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应十分强烈。
这个事件的发生，还得从军队“支左”说起。在毛泽东作出关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后，全军各部队便逐渐开始了“支左”。但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军区的领导的认识，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一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以支持“造反”为目的，而地方上的领导更着眼于当地的稳定。
在当时，武汉地区了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拥护军队。因此，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事实上，“百万雄师”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也可以说是在军区支持下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另一派，是被称为“三钢”（“钢工总”、“钢三司”、“钢九一三”）的造反派组织，“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以及“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这一派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他们在人数上尽管比“百万雄师”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汉还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已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带领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由于武汉的局势动荡，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特意先期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为毛泽东的到来作准备。
毛泽东到了武汉以后，听取了关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认为“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而“三钢”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汉军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决定了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命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只能照办。
在这之前，由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当周恩来还在北京的时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央去这些地区处理武斗问题。这个三人小组由谢富治带领，成员有王力和余立金。谢富治等人到达重庆以后，发现问题严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方向搞错了。他们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办到的，必须要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出面来解决。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就没有继续飞往昆明和贵阳去处理问题，而是转飞武汉，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重庆的问题。
这个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也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三号。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十六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朱洪霞、胡厚民放出来。他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要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转过来拥护陈再道。他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每天下午都在东湖宾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对“支左”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三司’、‘三新’平反，迅速将朱洪霞等人放出来，支持造反派。估计给‘三钢’、‘三新’平反以后，他们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开完这些会议以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处理。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的书面批示和“军委的八条命令”来作的，没有错。
事实上，由于当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非常严重，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使两派群众组织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陈再道下令抓起来的，现在又要放出来，还要平反，陈再道当然不会服气。况且，如果“三钢”、“三新”翻过身来，也必然要揪陈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三钢”、“三新”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几十辆车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字报贴遍了武汉街头。另一方面，“百万雄师”也不甘示弱，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这一下，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就进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还说，要为“三钢”、“三新”平反。王力讲话以后，“三钢”、“三新”就开始到处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揪出陈再道”的声浪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反对表王力的讲话，把反对王力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整个武汉。两派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两千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和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想质问王力：“百万雄师”究竟是不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错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见。军区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时，“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多人及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百花三号，强烈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但王力不敢去军区大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别墅，已经很近了。
这时，随同王力来到武汉的几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学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气势汹汹地开始辱骂群众，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于是，在一片轰叫声中，王力被抓了起来，塞进一辆小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百万雄师”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大街上游行。同时，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这一场大游行，导致了武汉三镇的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一时间，“揪出王力”、“揪出谢富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了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谢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次出动几百辆汽车，继续在武汉大规模游行。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七二O事件”。
王力被“百万雄师”弄到武汉军区大院的当天下午，军区领导设法将他弄了出来，并转移到了二十九师的驻地。不久，二十九师的领导又将他转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刘丰将他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毛主席虽然亲自在那里坐镇，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北京的领导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当“百万雄师”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以后，江青就非常担心武汉局势的变化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她只好找林彪。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 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关峰带领，在京西宾馆对面的军事博物馆前面集合，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七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公告》承认：“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打击压制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武汉军区还在《公告》中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的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变行动”，“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就在公开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