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邱会作就到了叶群那里。只见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和张清林也在那里。我们说明了来意，叶群就要林办的秘书去找那幅字。然后，叶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张春林，宣布他们两个当天就要订婚。我和邱会作立即就向叶群表示祝贺，一个是祝贺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个就是祝贺叶群经检查不是癌症，这真是双喜临门。
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知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中央来作。”“当然还是要挽救，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救得过来救不过来，也难说，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了没有？改也难。”
在这之后他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当然这些是整理以后的毛主席的讲话。我还听说，当时见过毛泽东的一些人说到，毛泽东当时直接点我们的名，对他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和黄、吴、李、邱的关系是很好地呦。”他们当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紧张得忘记了表态。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自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