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由先生这次演讲开始，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作家们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
而阎纲不愧为文学大师，看文章一针见血，从江弦的这篇《无主题变奏》之中，不仅看到了《围城》的方鸿渐，还敏锐的捕捉到江弦在“娜拉”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江弦的思考是放弃革命的激情，以放荡对抗已经逝去的激情和普遍出现的庸俗，又以平庸取代放荡，以对抗庸俗。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是中国小说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面貌。
阎纲的这一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花城》的编辑们读的那叫一个叹为观止。
“原来江弦这篇文章之中还藏着这样的深意，读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出来。”
“对啊，《围城》，这小说我也曾经读过，我说这篇《无主题变奏》里怎么有种熟悉的味道，这份渊源原来是来自这里。”
编辑部的小张一脸诧异，“看完这些大师们的文学评论，我感觉这这篇小说都白读了，你们说，我自己读的时候怎么没读出来这些？”
“那多正常。”
年纪大一些的老同志笑了笑，“是因为江弦这篇小说的层次写的太深了，这就跟挖矿似得，要一层一层的往下深挖，越挖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就越多，但凡是优秀的小说，都有这样子的特点。”
“精彩！”
一名编辑忍不住鼓起了掌，“我真觉得江弦现在写东西，真的都是带着一份鲁迅先生的思考在里面的。”
“是啊。”
另一名编辑也赞同，“之前我在一篇评论里，就看到有人提出过，江弦所写的这个老Q的形象，是想将其塑造成一个和阿Q一样经典的角色。
看了阎纲同志的评论以后才发现，他还和鲁迅先生一样，对‘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进行了思考，假以时日的话，江弦未必不能成为咱们当代的又一个‘鲁迅’。”
“当代鲁迅”这话虽然说的惊世骇俗，但还是得到了在场很多编辑的赞同。
“你们这么说，但人家江弦老师可没想用‘鲁迅先生’的名号来标榜自己。”
一名编辑开口道：“喏，这是江老师刚寄来的创作谈。”
“创作谈？”
“怎么不早说。”
“我看看。”
一句话好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般，在编辑部里掀起巨大轰动。
老周眼疾手快，第一个拿到这份江弦寄来的创作谈，铺在桌上一看。
“‘无主题变奏’创作始末！”
在文章一开始，江弦先讲了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巴拉巴拉。
说自己出生在京城，是地道的京城人。
后来去插队，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吃土豆，因为没别的可吃，在那儿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没法再吃了。
回来以后，就成了“待业青年”，四处叮叮当当揽活儿，有活儿干几天，没活儿歇几天。
江弦说这样的工作也挺自在的，可是渐渐地，他受到了刺激，刺激来自一些朋友，“发小”。
因为那时候没人歇着，不是考大学，就是上夜校，好像不上学就对不起谁似得。
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干这个？一点儿不求上进？就当一辈子待业青年？
可江弦没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好。
“人各有各的生存价值，何必要和大家一个样？为什么要用别人的价值来判断我的？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作.这就是堕落吗？这就低人一等？非要把三教九流分成三六九等？”
江弦说从那会儿开始，《无主题变奏》这个故事就一直在脑海里了。
但当时全社会都是“伤痕”“反思”这样的作品，他还没这个胆量发表一篇这样的小说，也不觉得这样一部小说会有人爱看。
他不敢去写这么一个小人物，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欣赏，又找不到方向。
《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那会儿写了个潦草，也没拿给过人看，等后来他成名以后，干脆又把这档子事儿排到了后面，感觉自己有太多更重要的东西可发表了。
《无主题变奏》这篇从文学上看缺点很多的文章，实在是拿不出手。
可是这些年，看着社会上，一方面是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一方面又是“招摇撞骗”“道德绑架”的精神导师，江弦忽然觉得应该把这篇文章拿出来晒晒。
别人都在说“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的权利。”
江弦不觉得这么讲不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华民族应当占有的一个位置。”
但他只想告诉年轻人：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当时赶着上学的那些朋友，今天又全在忙着挣钱。钱，我不是不想，我也想穿好的、住洋房、开汽车。”
“我现在说这话有点儿大言不惭，因为我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些，可在我看来，如果当初要为此付出、牺牲的那些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那点儿自由、闲散，我是决计不肯去交换的。”
“.”
“写的真好！”
编辑老周看的那叫一个精神抖擞。
“以前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不是都说，江弦是最懂青年人的作家么？”
“照我看，这话说的真是没错，这话说的太特么对了！”
“要我看，江弦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你别无选择》，加上这一篇《无主题变奏》，可以一块儿组成一个系列，就叫‘青年三部曲’！”
“好主意，美国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做无数美国青年的‘救命神书’，照我看，江弦这个‘青年三部曲’，也能被当做咱们中国当代青年们的‘救命神书’。”
“好想法！”
《花城》的主编苏晨站旁边听了半天，听着这个提议，登时眼前一亮。
“这样，咱们准备准备，我去找江弦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期，就做一期专号，刊登这个江弦的‘青年三部曲’，全文刊发这三篇小说，再整理一些文学界对这三篇小说的重要评论。”
“那这一期‘青年三部曲’的专号，肯定能再创下一波新的发行记录！”有编辑激动说。
有了这个计划，《花城》的编辑部成员们又是一阵亢奋。
另一边，江弦也很快接到了《花城》的电话，听来了这个“青年三部曲”的事情。
“青年三部曲？”
“有点儿意思。”
对任何一名成名作家来说，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三部曲”：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但丁的《神曲》三部曲：《地狱》、《炼狱》、《天堂》。
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两诗人》、《外省伟人的巴黎》、《发明家的苦恼》。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以及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江弦写作这么久，因为合成的关系，一直都是独立发表作品，没有做过什么系列小说。
没想到这次误打误撞，竟然让《花城》给他捣鼓出这么个“青年三部曲”。
而这三部小说，放眼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是最适合组成“青年三部曲”的三部小说了。
说他们是“青年三部曲”真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因为整整几代的青年人，都从这三部小说之中获取了鼓舞和力量。
《花城》要做这个专号，江弦欣然答应下来。
他当然明白，把“青年三部曲”做杂志专号的话，相比于出版这么一套“青年三部曲”的丛书，会让他少赚很多的钱。
但对于如今的江弦来说，计算一下他现在的资产，这笔稿费他已经不太能放在眼里了。
就像是他如今在刊物上发表小说。
他完全能以出版的方式发表，赚取更大的利润，却非要在刊物上发行。
相比于稿费，江弦更在意稿费之外的别的收获，那就是自身名气的提升。
在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所带来的名气提升效果一定是大于出版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发表小说在刊物上，不仅可以提高作品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可以为作家本身带来更广泛的认可和影响力。
这份好处是花钱都买不来的。
第501章 熟悉的名字
10月中旬，王扶编辑骑着自行车，匆匆来到《人民文学》来到新侨饭店聚餐。
“老王，怎么来的这么慢？”等待她已久的崔道怡一见面就忍不住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家里有点儿事儿，耽搁了，没来迟吧？”
“没呢，还没开始。”
崔道怡陪着王扶一起踏入饭店里，饭店已是熙熙攘攘的模样，《人民文学》和《人民文摘》两家编辑部今天齐聚这里，非常热闹。
“江弦来了么？”王扶问了一句。
今天的聚餐，可以说就是为了江弦举办的，欢迎这位新主编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
“那不是么。”崔道怡指了指人群中江弦的身影。
他个头本就高大，在一众普通身高的编辑之中颇有些“鹤立鸡群”，脸上是令人羡慕的英俊和年轻，一身中山装给这份年轻平添了几分成熟。
“这么年轻的主编啊！”
王扶忍不住感叹。
“是啊，原本以为王同志就是咱《人民文学》最年轻的一任主编了，没想到这个记录这么快就被打破了。”崔道怡跟着感叹。
王蒙主持《人民文学》的时候正是五十出头的年纪，这年龄绝对算不了多大，在他之前主持《人民文学》的光未然都七十多的高龄了。
之前作协内支持刘鑫武主持《人民文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刘鑫武毕竟四十多岁，要比江弦年长许多，毕竟年轻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做工作的优势。
可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年轻的可怕的江弦。
“你说谁能想得到呢？”
王扶感叹说，“当年江弦第一次来咱们社里，还是那么青涩一个作者，我记得投的是《芙蓉镇》这篇稿子，是我给他当得编辑，稿子还是我俩一块儿去《当代》刘茵那儿抢过来的。”
“一晃过去这么几年，他竟然要来咱们《人民文学》当主编了，这缘分可真够奇妙的。”
“呵呵。”
崔道怡明白王扶心中的那种感觉，他又何尝没有这么想过。
“以江弦在文坛的耀眼，走到这一步，是迟早的事儿。”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