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地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迷。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十、庐山会议以后的江青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等人反而对我们几次故作姿态，表示友好。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我们。江青是从来不到军委办事组来的，但庐山会议后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和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对我们客气过。她说她是支持军委办事组同志们的，然后又同我们哼哼哈哈地扯乱谈。在我的记忆中，她呆了个把小时就走了，我们也没有留她吃饭。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请林彪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泽东的著作，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就登在《人民画报》上，以表示团结。
大概是一九七O年十一月，周恩来要我亲自送江青到海南岛去休养。以前，江青每次乘飞机外出，周恩来都要我陪同，可在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就不叫我陪同了。但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飞机，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扑克。我没有这个心思，就推说我要保证飞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坚持要我参加，说：“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只好从命，打完了扑克，她就开始追问我，到毛泽东那里究竟告了她一些什么状。我只好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她接着又说：“你还写了两次检讨，黄、李、邱他们根本不作检讨，一点责任也没有，太不象话！”我一听，心想，她这话，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好来了个不吭声。
到了三亚，江青一个人独占一座专门给中央领导修的房子，我则住在海军招待所。一天之内，江青要我到她那里去好几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安排警戒呀、车辆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还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适合江青住的房子。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我才算了。
处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结果回来没有几天，周恩来又要我再去三亚，把江青送到广州去。原来是因为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我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
在广州，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里，我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这一次江青不让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问题。江青住的房子虽然好，却由于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
到了第二天，江青坐着汽车，一下子到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他们俩口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来的话是必须照办的。我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我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为了江青的事情也是两头为难，为毛泽东的这个“家庭问题”费尽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意见要坚决照办，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连我们都感到为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来突然要我和李作鹏一起，送江青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海军的一个基地，周恩来让李作鹏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顾江青。我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让李作鹏一个人去就行了。周恩来不同意，说：“你是管飞机的，你不去行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李作鹏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岛。为了一个江青，周恩来竟然要我们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一到青岛，江青就到处跑。一天，她跑到了一个公园里，让当地的群众发现并围了上来。群众围得越多，江青就越高兴。可是我们却十分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爱出风头，感觉还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胶州湾去看看。为此，海军方面调动了四、五艘舰艇，让她乘着军舰去胶州湾看了阵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来潮，要海军组织演习给她看。李作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了一场演习。李作鹏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身海军军装。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叶群回到了北京，说可能得了癌症。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赶到了青岛，来看望江青和我们。我和杨得志也是老搭档了，我就把江青交给了他和李作鹏，立即返回北京。
刚刚回到北京，又听说江青把手摔断了，周恩来要我立即派飞机，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岛为江青看病，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江青非闹着要回北京。周恩来又要我去青岛把江青接回来。到了青岛后我问李作鹏，江青是怎么把手摔断的。他说：“什么摔断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觉不注意，从床上掉了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说：“江青难伺候，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让我们把几个海水浴场的人都赶走了，让她一个人到那里游泳，可她还是不满意。她到海军的任何单位，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她。她吃完、喝守，抺抺嘴就走，完了还骂人。”李作鹏对她也非常不满意。
就这样我们把江青接回了北京。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联，要拿掉我们，而我们则完全蒙在鼓里，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泽东的夫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叶群因为在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害怕是癌症，回到北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那几天，我正好奉周恩来之命，同李作鹏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岛玩。听到这个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就和陈绥圻一起到毛家湾去看望。
当天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要我和邱会作一起到毛家湾去找叶群，向她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幅“龟虽寿”的字。周恩来告诉我们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后来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的“龟虽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回来，作为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