员向我招手致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仍然让我回原来的牢房住。管理人员在门口接我，他询问我手术的情况，并跟我说，胆囊切除了，今后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监狱的大夫和护士，立即来给我检查了身体，量了血压，并看着我吃下了所有的药。我要求给我一粒安眠药，他们立即就拿来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还和原来一样。
九、孩子们的探视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之交，狱方突然叫我搬到西南楼中一间小得可怜的牢房里。我不断地想：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对我实行惩罚？那所楼房里没有广播，我就要求听广播。他们研究以后告诉我说：“你刚来秦城的时候，给你卖烟的钱，还有三十多元，我们给你买一个收音机吧。”以后，他们果然给我买了一架收音机，允许我早上、中午、晚上各听三次广播，但是声音要小，不能让隔壁的犯人听到。这又算是特殊的优待了，我真的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一面调整我的牢房，一面又给我收音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冬天里，我的这间小牢房暖气放得少，牢房里非常冷。我要求把自己的皮大衣拿来，他们也同意了。就这样，我整天都披着皮大衣挨日子，白天趴在小桌上读报、看书；晚上盖着大衣挡严寒。
一直到了七九年的开春，因关我这栋楼要修理了，才把我搬回到一间大的牢房里，心里才觉得舒服一些。这样，秦城监狱的四座楼，我都住了一遍。以后，他们开始允许我在院里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每天两小时。虽然累一点，但是院子里的空气要比“放风场”里好得多，而且劳动一下，对身体也是大有好处的。
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脑子里不禁会胡思乱想，有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晚上还经常做恶梦。有时好像是光天化日之下，拼命地工作；有时又好像是在暗无天日之中行军走路，走到一个悬崖峭壁，无路可走的地方，就有人告诉我，跳下去。有时候梦见和孩子、家属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又梦见他们饥寒交迫，受到折磨。但是每次醒来，我都是身处牢狱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坚持活着，盼望有一天澄清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九春的一天，管理员突然来告诉我，说是经领导上批准，我的孩子们可以来探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就反复问管理员。问的多了，他显得不耐烦了，说：“领导上批的，还会有假的吗？”
接着，管理员让我把孩子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统统写了一遍，然后向我宣布了探视的规定：不是直系亲属不准见；每一次探视两个小时；带来的食物要当场吃下去，吃不完的东西要经过检查才能带进来；凡是金属器具一律不准带进来；衣服要经过检查才能穿；会见的时候监管人员要在场，不准说监狱中的任何情况。
自从听说孩子们要来探视，我的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我一天一天地盼望。终于，一天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要来探视，要我刮刮胡子，做些准备。他同时劝我，不要过分激动，要控制情绪。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又喜又悲，泪流满面。八年不知道孩子们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受冻、挨饿、受累？这些年都是如何过来的？我出事的时候，两个小女儿只有九岁和十一岁，没有人管，她们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些年他们的任何情况都不告诉我。我在狱中，日日夜夜都在惦念和思念着他们。见面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中午，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我实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每一分钟都显得那么长。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把我带到探视室。我一看来了不少人，但是我一下子都认不得了。这时，我见到一个人走上前来，我还以为他是公安部门的干部。看见他走过来，我还问他：“同志，你贵姓？”没想到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新潮，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接着，我又问新潮身边的一个女同志是谁，她说：“我是采芹呀，你也不认识了吗？”
这一问，把他们几个都问哭了，但怕我伤心，他们很快都忍住了悲伤，和我说家常。他们给我介绍说：这是仲秋、这是京秋，还有巴璀和梦璀。我走的时候她们那样小，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回头一看，没有我的妻子陈绥圻，我不禁问：“你们的妈妈没有来吗？”孩子们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被发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一下子来不了。”我听到这个情况，禁不住一阵心酸。
虽然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五个孩子，仅仅靠两个在农场当工人的孩子的一共一个月五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但是个个穿得都比较整齐，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吃的东西。他们怕我回到牢房以后吃不上，就拼命地让我吃，但是我哪里有心思吃东西，我是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情况。
孩子们怕增加我的负担，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只是说，他们一切都好。经过我的询问，才知道新潮已经从部队转业，当时还没有工作。仲秋和京秋早已从部队复员，被安排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劳动。巴璀下乡当了知青，梦璀还在上学，采芹已经成家另过。他们虽然生活上比较困难，却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我听到这些，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孩子们虽然过早地受到了磨难，但是已经成长起来了。
关于这次探视，我的儿子吴新潮曾写了一个回忆，我把这个回忆摘录如下：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年春，我和巴璀、梦璀住在广安门站东街十一号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有一天邱路光（邱会作的大儿子——引者注）找我，说是公安部的通知，已经让看了（指探视黄、吴、李、邱），黄春光（黄永胜的大儿子——引者注）他们已经去秦城看了黄永胜，他们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内可以去秦城看人，让我们也去公安部联系。
第二天我和京秋赶到了公安部。到了传达室，来访的人很多，我们说是吴法宪的子女。传达室的同志很认真，立刻打电话进去，并要我们等一等。不一会儿，就招呼我们到一个房间，出来了十三局的两个同志，找我们谈。他们详细地问了我们的情况，在京的一共几个子女，姓名、单位一一记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说：经领导批准，直系亲属可以去探视，也就是爱人和子女可以，但是非直系亲属不能去。探视的时间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挖视的间隔为三个月。探视时允许带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带生活用品和香烟。我们和公安部的同志约定了探视的时间和人员名单。总之，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比较客气。
回到家里，我们立刻开始通知采芹、瑞荣（采芹的丈夫——引者注）、仲秋、平原（仲秋的丈夫——引者注），并且分头去买东西。已经八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又要见到父亲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见到父亲。难过的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不知他老人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拿出所有的生活费用，到街上买了水果、点心、熟肉、罐头......。哪怕不让带进去，让父亲看一看也好。让他知道孩子们在想念他，让他有坚强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上还在闪烁着星星，我们就冒着早春的冷风，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了北郊市场，在那里同采匠、仲秋会合。然后，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秦城的汽车票。那个时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级监狱，是我们党关押国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们这一行人，拿着这么多的东西去秦城，车站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都知道我们一行的目的。
我们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为怕她们见到父亲时哭，在路上我们就相约规定：见了父亲谁也不准哭，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车子一直向北开去，我们没有想到秦城是这样远，而我们想见到父亲的心情又是这样的迫切。车子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北京郊区燕山山脉的脚下，远远地看到一大片灰色的建筑，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车子不能开过去，因为那是我国戒备最严格的地区。我们下车走了两、三里路到了监狱的门口。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岗哨林立、高墙电网、森严的黑色大铁门，而是看上去像是一座废弃的机关建筑，一排排的平房。在门口的警卫室里，我们通报了来意和一行人的名单。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叫黄妙龄的女同志，她一个个地核实了我们每人的身份，然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平房里。这个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好像长时间没人来，桌上有一层灰尘。
还是和在公安部里一样，黄妙龄对我们很客气，但是绝对没有多余的话。她和我们讲了一下探视的要求：一、不准谈和案情有关的事情，不要哭；二、带来的食品要经过检查，可以在探视的时候吃，不准带进监狱；三、探视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我们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通知我们说，父亲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考虑到安全，他们决定让父亲下午再来，由狱方安排我们中午到招待所里休息。
我们到了招待所，他们给了我们两个房间，房间都还干净。我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于是饭后大家就到后面的山上去走一走。无意之中，我们来到了后山，在山坡上看到了春城监狱的大致面貌。秦城监狱一共是三层：外面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筑，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花园；后面是监狱的办公区，有一排排的办公楼；最里面才是监狱的主休。但是外面是绝对看不见最里面这个主体建筑的，那是一个方形的堡垒式建筑，高大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高高的监房上面，是一个个黑洞洞的小铁窗，一色猩红，看上去就让我想起了故宫的午门。午门是“推出斩首”的地方，是权力与法律的象征。这里的警卫也分了两层，外面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里面是公安部的警卫，可以互相监视和牵制。这样的警卫体制在中国也是数一流的。里面不过是关了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我想不要说是林立的岗哨和层层电网，就是弄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和一米八的墙，他们哪一人人也跑不出去。但是，这些人却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下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见室。两点以后，看到公安部的几个人出出进进，我们估计父亲可能快出来了。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几个公安同志陪着一位老人走来。是的，这就是父亲，我们都认不出来了！他满头银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罩衣。看得出来，他的衣服刚刚洗过，脸也修饰了一番，但里面的棉衣袖口脏得发亮，裤子上没有扣子，用一根线系着。他面容显得苍老，行动迟缓，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一个“犯人”的痕迹。
我赶紧走到门口去迎接，可父亲竟然认不出我来了，问我是哪位同志，我一阵的心酸，直想哭。我强忍住泪水，并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男人......。然而姐妹们却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个个双泪长流。还是父亲劝我们，说见面应该高兴，不要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