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庐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八月二十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二十七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一九八九年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六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六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九月四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九月五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九月六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三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