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姚登山原来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印尼共产党在印尼政变未遂，印尼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表现不错，受到了表扬。回国以后，曾作为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触较为频繁。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讲了一次话，公开动员他们起来夺权。结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之后，周恩来把王力讲话的记录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三个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集会后，冲进代办处内进行打、砸、抢，并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此事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 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他想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关锋要我派飞机去给毛泽东送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这封告康生的信。
这几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剧场审查“样板戏”。散场以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到毛主席的住处开会。接到通知，我们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赶到时，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已经在等我们了。由于林彪已经服下安眠药睡觉了，按照惯例他没有到会。
在会上，毛泽东指示：“王、关、戚三个人，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比较年轻，错误也比较轻，所以要把王、关、戚三个人分割开来，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戚本禹转过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王力和关锋。然后，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也对王力和关锋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议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时，原先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想来也是有点好笑，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居然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
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逮捕以后，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负责，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谁也不能插手。当时，对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设有专案组，唯独对他们三个人没有设立专案组。因为他们的问题一经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甚至还可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所以，对他们是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状，也没有进行任何批斗，只是把他们关起来拉倒。
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两个孩子没人养了怎么办？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
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O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