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六、周恩来带领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十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车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车。我坐这样的专车还是头一次。我在空军多年，“近水楼台”，只坐飞机，没有坐过专车。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毛主席不坐专机，只有建国初期坐过几次伊尔－14型专机。那是由刘亚楼司令亲自陪同。以后怕出危险，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只坐火车不坐飞机。这是题外的话。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批一下康生、张春桥，但是反而倒了一个陈伯达，又引出了黄、吴、叶、李、邱一大串，这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象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又召集我们到他那里开会，想了解我们到北戴河的情况。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林彪批评了我们了吧。这时没有人吭声。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几个都表现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声的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和爱护！”
毛泽东又问我：“你的检讨写好了吗？”我说：“明天送主席。”他却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
之后，他又要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问题，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会等等。周恩来说：“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写一个报告。”
这些问题说完，毛泽东站起身，向我们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我们任何人握手。我们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时，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这一次，能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一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说：“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可还是不行。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批示）是一样的，要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国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周恩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规定由我们几个人在会上作检讨，并要我第一个发言。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我还在西南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原来的大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毛泽东决定，把我们的检讨发给每个人先阅读，以后再开小组会议批判我们。
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同志对我们没什么积怨，这时的会议气氛显得比较缓和，各组都批不起来。这与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态度大大不同，那里大家一哄而起。可现在大家却都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们。
会上也有很积极、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就点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组的正、副组长张国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周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曹轶欧商量，说要猛斗我两天。曹轶欧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们的意见被曹轶欧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轶欧的意见非同一般，她说不行，张国华和周兴也就那样办。
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张国华他们不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而是听曹轶欧的，也很会见风使舵。当时，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他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们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人，积极性蛮高。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我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我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人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王辉球和王秉璋来找我向我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是在会议上被逼的，讲过以后又道歉，说是不应该讲。我说：“你们讲嘛，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讲的实事求是就行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又紧接着召开第二个会议，原班人马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首先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时候，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世乒赛以后，美国队来北京访问了，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一九七O年十二月，斯诺在北京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作中间桥梁，经过他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经过慎重的研究，毛泽东决定同意基辛格来谈。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周恩来让外交部通过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断与美方联系，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准备把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趁当时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一起开个会议，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会议的人员编组都不变，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这里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林彪和我们是因为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反对中美建交而投靠苏联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据说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说过：“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很显然，毛泽东这里指的是林彪，但他的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和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O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他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是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
与之相对应，在当时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坚决主张防范苏联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中苏两党的关系便逐渐破裂。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蒙、中苏边界调兵。考虑到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建议。这个问题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纳。第二、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体系。把重点战略防御目标从南面防御美、蒋转到了北面防御苏联。第三、为了防止苏联方面的核突袭，以及苏联机械化作战的强大实力，林彪考虑了一套“山、散、洞”的构想。即靠山、分散、洞库隐蔽的防御作战方案。这个设想，当时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