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能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那种随着80年代即将结束，文学也跟着走向衰退的颓势。
这让他们更加倍的珍惜每一篇好稿子。
前段时间，他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一篇《人生》的作者路遥的稿子：《平凡的世界》。
于是铆足了劲儿，为这篇小说造势，打算全力推出这篇小说。
结果不仅在小说的讨论会上遭遇了评论家们的“千夫所指”。
在发行量上也惨遭滑铁卢。
一部《平凡的世界》发表出去，连个水花都没溅出来几滴。
唯一的一点儿关注量，还是因为江弦在小说的讨论会上和评论家们“舌战群儒”的趣闻，导致读者们有些好奇这篇能使江弦和评论家们观点两极分化的小说。
这事儿虽然刺激了一点儿发行量，可也架不住《花城》这次的投入大啊。
总的来说，这次投入，《花城》并没取得多大的收益，这让《花城》的编辑们一阵沮丧。
直到那天，主编苏晨拿出了一份稿子.
《无主题变奏》，江弦。
和当时《平凡的世界》在研讨会上造成的奇异景象相同，这同样是一部令《花城》编辑们评论两极分化的小说。
一部分编辑觉得这都称不上是一篇小说。
这怎么会是一篇小说呢？
这小说就连剧情都不连贯！
而且讲的东西也不对劲儿啊，作为年轻人，怎么能什么都不去争取呢？一点儿都不求上进？
还说什么：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这太“邪乎”了！
而另一部分编辑，则将这篇小说视作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觉得江弦这小说写的太好了！
江弦格局太大了，他作为一个成名作家，作品畅销全国，却说：
“写书不是自命不凡的文人的特权，思考也从来不是上位者的权利。”
太牛逼了！
光是这一点儿就让这些编辑喜欢这小说！
真他妈的喜欢！
用某位编辑的话说就是：
“这小说写的东西就像老家河里的污泥，不会让你感到肮脏，反而会让你觉得给劲儿，让你觉得痛快。”
“看完以后，我总想朝阳台底下的人群说一句：关你们他娘的屁事儿！”
《花城》毕竟是追求创新，追求实验性的刊物。
而且这小说还是江弦的小说。
就算是编辑部内部反对的力量再大，也绝不可能拒绝江弦的稿子。
就在这种背景下，《无主题变奏》在《花城》1986年第六期上发表。
一发表就爆了。
文学界、评论界以及读者方面反响都很大。
《花城》的编辑部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百封信，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军人、警察、农民、打工仔以及精神病人，各种各样的读者到《花城》的编辑部来，和编辑们探讨人生。
毫无疑问，《无主题变奏》这小说火了。
光用“火”这一个字来形容都算保守了。
《花城》都记不清，编辑部上一次忙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时候了。
嗯.
好像上一次也是发表的江弦的小说。
苏晨几乎每天到编辑部，都能听到有关《花城》1986年第六期加印的事情。
时至今日，发行量早已破百万，一百六十多万份，向着两百万份的发行量展开冲击。
这么巨大的发行量，足以在《花城》创下一个新的记录。
而且这个记录还在不断的被自己刷新。
当然了，恐怖的发行量背后，是文学界和评论界对《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的巨大争议。
一向象征文学界官方意志的《文艺报》，这几个月里接连刊登了数十篇对《无主题变奏》的评论文章。
有时候一个版面上，数篇文章竟然全部都是关于《无主题变奏》，并且其中有褒扬有批评，一时间都无法达成同样的论调。
这在文学界绝对是罕见的，也是独一档的。
但如果创造这种堪称数年一遇文学现象的人，是这数年间文学界最耀眼、最有分量的作家江弦。
那这一切就都变得合理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围绕《无主题变奏》展开讨论的评论文章，作者一抹水文学界、评论界赫赫有名的评论家。
其中有“国字号”评论家雷达的《平庸之世：读江弦“无主题变奏”》：
“江弦放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叙述方式，可见他摒弃了传统生活的价值观念，选择了对世界的批评而不是批判。
这既指他对世界阴暗面的不满其表达不成体系，亦指他对社会的鄙夷不带有大字报般的火气。
他就是写一个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悦。
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有着小机智小聪明的年轻人，有血气，有幽默。
有人评价道：‘作者用的是一种粗轮廓勾画人物面貌，细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
诚哉斯言。
于是乎，《无主题变奏》便给了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拼命装腔作势也给不了的感觉，江弦没有用说教而是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给予了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主人公对诗人‘现在时’的调侃、对作协老头子们的嘲讽和与老Q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对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贝多芬交响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颤抖在字里行间。”
除了雷达，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的阎纲也撰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
“现代社会过着的是一个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诗的生活，这是一个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尽管在平庸之世会有种种庸俗的行为出现。
一个人过着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搅扰的生活，并没有需要恐惧的地方，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益，人的平庸化其实是在慎思之后，收敛自己拳脚，放弃不切实际的激情，安安静静一个人自顾自美丽的生活。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我们没有经过理性来思考我们过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随其他人的生活，这就是庸俗”
在高度评价过这篇小说以后，阎纲又提到了《围城》这篇小说。
他觉得《无主题变奏》之中嬉笑怒骂的“我”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非常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
只是方鸿渐最终也将自己给绕进围城当中，而“我”似乎还看不出迹象。
《围城》最初在40年代开始连载，当时在上海、香港曾经有人发表评论，不过解放以后，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围城》这样风格的作品，几乎没人问津。
所以别看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在后世声名斐然。
其实在现在，钱钟书和《围城》在大陆仍旧是默默无声。
但近些年，这部小说忽然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香港那边儿不断盗印。
国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把《围城》看作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品，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阎纲提到《围城》，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
这部小说真正再次翻红，还要等到电视剧《围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围城》之后，阎纲又提到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作家一个世纪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
第500章 江弦的“青年三部曲”
1923年，鲁迅在京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稿
《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演讲稿里的娜拉，源头来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里，女主角娜拉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绅士又爱她的丈夫和一群可爱的孩子。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娜拉可能会一直活在这种表象祥和的生活里。
但是故事总要把真相揭开给人来看。
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女性并没有作为贷款签字人的权利。
然而女主人公娜拉为给自己的丈夫海尔茂治病，于是瞒着丈夫，伪造了一份父亲的签名向柯洛克斯泰贷款，这就犯下了伪造字据罪。
在丈夫度过生命危险之后，她又扛下了借贷的后果，做着繁重的抄写工作还债。
之后，娜拉的丈夫痊愈后升职做了经理，娜拉请丈夫为她的朋友林丹太太找一份工作，娜拉的丈夫因为忌惮下属柯洛克斯泰已久，便开除了柯洛克斯泰，顺势让林丹太太顶替了柯洛克斯泰的工作。
柯洛克斯泰气不过，直接掏出了当年娜拉伪造借债的字据作为要挟。
故事的冲突由此展开。
在娜拉伪造签字一事暴露之前，丈夫海尔茂是一位绅士、疼爱妻子的好丈夫，他对妻子满是甜言蜜语，甚至说出：“娜拉，你不知道，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讽刺的是，事发之后海尔茂立刻变了嘴脸。
他在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
相比于娜拉对爱情的忠贞守护，海尔茂做出的只有辱骂对方和想办法甩脱责任。
他并没有去想，娜拉这么做是为了自己才以身犯险，这样的丈夫担不起娜拉的爱。
娜拉非常失望，她的丈夫原来并不是她以为的高尚且有担当的人，他因为忌惮下属的能力而借机开除下属，又因为一己私欲打发走垂危的医生好友，如今面对危险连夫妻的情分都不顾，说到底这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娜拉这样真诚勇敢的女性，是不能容忍曾经崇拜的丈夫原来是个虚伪市井的小人的，自此，丈夫海尔茂的伟岸形象在娜拉心中轰然倒塌。
即便当危机解除后，海尔茂又立刻恢复了对娜拉的甜言蜜语。
但娜拉不能欺骗自己装作什么也没看清，也不再把丈夫当做心灵的支柱。
她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
《玩偶之家》在这里落幕。
门一摔，剧终了。
而娜拉出走以后会怎么样呢？
易卜生没有留下答案，他甚至轻描淡写：“我写那篇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在鲁迅看来，易卜生这种作诗的人，他写东西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代为解答，而是像是黄莺那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鲁迅先生分析说，娜拉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