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八、切除胆囊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我就感觉到肝脏下面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以后，就不舒服，好像有一股气从左到右，隐隐作痛，痛的时候，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因此我经常敲门要哨兵转报管理人员找医生看病，医生来了以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给一点止痛药吃。
以后，白天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每次发作的时候，我都找医生要止痛药吃。就这样，吃了两个来月的止痛药以后，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别厉害。哨兵从门上的孔里看到我蜷缩在铺上，就打开牢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告诉给了他，他便立即找来了医生。医生详细地给我检查了腹部，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突然从北京医院来了一个大夫，由监狱里的医生陪同着，来到我的牢房，特地给我看病。我想，这一定是监狱把我的病情报告了公安部，因此请了北京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会诊。
又过了三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又来了三个大夫，两男一女。他们带来了一台仪器给我检查，着重检查了腹部的右面。他们检查了半天，又没有告诉我任何结果。我不由地问大夫，如此频繁地给我检查身体，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大夫回答说，可能是胆囊里有结石，但是还要作进一步地检查。
这之后的一天上午，这三个大夫又一起来到我的牢房，向我说明，要到监狱的门诊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以后，他们首先给我照了几张大片子，然后叫我吃下四个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没有吃过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给我照了三张片子。他们对我说：“结果出来以后，会专门给你谈的。现在条件好，什么病都能查出来，请放心，不要着急，查清楚以后，给你治疗，不要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们还要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再给你检查，他们的设备全、技术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点，管理员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饭，去北京城里检查身体，回来后再给我吃饭。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楼上了汽车。我坐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管理员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警卫。监狱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后面是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的车由秦城往南开，以后转向了北京市区。因为是夜间，看不清楚，车到了东单，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已经是大变样了，新修了一座大楼房。医院门口有辆吉普车在等候，他们是公安部的两个处长，事前同北京医院联系好了，并在前面引路。他们带着我径直走向医院的X光的照射室，只见大夫和技术人员都已经身穿工作服在里面等候，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他们看见我时有一点惊异，但是态度还是好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我到透视室以后，押送的监狱管理员、医生和护士，都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没有进来，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来给我检查身体的那位大夫和技术人员安排。他们先给我打了一针红色的液体，稍稍休息以后，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台，左一张、右一张地先后一共照了十几张。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后，同样让我吃了三个荷包蛋。然后又拍了几张。最后，我看见大约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医院的工作作风还是那样细致，认真负责，我内心里非常感动。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约有四个半小时，到了午夜一点才统统拍完。回到秦城，已经是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了。管理员给我搞来了一饭盒的馄饨，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点才起床。
以后十多天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十八日，监狱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到“放风场”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病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块石头，需要动手术来切除胆囊。他们已经写了报告给公安部，公安部又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已经批准给我做手术。他还说，这种手术是大手术，但是没有什么危险，叫我不要紧张。
我一听说是剖腹的大手术，从心里就不想做。我问大夫：“不动手术，吃药是不是也可以治疗？”他说：“没有别的办法，非动手术不可。动手术是没有危险的，如果不动手术，胆囊破了，腹中积水，就会有生命危险。党和政府对你很关心，让你住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动手术。没有问题的，请放心好了。”我还是没有答应，提出要和家属商量一下。他答应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四月二十日上午，公安部又来了两位处长，向我解释手术的问题。他们说：“中央对你很关心，决定你住北京医院，请最好的大夫来给你动手术。一切我们都会安排好的，请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手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做完，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线，半个月就可以出院。”我又提出见家属。一位处长说：“中央没有批准，一切由我们公安部负责。据我们了解，你的家属都很好，都在北京，你放心好了。”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监狱方面正式通知我，准备去北京医院住院，要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天黑就走。身在监狱里，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无非是拿上了脸盆和几件衣服而已。七点钟出发，和上一次一样，乘三辆汽车来到北京医院。到了北京医院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公安部的那两位处长在门口等候，他们已经为我办好了住院的手续。我到了以后，就把我带到了一座朝东的大楼里，大夫和护士已经在楼里等我了。接着，他们把我带到地下室的一层楼房里。我一看，大约有二十来个房间，都是空的，他们让我住进了靠西面的一个房间。隔壁是护士的值班室，给我检查过身体的大夫就在对面的办公室和医疗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主治医生，大约三十多岁，精力充沛，诊断处理果断，工作态度也好。
过了一会儿，护士给我拿来了一套住院的服装，还给了我一件睡衣。她要我洗一个澡，然后睡觉休息。在这个地下一层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皮沙发，有两个公用厕所，还有一个大浴室，里面有四个淋浴间，洗澡非常舒服。病房里还开着暖气。我一看温度表，足足有二十多度。我在走廊上可以随便活动和休息，就是不准到外面去。虽然是这样，这里和监狱比较，简直是两个天地了。押我来的那个管理员和一个副排长，带着五名战士住在我病房的对面，担负着看守我的任务，同时在我手术后不能起床的一段时间里，帮助我料理生活上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医院增派了一个护士和两个特护，都住在我的隔壁，一共四个人轮流值班。只有那位大夫，没有人替换他，白天黑夜里都在这里守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