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