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 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学校里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好转。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她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他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他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了“党办”一个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他。以后，帮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积压文件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党办”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现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现，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识、工作情况怎么样。”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我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为一年。以后，林立果转正的支部大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我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一九六五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结果她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我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报头和题词，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的社长朱鸿。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空军报》这个报头的来历。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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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