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得知了这个青海事件的大致情况：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青海省的造反派集中在西宁市，准备夺取青海省的党、政大权。当时，青海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已经住进了省军区大院。于是，造反派就冲向省军区所在地，要求省军区交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军区派人包围了报社。劝造反派退出，但毫无效果。双方对峙了九天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一些人。这件事报上来以后，毛泽东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革先后作了两次调查。他们在听取了选择派的片面控诉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三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接着，就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决定》规定的处理办法是：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指挥。二是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并为死去的恢复名誉，对负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决定》宣读完，就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我同赵永夫很熟悉。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人，直罗镇一仗他成了我们的俘虏，就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成了我的部下，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了团长。解放以后，他在青海省军区当了副司令员。
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间，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说赵永夫是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几乎把他枪毙了。这样的处理，弄得叶剑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以后有人告诉我，青海发生的事件，是西宁市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来西宁串联的一些学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大搞“打、砸、抢”，有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竟被活活打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搞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省军区以赵永夫为代表的领导认为，这样的书面很危险，于是派出部队对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进行了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但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了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枪进行反击，从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当时的情况，赵永夫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军委和叶剑英。
中央文革对青海的整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几天以后就利用简报刊登了青海“红卫兵”的来信，控诉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审青海事件。这才有了毛泽东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后，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几次了解情况，都是一些一面之词。依据这些一面之词，中央文革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这样解决青海事件。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由来。
就在处理青海事件的同时，又发生了内蒙事件，两个事件的经过大体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的时候，他当过纵队参谋长。一九六六年，他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是坚决支持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等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内蒙古呼和浩特“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冲击自治区党委时，王良太组织部队保卫区党委，最后开了枪，可能打伤了几个人。事情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周恩来要我派飞机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以及造反派的代表接到北京，大概是要听取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明。
由于这个事件又牵涉到军队开枪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又一次把这个问题弄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跟上次青海事件一样，造反派一攻，就把王良太也逮捕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我们宣布了。《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些同志，不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站在革命群众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决定》还认为，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的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负责。
《决定》同时还宣布：“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党委，并对军区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等同志经过群众的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负责筹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 。”《决定》还要求“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
内蒙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同样不清楚，以后对王良太是如何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事情总会恢复它本来面目的。
青海、内蒙事件处理完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于是，大家又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群众的冲击和“再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了原单位，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较好，有些地方则比较乱，为了保护一些较乱地方的军队领导，军委在会议结束以后，又安排他们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比如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和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就是在北京一直住到了夏天才分别回去的。
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在维护军队稳定、保护军事机关不受冲击、保证军队纪律、组织军队参加“三支两军”，以及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维护国家的基本生产、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
二十一、“五一三演出”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解放军在北京的几个文艺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等，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准备于五月十三日晚上联合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当时，包括军队文艺团体在内的驻京部队，已经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老三军”的，这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另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新三军”的，这一派实际上是由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一次出演，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所以他们又称作“演出派”。而“新三军”则因准备冲击这次演出，而被称为“冲派”。
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
他们事前制造舆论说：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老保”占领。如果要演出，一切后果由演出派自负。这时，连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都听到了这些传言。当“老三军”在演出前，报告萧华，请求批准演出时，萧华怕因为演出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的要求。
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刚开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领着军队的造反派就来了。他们分乘几十辆汽车，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往里冲，一边见物就砸，见人就打。两派发生了武斗，打得一塌糊涂。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由于来冲击的造反派很多，准备也很充分，于是设施、乐器被砸，在场的演员被打伤，参加演出的同志损失严重。
一听说发生了武斗，而且“冲派”又人多势众，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机关里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出去支援。与我们空军大院仅相隔一条马路的海军领导机关，由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临走前，李作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这一走，海军大院就空了，叫我们在家里先不要动，万一有情况，我们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卫，帮他们看好家。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分工。你们放心地去吧，有我们在就有海军大院在。你们去现场支援，担子要比我们重。”
放下电话，我立即发布命令，要求空军机关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办公室，高度戒备，并密切保持与演出现场的联系。然后，我立即向周恩来和林彪报告这一情况，并一直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准备一旦有情况，就马上调动人员去支援，并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不亚于战争年代进行的一场战斗。一个文艺演出活动，竟然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也真是史无前例。
萧劲光、李作鹏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一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就立即冲进去抢救伤员。“冲派”看到有人来支援，也马上调集力量，又包围了海军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机关、二炮机关和其它部队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中央文革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算停了下来。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萧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演出派”原本就对萧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萧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萧华的，但萧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而种下了他日后被打倒的祸因。
武斗被制止下来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并且认为萧华的讲话是对的。结果，他的话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下来以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演出派”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演出。这一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冲击。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演出。这一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等前来观看了演出，给演出派撑腰。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相反，萧华的日子却不好过了。“演出派”因对萧华在“五一三演出事件”上的态度不满，不几天就贴出了炮轰萧华的大字报。其实，军内造反派一直都想要打倒萧华。这一年的二月中旬，造反派还曾经抄过他的家。而“老三军”一直是支持萧华的。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后，“老三军”对萧华不满，也反起萧华来了。他们把萧华弄到京西宾馆，一连斗了十多天，要萧华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把萧华斗得抬不起头来。
“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
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
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
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此以后，我便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凡是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队问题的决定，或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军队有什么指示，就由我们看守小组来传达和办理。看守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京西宾馆，下面的具体工作机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这些都是杨成武临走之前给安排的。
我们这个看守小组一共存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干多少事，因为当时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机关，大部分都已经瘫痪，看守小组成立后也就没有向下面宣布，因此没有人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什么也守不住，反而是经常挨江青的批评。在那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就向中央文革写了三次检讨。
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只是挂个名，她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她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对办事组的工作也从来不加干预。
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领导机构与领导形式。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后，开始只是在中央碰头会议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中央碰头会议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来签名以后上报毛主席和林彪，经他们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由我们以中央军委或者是总参、总政、总后的名义下发。
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办公，集体讨论需要办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头会议的，晚上就由正、副组长带到碰头会上去研究；剩下的就由我们酌情处理和解决，并交有关部门办理。
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一九六七年初产生的。在这之前，中央曾经是两个会议：即中央常委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先后被撤消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政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都先后停顿。这样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务，就全都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当时，他既要管国务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经请求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就以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形式，集体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和解决党、政、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把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也吸收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负责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所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需要毛泽东的批准才能执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中央日常的工作会议。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意见很大，他们要求周恩来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要周恩来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为党中央日常工作机构。
最初，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举行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主要的问题都拿到这个会议来解决。于是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就通过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发泄不满，要求毛泽东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来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开挑战，宣称：“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摧垮。”
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中央常委办公会议开不成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打倒，几乎只剩下了周恩来光杆一人。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早已是这个会议的负责人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一个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我、叶群、汪东兴。不久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也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钓鱼台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专门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为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以外，再也没去住过。
钓鱼台里也有一座楼是供周恩来使用的，这就是五号楼，但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另外，陈伯达住在七号楼。从条件上看，五号楼和七号楼比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要差一点。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都住在十六号楼里。十六号楼是一座大楼，楼上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楼下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般是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整个“文革”期间，钓鱼台都是北京的一块禁地，全部由中央警衛团警卫，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冲击。江青曾经下令，如果有人胆敢冲击钓鱼台，一律逮捕，并且可以开枪。那个时候，造反派可以冲击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冲击过，但是没有人敢冲击钓鱼台。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所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签字以后，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有一次陈伯达提出，以后会议上定的文件，由周恩来一个人签名上报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见，说：“还是总理的一贯作法好，这样可以表示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共同负责。”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谁都没有说什么。就还是照原样办理。经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有时用国务院的名义，有时联名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