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二十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
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
三、检讨过不了关
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
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了。
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
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四、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华北会议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华北会议的召开，则是由三十八军给军委的一个报告引起的。
三十八军是北京军区建制的一支野战部队，驻守在京、津一带，军部设在保定。这是东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队，也是当时全军在装备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队之一。当时在保定还有河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后，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在保定各支持一派，从而使保定地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积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区的问题，陈伯达到保定讲了话，在言论上倾向河北省军区，引起了三十八军干部战士的不满。
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垮台了，三十八军党委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了毛主席。这个报告告了陈伯达一状，说陈伯达在一九七O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说陈伯达是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就在三十八军的问题上作文章。他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指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毛主席指示：要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
毛泽东这一批，谁也不敢说二话，全部照办，林彪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将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扩大到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军委各总部的团以上干部。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还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共五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会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他对华北会议的安排和处理，很明显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们军委办事组了。也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以后，这次是首先向军队开刀了。
华北会议从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一直开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次毛泽东决心要“挖墙角”（这是毛泽东的语言，即挖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墙角”，好让我们垮台）。所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会议期间，除了五人小组以外，他还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江青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会议的情况，都由这些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只有我和邱会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华北会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会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俩和陈伯达都在华北组。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出了简报，这一来就闯了大祸。
除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牵连外，就是陈伯达在视察保定的时候，由李、郑二人陪同。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来视察，李雪峰是地方领导，郑维山是军区领导，能不去陪一下吗？毛主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当时权倾中央，成了全党、全国的太上皇，还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吗？您委任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国的问题，李、郑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能不让他跑，让他说吗？就是康生、江青来跑、来说，你一个领导能制止得了吗？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路线”错了（就是跟错了人）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就是跟对了人）一切都对了。为了打倒陈伯达，也是为了“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也只好作了牺牲品。
华北会议刚一开始，以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人就对李雪峰、郑维山群起而攻之。这个王猛，当时可真是够“猛”的。在会上猛攻李雪峰、郑维山，后来成了“文革”红人。
华北会议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会作去参加会议。我们到会以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销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第二、撤销郑维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他还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然后，周恩来作了会议的总结，同时又重新宣布了陈伯达的错误，但这时已经叫作“罪行”了，并给陈伯达扣了几顶帽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陈伯达这一下子是彻底的完了。从陈伯达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还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说，郑维山是林彪的人，这是不对的。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据我所知，黄永胜曾几次提出要调梁兴初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对我们说：“一定要保留四方面军的人。”这样，林彪几次将郑维山保了下来。而这一次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毛泽东下了决心要把李雪峰和郑维山拿掉。这也是给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看的。
虽然这次华北会议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几个人，但是我在心里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事情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是黄永胜还是满不在乎。
五、“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结果毛泽东批准同意了。
会议准备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由黄永胜代表总参，李德生代表总政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然后讨论战备训练工作。这时李德生已经成为主要领导，李作鹏、邱会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经降下来了。会议由黄永胜和李德生负责。
会议期间我曾提出，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我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这样，我也就没话说了。
在这个会议上天天出简报，都统统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我们没有听到各军区、军兵种的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说好话，赞扬军委办事组是历届军委领导中工作最扎实的，说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确等等。总之是一大片的好话和赞扬声。我看到以后有些担心，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就仍然登上去了。
结果简报送上去，毛泽东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上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来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一下黄永胜着了慌，说：“毛主席批评了，怎么办？”这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们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开得很突然，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检讨，我把我的检讨和毛主席的批评都念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作了检讨，这时大家表情严肃，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会后，我们军委办事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每人把会议上的检讨归纳一下，写出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这时我提出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他们三人都不同意写，关于我们之间串联的情况也没有写。
他们三个人的检讨经过集体研究后上送中央、毛主席。我当时还想：怕是你们的检讨也通不过。结果一下子毛主席批准了，说他们三个人的检讨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这个人一再检讨还过不了关，而他们一再不检讨，反而是一检讨就过了关。看来还是不检讨的为好。
在黄永胜三人的检讨上，毛主席还批了一段说：“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这个话周恩来又传给了我们。毛主席还指示：”要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要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会议，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参加。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这样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办。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扶康生去上厕所，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康生离开书房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宣传起了康生。他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其实康生在苏联时根本谈不上反什么王明，相反还是王明最大的拥护者。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康生在庐山会议立了大功。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