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 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 “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傍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飞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四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五军的陈历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章程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