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大西南绝对放弃不得，否则等于失去大陆，这样一来，“国际地位”就无从可言了。眼下，要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如果“国籍”没有，岂非空想？于是，仅为政治上的需要也必须尽力而为。对此，老蒋分析过有利条件，比如，四川地大物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人力物力不存在问题。同时，历史经验可以佐证：往远里看，诸葛亮经营蜀地，与曹、吴势成鼎足；往近里看，八年抗战，以西南为后方，日本人鞭长莫及。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即张群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观点，打动了老蒋，使老蒋相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划之前，毛人凤就反对张群的怀柔政策，主张武力解决西康的刘文辉和云南的卢汉。老蒋当然不能同意，相反，作为不刺激地方实力派的表示，还要毛人凤飞赴西南，指导云南特务机构的撤退。
七月重庆行
为何撤退云南的特务机构是取悦地方实力派的一种表示呢？这要从头说。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云南，因其民主运动如火如茶，获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称。抗战胜利后，老蒋采用突袭手段先搞掉龙云，再拉拢卢汉，但仍不能消弥“中央”与地方，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于是，在云南的“毛记”特工组织便支持“中央”势力的代表何绍周，屡屡与卢汉作梗，并且几度勾联中统警宪机构制造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血案，以至于弄得声名狼藉。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衰微，云南人对“中央”的责难之声愈加高涨，特工机构首当其冲，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对象。于是，张群便有了撤退特工机构，以示怀柔的建议。
毛人凤听完老蒋的布置，显得颇为忧虑。老蒋劝毛人凤放心，自信地说：
“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大患，卢汉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不至于马上有所举动。
一方面，中共的大部队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另一方面卢汉本身的兵力有限，只有几十个装备不良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第26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他。李弥的第8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第89军驻在云贵边境，这三个军足以对付卢汉了。因此，目前对云南的重点，是要使卢汉不与共产党联络；不与龙云来往；要尽可能地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说到这里，老蒋狡黠地一笑，接着说：“当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撤退不等于撤消，人少了，不等于事干少了，这个你要多动脑筋。”毛人凤顿时心领神会。
7月上旬，毛人凤飞赴重庆，即与徐远举、周养浩等商量有关撤退方案。
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老蒋决定撤退中央在昆明的税务、审计和特工组织的指示，并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为两句话，即税务、审计可以真撤，唯特工实际上只能是加强。经过一番酝酿，方案有成，7月中旬，正式向云南站发出电令，先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半公开的特务组织，以及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交警总队的番号，统统撤回重庆。卢汉果然对此举双手赞成。
7月下旬，为数不少的特工人员和特工武装开始撤离，看着他们负这担囊的沮丧模样，真以为云南天日重开，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保密局云南站的撤离，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优存劣汰的方法，将一部分精干人员搬到沈醉家里，形成一个袖珍式的“地下云南站”。云南支台依样画葫芦，还暗地里留下一部能直接与台湾、重庆通讯的小型无线电台，设在沈醉家楼下。又如昆明组的撤消，只是撤了组部的牌子和一些身份暴露的特工，没有暴露的尤其是那个在卢汉身边工作的收发室主任王文彬（化名林子华）、秘书蒋某等，非但不撤，而且要加强活动，按指示抓紧发展新的“通讯员”。
其他各地区的组，明撤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而在昭通、保山、东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律不动。再如特工武装，明里，让兼任川滇、滇越两条铁路警务处长的田动云，带领一部分人员大模大样地撤回重庆。
暗里，再让苏子鹄补缺，一肩担双。至于实力最为充实的公开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一个人毛没少，反而让一些“最坚定分子”充当了保密局的直属通讯员。总而言之，毛人凤假撤退，真加强的要求，得到了如实的贯彻。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以资佐证。
8月初，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为执行毛人凤的密令，赶到昆明，悄悄找沈醉商量，能否协助自己去昆明布置一个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
当时，该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等人没有暴露外，又吸收了几个医生，其中有个叫明绍武的，想去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亲戚李瑞峰介绍，地下云南站以资助一千元为条件，发展明绍武参加昆明潜伏组，并希望在他的诊所内安排一名特工。与此同时，毛人凤、任鸿传担心昆明潜伏组出问题，工作难以继续下去，又作了双层布置，另外成立一个独立潜伏台，由重庆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报务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归台湾领导，真可谓煞费苦心。
“真假”余波
正当毛人凤为假撤退真潜伏疲于奔波的时候，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
不久，李宗仁追随而至，那个“变节”的保密局长徐志道也带着一班人马跟了过来。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更何况又代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于是，“真假保密局”的文章又要接着往下做。好在蒋介石已从幕后跃居台前，当上了“非常委员会”主席，原先就很不硬气的徐志道，理该挂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目吧？毛人凤坐在嘉陵新村26号的房间里这样想。
这所房子原是军统大特务曾晴初的公馆，现租给西南特区当招待所，毛人凤借住这里，图个清静。眼下，想到了徐志道的“臣服”，倒指望有点热闹瞧瞧，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戏目”挂出，心里不免有点着急。说来也是对徐志道迷官的痴情估计不足。他抢着大印，舍不得松手，探探李代总统的态度，原意未改，并且口气硬扎地说：“怕什么！美国人支持我，我支持你！”究竟怎么个支持法，徐志道心里没底，李宗仁马上以行动说话。当时，保密局在西南有个外围组织——新社会建设事业协进会，秘书长叫严守三，过去在新桂系干特工，抗战时被戴笠抓起来，改换门庭，成了军统分子。
这几天适逢母亲去世，正在大办丧事。徐志道很想通过严守三，把“协进会”抓到手里，以此作为立足西南、抗衡毛人凤的筹码，便以“徐记”保密局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为诱饵，央请李宗仁代为疏通。李代总统一口应允，并借严守三办丧事的当口，送了一面大祭幛。队伍出殡时，以这面祭幛开路，平添了好些风光。严守三很感激李宗仁，但不愿以领情搭送前程，因此，当李代总统说起徐志道那儿的公干时，严守三婉言拒绝了，声称：有重孝在身，不宜旁骛。李宗仁珍惜身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然而，回过头来，严守三却跑到毛人凤那儿，汇报了“收买”的经过。
毛人风冷冷地哼一声说：“他（指徐志道）还有什么公事可办？等我们把云南警备司令部拿下来，你就去那里当办公室主任。”徐志道出师碰壁，知道重庆已无法立足了，整日里发愁，像个苦人儿一般。一天，老同事陈嘉福来找他帮忙，此人原是军统局汽车大队的一个分队长，戴笠死后，毛人凤批准他请长假，陈便用低价收购了中美合作所的一批旧车辆，成立中福汽车公司，跑运输发财，现在已弄到了几十部车子的规模。
这会儿，碰上当局有令，全部商用车一律征用，陈嘉福不想割舍，便来找徐志道帮忙。徐与毛人凤打擂，处处下风，办办这类事，还算有门。他找到宪兵司令，说明情况，同意让申福的全部车子为宪兵撤退所用，抵达成都后，悉数归还。这样，徐志道便混在中福的车队中，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重庆，奔了成都。
到了成都是否就安然无恙了呢？这是一段后话，索性提前道出，好让“真假”之争就此“结案”。
11月底，毛人凤随老蒋撤至成都，一对冤家，重新聚头。这一回，工于心计的毛人凤不打算等“客”上门了，而是甩出一个先逼后劝的招数，让徐志道“甘心”就范。他先让稽查处长周迅予四下里放风，说是要抓徐志道，逼其出逃。徐若顶不住，真准备外逃，事前必向“国防部”领取机票，到时候，毛人凤暗示航检所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徐扣下来。另一方面，又让廖宗泽出面，规劝徐志道审时度势，自己把大印交出来。廖宗泽受命去署袜北街中福公司办事处，在那里找到了徐志道。环顾四周，深为勉力坚持的惨象而感慨：堂堂一个“徐记”保密局，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办公室副主任陈质平和业务处长黄逸公，一哼一哈，围着个“死神”，除了喘气吃饭，根本就无所公干。廖宗泽一边叹息，一边对徐亮了毛人凤的底，随后又说：
“我们老朋友了，还是怕你出事，这就把大印还给毛先生，不就没事了？”徐志道一脸无奈，却又故作矜持地言道：“我们再研究研究！”接着，便与陈、黄商量，试探地说：“毛先生不就是要这大印吗？我拿着也是祸事，不如交给他。你们以为如何？”说罢，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对黄逸公说：“不过，我可不能自己去交，还是麻烦黄处长吧，你和他有交情。
”黄逸公知道这一年已把毛人凤得罪得到了家，巴不得有个“说清楚”的机会，打着哈哈说：“勉为其难吧！”黄逸公答得爽快，暗地里急煞了陈质平，他生怕失去“立功”的机会，便赶在黄逸公前面，跑到东门街见毛人凤，主动揭发了“徐记保密局”交印的打算，顺便也倾倒出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毛人凤明白陈的来意，当场摆出宽宏大度的样子说：“这要解释什么？你们跟徐先生，都是我安排的嘛！徐先生对不起团体，跟你有什么关系？”说着挠头作感叹状：
“唉呀，你也来得太晚了，给你安排个什么工作呢？”想了想又说：“我们最后的基地在西康和云南，云南那里安排不下了，你去西康吧，还有一个副站长的缺，委屈你了。”陈质平是戴笠时期的老军统分子，常驻国外，以他的资格，给谈荣章（西康站站长）当副手，确实有点委屈，但以追随徐志道的劣迹论处，毛人凤不记前隙，能够给他一条出路，陈感激不尽，哪里还敢论资排辈！
陈质平走后，毛人凤吩咐秘书任鸿传说：“待会儿黄逸公来送印信，你接待一下，给他一个潜伏组长当当。”任鸿传觉得奇怪。黄逸公原是中共叛徒，又当过局部副处长，基本不符合潜伏条件，怎么还让他当潜伏组长？毛人凤哂然一笑道：“他是善变专家，过去叛变共产党。
后来又出卖我，现在又变了，这种人我还带他去台湾？不过，他既然送印来，总算一功，给他个官做，配部老式电台，再配个发报员，发点黄金给他，叫他去西昌潜伏，能潜伏下来与我们通电报当然好，否则，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毛人凤对黄逸公的安排，不算是个特殊，平时，布置潜伏人员，他就主张把中共方面变节过来的人都留下。在他看来，过去国民党强盛时，个别中共人员叛变，除了要保住性命外，同时也为了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实意地卖力干。
这两年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强大起来，这些人叛变，仅是怕死，并非肯诚意地跟着国民党干到底，所以对叛徒只有尽可能地利用。今年以来，“毛记”保密局从南京撤到上海，从上海撤到广州，再撤到重庆，叛徒们也跟着跑，到近几个月，重庆麇集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怕共产党跟自己算帐，都奢望“撤退”到台湾去。毛人凤板下脸来下令，全部去于“潜伏”！
局内人不解，说是有“污点”的同志不宜潜伏。毛人凤说，这些人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再说，台湾地方小，去了只会增加负担，留下来却有许多好处。其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他们官做。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帐，很可能要杀他们，我们就可大肆宣传，我们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的反感。其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涉及到他们的不少亲友。这样，至少要花大量的人力去摸清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厄运。其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就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作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找他们联系，如果不敢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其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们还会留恋我们。据沈醉所言，毛人凤的这些理论和做法，深得蒋介石的嘉许。因此，黄逸公也难出例外。
第二天，黄逸公果然捧着大印来了。千方百计地跟毛人凤套旧情，还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不堪入耳的表功话。毛人凤耐心很好，笑咪咪地听完，像没事似地说：“好，好，我去开个会，工作问题，叫任秘书跟你研究一下。”黄逸公连连点头称是，可一听完任秘书的分派，只好歪咧着嘴苦笑，乖乖地当上了西昌地区特别工作组的少将情报组长。至于徐志道，交了大印，毛人凤不再与他为难，让出一条生路，由他去了香港。
“九·九整肃”
后话说完，再回到8月末，老蒋在执行大西南计划的问题上，与胡宗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此，毛人凤不能公开表示异议，内心里却是倾向胡宗南、宋希濂的。于是，从旁紧打边鼓，在证明地方实力派不可靠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力图影响老蒋改变主意。
毛人凤的工作卓有成效，一大摞不利于卢汉的材料（包括庇护杨杰）堆在老蒋的面前，毛人凤列数要点后认定：云南的问题不是卢汉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包围卢汉的人，要么于掉卢汉，由李弥代之；要么把卢汉身边的人除去，迫使卢汉跟党国干到底，接着，毛人凤以坚定的口吻说了一句极富煽惑力的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绝不能让云南成为第二个湖南！”①蒋经国当时在场，听了毛人凤的汇报，也主张防患于未然。蒋介石沉思了片刻，决定来个折衷，既用张群的怀柔之本，又用毛人凤的威逼之术，随后密令李弥、余程万、刘伯龙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同时又通知卢汉速来重庆见“驾”。
卢汉收到蒋介石的召见令，紧张得寝食难安，去重庆吧？生怕有去无回；不去吧？招架不住“国军”的来势汹汹。听手下人汇报，驻于昆明的二十六军余程万部已进入临战状态，连炮衣也御去了，炮口直指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办公处）。9月5日，蒋经国飞抵昆明，说是父亲特派自己来请卢主席。
接着，张群又拍来电报，卢汉无奈，硬着头皮登上了飞机。
①是指湖南程潜用蒙蔽“中央”的手法，诱使蒋介石，白崇禧上当，将陈明仁部从湖北调到湖南，最后一起宣布起义。
9月6日，卢汉抵达重庆，蒋介石马上召见，经过一番“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在昆明进行“整肃”，并由保密局派员“帮助”，以确保后方①的稳定。蒋介石同意让卢汉把地方团队扩编成两个军，番号为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辖6个师共18个团。但按正规系列，军队里必须有调查组、参谋处二科的建置，归保密局控制。这是老蒋操纵部队的手段之一，卢汉无法反对。
①蒋介石的大西南计划是背靠云贵，固守四川，故云南成了“大西南”的后方。
9月9日，卢汉回到昆明，随机而来的还有毛人凤派出的执行人员，由徐远举带队。当天下午，全市性的大逮捕开始启动，先由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出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的布告。布告称，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规；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布告又称，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自己飞抵重庆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布告发出后，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领省府大队一排士兵，立即跑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查抄了所有的档案文件印信，关闭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卢汉又亲自下令逮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跃、金汉鼎、李祥杰等20多人，由徐远举、沈醉负责执行。
为此，徐、沈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警局刑警大队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称：“卢汉已接受蒋总裁的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务必请大家认真执行。”傍晚，史称“九·九整肃”大搜捕开始。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头执行，每组以宪兵、警察数人及刑警大队特务一名合成，除逮捕卢汉手令中指定的20多个参议员外，还有三项任务：一是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月刊》等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二是查封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三是搜查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院校，逮捕进步师生员工。
晚10时，全城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所有的交通工具停止运行，马路上架起了铁丝网，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大规模的搜捕一直进行到天亮，共有300多人被捕，警察局看守所的全部牢房都挤满了“犯人”。天亮以后，余波未尽，小规模的搜捕还在陆陆续续地进行。
徐远举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赶到昆明西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按照该厂警卫稽查组特务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30多名职工。其他的地方也有不少收获，诸如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的特务，逮捕了进步分子10多名；第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的特务逮捕了进步分子20多名。可惜的是，百密一疏，还是让“大鱼”跑了，其中包括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以及老蒋点名要的杨杰等等。蒋介石很不满意。对此，毛人凤心情沉重。
9月12日，毛人凤偕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乘专机由重庆飞赴昆明。严厉批评下属：“‘九·九’行动没有组织好，准备好，所以没有成绩。”随后决定成立临时指挥部，一边深入地开展搜捕，一边抓紧审讯“犯人”，搞好清理工作，力争及时发现问题，扩大线索，把“整肃”行动推向深入。
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副局长和宪兵团长王翔任副指挥。指挥部之下设行动组，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分管搜捕工作；陈世贤、周养浩任审讯组的正副组长；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任总务处长。
指挥部设在环城东路原昆明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王巍的家里，每天由毛人凤主持汇报一次。
在毛人凤的亲自过问下，“九·九整肃”锋头更健，可是五六天下来，依然没有明显的进展和收获，这使毛人凤非常失望，他担心下不了台，无法向老蒋交帐。决定采用更严厉的手段，哪怕抓错十个，也不能放走一个。于是，指挥部接到毛人凤的命令，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能释放与保释被捕的人。不久，警察局看守所人满为患。一间两丈见方的牢房里挤了40多人，不要说睡觉，连坐一会都得轮班。
蒋、卢相会
毛人凤刚到昆明，本以为这趟差使，耽搁不了多少时间。一个星期下来，搜捕之密，如蓖子梳发，是个虱子跑不了；审讯之严，是条汉子受不了。结果呢？“大鱼”没有，“中鱼”没有，连一部地下电台也没有查获。毛人凤觉得纳闷，总以为事情里埋着蹊跷。于是，铺开另一条暗线，查一查内部问题，真可谓不查不晓，一查吓一跳。头绪最后都汇拢到卢汉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